对话：代际划分与诗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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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代际划分与诗歌经典
                    ——关于近年来诗歌代际划分以及相关命名的对话
                           《中国诗人》2010年第二期  

朵渔（天津，诗人）
张德明（广东，教授，诗歌批评家）
赵金钟（广东，教授，诗歌批评家）
张立群（辽宁，《中国诗人》编辑）

   “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是近年来诗坛的热点话题。除了70后、80后以及90后等年代命名之外，“中间代”、“中生代”也是近年来理论探讨的热点。以2008年围绕两岸三地的“中生代”诗人讨论为例，其涉及范围就使1960年代出生并在9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凸显出来。但显然，上述现象涉及的内容是复杂而多义的，为此，本刊在这一期选择这样一个话题，期待借此对话，将问题给予一定程度的拓展。

   张立群：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已经成为今天常常谈及的话题。能否在整体描述或者印象点击的前提下，说说他们的写作倾向？

   朵渔：我们这里是一个老人思维的社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尊老爱幼的出发点其实是尊老，青年永远不被信任，骑上马还要送一程。有些诗人都快五十了，还被称为青年诗人。青年诗人的意思是，毛头，你还嫩，还可后观。事实上，我们这里大部分诗人，在其三十岁之前可能就已经把一生中最好的作品都写完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最老的70后都奔四了，但在主流评论家那里，还是“诗坛的希望”，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90后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70后已人近中午了。这一代诗人里，该呈现的东西都已呈现，你说他还不够成熟或不够分量，那也许只是上一代人的看法，另一种老人思维。我们这里的很多评论家其实是“思不出第三代”，没有持续跟进的精神和胸怀。要说整体的写作倾向，也只能是笼统的来说。70后本身就很分裂，风格、路径、精神追求多元。一个普遍的感觉，70后稍显犹疑，他们既没有老第三代们的快活与灿烂，也没有80后的自然与放松。这代人走走停停，聚聚散散，耽误了太多功夫。一竿子插到底的人物太少了。一以贯之，确乎其不可拔，如此才会有大诗人。这可能也是70后经典化迟缓的自身原因。另外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诗和人，其实就是无“心”，写出来的东西或冷或怪，或炫或恶，逞一点小才。80后有一个更为自由的成长背景，经验的积累、学习和自我启蒙的过程都比上一代诗人要短。这一代人的精神自由与生俱来，生逢其时。他们所需要的也许是一种压力吧，以免精神上过分的蓬松。90后正以75°角呈上升势头，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就是他们目前的倾向。

     张德明：说实话，我对代际意义上的诗歌群体关注并不充分，也很少做整体上的归纳与描述，我感兴趣的是诗人个体，也倾向于从个体的诗歌文本上来看待当代的诗歌创作现状与特色。不过，如果一定要在整体上对70后、80后和90后的诗人做一些陈述的话，我以为，这三个群体目前所呈现的诗歌情状和在当代诗坛的历史地位都是不一样的，因而不能等量齐观。70后的诗歌声誉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无论是从诗人的文学年龄还是创作实力上来讲，都是其间最强的一群。80后都是在新世纪之后逐渐为人所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还处于上升期。而90后诗人正处于中学和大学阶段，他们的诗歌经验和写作路向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因为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段落里，这些诗人在题材选择和手法的调用上显示着相当的自由和灵活性，他们都是90年代“个性化写作”诗学倡导的直接受惠者，书写个体的心灵隐秘以及对现代社会的一己之见，成为这些诗人共同的审美特征。

   赵金钟：20世纪最后几年，“70后”诗人的概念开始流行。1996年，《黑蓝》民刊在南京成立，陈卫在《黑蓝》上发表文章提出了70后的概念。这大概是诗歌70后概念的最早提出。之后，陕西的一份民办诗报直接以《70年代》（1999）命名。而将这一概念推到极致的则是广东省的两份民办刊物《诗歌与人》和《诗文本》。黄礼孩主办的《诗歌与人》连续两期以大容量推出70后诗人作品（创刊号和第2期）。由于这份刊物宣传范围较大，诗歌70后概念很快得以传播。“70后”叫响后，“80后”、“90后”便顺势而出。由于年龄和积累的差异，三“后”的诗歌成就是不一样的。“70后”正值创作旺盛期，他们已经成为当下诗坛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一群体直接承受了朦胧诗和第三代（新生代）的影响，所以，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难免带有“过渡”色彩。“80后”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在诗坛产生影响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然而，由于多数人的“独生子女”身份，又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多的带有“私密性”与“个性化”的色彩。“90后”刚刚“破土”而出，作为创作整体只是初现端倪，人们对它的描述也更多的是一种预设。

   张立群：以10年一个代际命名诗歌写作，显然有其笼统性，但晚近诗歌历史的近距离又常常使我们必须这样并约定俗成，能否就此谈谈看法？

   朵渔：约定俗成其实无可非议。一个方便的说法而已。为什么会约定俗成？还是因为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阶段，十年就会造成一个新的精神地质构造。70后的生存背景是集体主义的尾巴，全程感受30年的大变革，对集权时代有深刻的记忆；80后是历史尾巴消失的一代，全球化时代的弄潮儿，应该更为轻松和热情；90后的经验和老70后就像隔着两个世纪，他们对广场的记忆就像我们对文革的记忆。代际划分既有其便利性，也有历史地貌的沟壑作为自然分界线。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代际划分凸显，而流派划分隐没，好像“70后”这个筐真的就能装下一代人，无论他是萝卜还是白菜。这事实上也遮蔽了很多真相。另外，如果90后、00后地这么一路划下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评论家们其实可以主动点，不要被诗人牵着鼻子走。

   张德明：我通常将当代诗歌的这种代价命名看作是一种临时性的诗学策略，并执意认为这样的命名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终将得到改变。在我看来，代际命名看似一种简约的诗歌指认，其实正是当代人某些微妙的心理意识的现实体现。概括起来，大致体现着这样一些心理意识：第一，入史情结和文学史焦虑。诗人从事创作都希望能迅速得到当下认可，也能为历史所记录。然而，由于年轻诗人们在创作上并没完全定型，构建出独特艺术世界的诗人个体并没真正树立起来，因此只能对历史作结群叙述，以群体的姿态展现当代诗歌创作的某种实力。这既是诗人们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表征，也是他们急于入史的心理使然。第二，文化现象描述的社会学干预。代际命名的原始出处来自社会学的分类法，诗歌界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群划分挪用到，这是当代思潮对诗学命名加以影响和渗透的必然结果。企图将现实生存的人们迅捷而准确地划成若干个板块，这是当代人理解历史语境和时代征象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学认知，这种认知在当代人的心理图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代际命名不光出现在诗歌界，在其他文艺领域也同样存在。第三，诗人私密空间的萎缩。代际命名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应当看作是当下历史真实的直观再现。近10年来，随着社会资讯的日益发达和文化体制的日趋成熟，人们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历程显示出惊人的同质化倾向，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中公共空间的极大拓展必然带来了个体私密空间的迅速萎缩，这使得70后、80后和90后的诗人在走向诗坛时就带有着鲜明的群体印记，代际命名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准确写照。第四，诗评家命名能力的低下。用代际方式来命名诗歌群团，这是一种容易操作的理论表述，而且也能很迅速地将诗人归入某个类别，但这种简便的操作规则恰是一种最不准确的命名方式，因为它无法凸显诗人个体的诗歌特点和时代的诗歌追求。可以说，代际命名的出笼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诗评家命名能力的严重匮乏。

   赵金钟：诗歌上的代际命名是受社会学的启发而来的。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10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好处是近距离地逼近当下历史。以10年一个代际命名诗歌写作，显然有其笼统性和不准确性。它将牺牲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个性，并主观性地粘贴上许多牵强的元素。因为历史是一个不间断的“流”，任何一次“断流”（或断代）都是人为地。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某一“流段”与另一“流段”在整体上存在着某些异质，但“流段”与“流段”交接处则绝对是“同质”大于异质。一个1969年出生的60后诗人，其时代影响因子更接近1970年出生的70后而非1960年出生的60后。站在这一时间点上看，他（她）更像一个70后。这就是以10年为一个代际命名的尴尬。但是，这种命名方式或命名思维还是盛行开来，特别是在70后被叫响以后。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人的“有意而为”。在科技和资讯日益发达的当代，冲刷和覆盖的强度与速度高于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不能活在当下就意味着不能“活进”历史。时间的河流似乎只给诗人一根稍纵即逝的稻草，抓住了就进入历史的河床，抓不住，就永远被埋在泥沙之中。入史情结与入史焦虑，使得在现实情状中已感渺小的诗人放弃自己遗世独立的姿态走到一起，寻找集团突围的通道与力气。这也是他们乐于办同仁刊物与网站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有意而为”。他们为了叙述的方便，而采取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诗评家，这种代际划分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诗学策略，文学史最终认可的应该是抓住了特色、涵盖了理论个性的流派或集团命名。

    张立群：从上述话题回顾历史，所谓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再到90年代诗歌，诗歌历史的大浪淘沙使无数老面孔及其创作成为“经典”，而一些新面孔也逐渐成为诗坛“中坚”。这使诗人、理论家常常期待历史可以获得一种稳定的陈述，能否就此现象结合当下诗歌的命名，比如“中生代”、“中间代”以及“中年写作”畅所欲言？

   朵渔：当代诗歌的经典化其实是一种“小经典”，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经典。若在千秋万岁名的意义上看，当代经典就是一个笑话。理论家们能否获得一种稳定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观察力和陈述能力，他的理论深度、开放视野和预见性。你不能等那果子在枝头熟透了再摘下来品评一番，说这果子是甜的。你也不能人云亦云地说那最红的果子就是熟得最经典的，它也许内心有个虫子呢？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期待别林斯基式的人物，那种献身般的热情、卓越的预见性和强大的凝聚气场的能力，那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一个时代之文学风向的评论家。这是对理论家们的期待，我相信真正一以贯之的诗人不会有兴趣去关注什么“稳定的陈述”，这种陈述和他关系不大。如果他端坐在文学史的第三章而自己的下一首诗依然渺无踪迹，他不会安心的。

    张德明：“中间代”作为一种代际命名，所指称的那群人，大概就是出生于1960年代而尚未进入此前的文学派别的优秀诗人，这个诗人阵营确乎存在，因此这样的命名一经提出，即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中间代”诗人是继朦胧诗和第三代后在新时期显示出强大诗歌力量的群体，从90年代至今都在诗坛发挥着“中坚”的作用，是中国新诗艺术继续生长和显现的历史证据。这些诗人在当今的显山露水，某种意义上说强化了朦胧诗、第三代的“经典”意义，因为客观地说，“中间代”诗人都是吸收了朦胧诗、第三代的艺术营养而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认为，诗人和理论家对“中生代”、“中间代”（包括70后、80后和90后）的代际指认，从某个角度说是在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的经典性张目。

    赵金钟：命名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策略。如果抓住了特征、昭示了个性，就是一个好的或成功的命名。“朦胧诗”就是这样的命名。虽然命名者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肯定这一流派。相对而言，其它几个命名就没有这样的魅力。比如70后、80后、90后，“中生代”、“中间代”、“中年写作”等，它们强调的更多的是时间，是作者的出生年代。与此相联系，是强调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或者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诗人是想借此而张扬个性，彰显存在。而文学史家也恰恰喜欢利用这个便利来进行自己的叙述。“文学史的惯例是以时间为纵轴来解析空间——即某一时间的横切面，在横切面上，要么解析文学流派或文学社团，要么依然从时间的角度来解析文学现象或文本。而一旦进入时间，代际也便自然裹挟其中。”（拙文《中间代离文学史还有多远？》）这样，以只显时间不显性状的方式进入文学史的文学现象（命名）就显得没有意义或可有可无。这也许即是代际命名的真正尴尬。不过，出于研究或叙述的需要，这些命名在近距离地观察当下诗歌中还是具有其特定的意义。

   张立群：任何一个代际乃至诗歌历史的命名，都会产生崭新的诗歌地质构造，进而划分新的诗歌群落，这一逻辑的衍生物成败与否，需要历史的检验，能否结合历史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朵渔：我想应该是新的诗歌地质构造产生了新的代际划分或命名，而非相反。你说现在提出“90后诗歌”这一概念有意思吗？新的一批小动物还没出现，笼子倒先做好了。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是个问题。代际划分对于一代人的出场意义可能更大一些，但出场之后怎么办？生旦净末丑，你总不能用一台戏命名所有角色吧？我觉得尽量还是鸟归鸟、兽归兽，这样来分类比较好一些。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凸显流派或风格。我是不愿意跟一帮没心没肺的家伙呆在一个笼子里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三代”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笼子，经常被贴上“日常主义”、“反英雄、反文化”之类的标签，这造成了巨大的遮蔽。比如从黄翔、北岛一脉而来的愤怒的、反抗的诗歌，到了“第三代”的孟浪、廖亦武、余心焦等等，基本上就被遮蔽了。

    张德明：的确，对诗歌历史的某一命名必然会引发人们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审思和重新构建，这在以往并不鲜见。比如“九叶派”的出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80年代之前，因为《九叶集》未曾出版，人们对以郑敏、穆旦、袁可嘉等为代表的这批诗人并没采取“九叶”这样的称谓。但自从《九叶集》在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人们对这一群诗人就有了新的命名方式——九叶派。目前许多文学史都采用了九叶派这个名称来指称40年代的这个诗歌群体，虽然这样的称谓并不一定与历史事实完全吻合。当然也有一些文学史家对九叶派的称呼提出过强烈的质疑与反对意见，据我所知，陆耀东先生就是持反对意见者之一。他认为九叶派的称呼既是对历史的简化，也是对历史的扭曲，并认为当时还有一些诗人比如何其芳的妹夫方敬，其创作水平并不在九人之下。陆先生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可能是因为这种实情的存在，一些文学史著述并没有简单沿用“九叶派”的命名，比如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40年代的这些诗人启用了校园诗人群和中国新诗派来命名之。

    赵金钟：其实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命名都是有“代际”或“年龄”的基础的。这是“代沟”在文学实践中的反映。吴思敬先生认为，代际划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隐性的代际划分，“这种划分表面上无代际标记，实际上则暗含着年龄段考虑”；另一种情况是显性的代际划分，“即明确地以出生的时间段落为划分依据”。（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七月诗派”、“朦胧诗派”属于前者，而70后、80后则属于后者。从历史经验上看，前者更容易进入文学史并为后来者所认可。因为它们不仅体现了时间（年龄）内涵，更反映了被命名者的理论个性与创作特色。后者则易于被时间所淹没。因为它只强调了时间，而时间是流动的。20世纪有70年代、80年代，21世纪、22世纪也有，面对这种情况，23世纪的诗人在描述他们的祖先时就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

    张立群：能否就自己熟悉的一个代际诗人群谈谈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当下诗坛处于怎样的地位？

   朵渔：任何一个代际诗人群，我都是只熟悉其中的一部分，而不熟悉其全体。以“70后”这一群体为例，写作风貌真是五花八门。有心与无心，恃才与傲物，善与恶，左与右，很分裂，彼此交流也存在障碍。诗人大多唯我独尊，弄到一起难免产生龃龉。你不能让所有的肉都烂在一口锅里。整体而言，这是普遍晚熟的一代，浪费了多年光阴，专心致志者、特立独行者还是少了。其实也不必寄望太高，好诗人总是凤毛麟角。前段时间看到张清华老师在谈“70后”诗人的经典化问题，我也觉得应该关注“70后”诗人群中所呈现的新的美学创造和精神动向了。

    张德明：相比之下，我对“中间代”诗人要更熟悉一些，这些诗人由于受到历史的长时期遮蔽，因此有一个时间不短的蛰伏期，有幸的是他们能在沉潜中深入地体察时代，于沉默中努力地探求诗艺，从而给中国当代诗坛提交了不少优秀的诗章，比如伊沙《车过黄河》、臧棣《我喜欢蓝波的几个理由》、侯马《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安琪《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陈先发《丹青见》、雷平阳《祭父帖》、路也《江心洲》、老巢《空着》等。毫不夸张地说，这群诗人仍是当下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至今都葆有着创作的激情与活力，是值得尊敬和重视的一群人。

    赵金钟：就目前情况来看，“中间代”和“70后”都是诗坛的中坚力量。“中间代”曾经是一个被遮蔽的诗歌群体。但现在这批诗人已经乘势而起，他们中的不少人业已成为中国诗坛的名角或活跃分子。如侯马、安琪、蓝蓝、陈先发、余怒、朱朱、格式、徐江、寒烟、周瓒、娜夜、王明韵、路也、老巢、远村、马策、桑克、赵思运、赵丽华、中岛、西渡、臧棣、谭五昌、马永波、黄梵、老刀、汗漫、树才、秦巴子……，他们已以各自的姿势呈像于当代诗歌银幕；他们创作的诸如《他手记》、《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野葵花》、《守夜人》、《闹钟》、《阻滞》、《起风了》、《八月之痛》、《群像》、《二十七年以后》、《江心洲》、《那个秋天》、《一个钟表匠的记忆》、《空着》、《蛇》、《爱情植物》、《一九九七年之书：纪念一个中国的良宵》、《水之书：守望黄河》等等诗作，已经可以作为经典摆在当代诗歌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