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啃：黄色潜水艇的幸福生活——吕栋答问录
1． 你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既然你我都认同“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才是野蛮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写诗，并很少写作？
大前年，以前诗社的一位朋友重新找到诗歌史上失踪多年的我，粗暴地把我拉回到那些与诗有关的事件与人物面前。说真的，这件事让我有点诚惶诚恐。我把能找到的以前写的诗全找出来，偷偷地读了一遍。很难为情。不是一句“悔其少作”能够消解我的难受，实在受不了那种矫情和做作。当年逃离诗歌，一直以为是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萎顿所致。现在看来，不写，主要还是因为写不好。
写诗的时间其实不长，前后大约五年光景。记不清怎么开始的，反正在1990年前后。有两个人的死，也许是诱因。一个是海子，我最早读到他的诗就是在他卧轨不久，《诗歌报》上讲他的死，用了他那首《死亡之诗》，“水中的少女/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家”。很震撼。还有一个是方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学长，淳安人，喝农药死了。诗社纪念他，沈泽宜老师讲话很沉痛。也很震撼。那个年纪，十八岁，你知道，死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问题，很想弄清楚。
归根到底是力必多的作用，写诗似乎是很酷的思考方式。但结果我把自己整个儿绕进去了，出不来。师专毕业后被发回原籍，在乡村中学里，每夜都跟自己过不去。最后逃了，用麻将来救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文青，一条标准的溃退之路，连刻奇也算不上，是不是？
所以，我写诗或不写诗，大概和奥斯维辛无关。当然，也与和谐社会无关。
另外有件事好像没跟你说过。读高中的时候参加文学社，你知道我写什么？写杂文，是社里唯一的一个。那个时候的《杂文报》很好看，我记得鄢烈山的名字经常出现。以为自己的笔真的是匕首与投矛，忧国忧民，做出横眉冷对的样子，学着绕着弯子骂人。我们的文学社名叫“我们”，出社刊，封面上汉字下面标着大写的拼音，WOMEN，被同学们狠狠地嘲笑。本人最早的作品居然“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羞死。
你看，我往文学的两个相反的方向试了试水，都浅尝辄止。少不更事，很失败。
我笔拙，写字特别费劲。每篇文章都靠憋，靠挤。千把字码两三个小时那算快的。（咕咚同学给我作过精神分析，说我是典型的强迫症，干什么事都比别人费劲。）现在教书，是重体力劳动。一天体力活干下来，多余的力气读点书已经是显得很小资了。偶尔写篇文章，常常弄到两三点，要好几天才缓得过劲来。说到底，还是道行不深，否则，写字不至于这么痛苦。
2． 面对一些个人的或者公共的事件的时候，你有表达的冲动吗？如果有，这种冲动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说来不好意思，我本质上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大约跟家庭和教育有关。（下次再向咕咚同学咨询一下，再来汇报。）学生时代曾经刻意地张狂，其实透着心虚。新世纪前后开始上网潜水，没日没夜，不知今夕何夕。闹不明白从哪个旮旯里冒出这么多牛人大虾，吓着了，不敢吱声。瞅瞅自己，觉得被诗歌和先锋派们耽误了，才知道曾经的诗人梦实在太不靠谱。于是追着牛人的后脑勺读书，读得高兴，也读得寒心。要不是那次头脑发热跳出来跟人打架，遇见你们这群坏人，我可能现在还在老老实实地做我的潜水员。如你所知，我在网上比较拿得出手的基本上都是板砖，党同伐异，专做腻歪损人的事。
所以表达对我来说不是有没有冲动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切的言说之难。网上混久了，越来越不愿意作简单的表态，也不愿意轻易地挑边站队。拍砖容易，这不需要有太多价值的担负，大不了换个马甲再来。但与你一样，我越来越相信，重要的是“用真实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公共事件尤其如此。以我的迟钝，常常感到难以在事件发生之当时，就把问题看清楚想清楚，然后说清楚。（信息的半屏蔽状态也是一个障碍，这一点对于小地方相对闭塞的信息环境来说更加糟糕，经常是网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这儿才进入“有事”状态。）所以对公共事件，我的确常常满足于一种阅读的欣快——都第三个本命年了，还在接受启蒙的阶段，真不好意思。对我来说，读牛人写的牛文比自己缠绕不清来得有趣。当初开博客的主要目的除了记书账，就是用来收藏牛人牛文的，一直如此。
眼下我更倾向于只对我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事情说话。况且学理扎实的批评确实非我所长，感性的叙说可能好一点。前阵子打算在自己这三十几年里寻找一点脉络出来，写点纯个人的、以细节为主的、生命里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是当年关于八九的叙说那种思路。可是这也不容易，还是上面说的原因，体力劳动过于繁重，少有钩沉索隐的静心。
表达很重要，但我现在更愿意把表达的冲动释放在课堂上。按傅国涌先生的定义，课堂的相对封闭状态决定了这种表达不能进入“言论”的范畴——做“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是没希望了，呵——但它与我的职业尊严有关，我也很看重它。关键是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做到的事。
3． 我觉得咱俩有很多相似点。比如都甘于做一个俗人，梦想过上游手好闲的日子。那么，作为一个俗人，你幸福吗？你如何确知这种生活是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
单位里每周有法定的“政治学习”，内容是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最近几次领导常与我们探讨教师这个职业的幸福感——“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参照对象是工人兄弟和农民朋友。言辞恳切，不容置疑。总之作为教师，我们的幸福是这样的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体制取消了你不幸福的理由。所以职业幸福似乎不在可讨论之列。
问题前面的限制语加得好，那么，我们就来谈俗人的幸福。
俗人的幸福，就是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从这个角度讲，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所谓天伦之乐，但凡俗世生活应有之义，差不多没有一丁点儿缺损。儿子出生那天，我编了条短信发给所有的朋友：“公元两千零三年八月五日十六点二十三分，吕栋二世顺利降生。母子平安。此刻开始，吕某本人携全家接受您的祝福。”特别臭美。这么点的小东西，我放在枕头边看了一夜，一个劲儿地自我感动。感到世界顿时完好无损，感到俗人的幸福，至矣足矣。五年来，看着儿子长大，时时惊讶于生命的奇幻变化，这种幸福无以复加。
但是，俗世幸福似乎过于美好，反到生出一些困扰。比如说，眼看着儿子渐渐走近学校教育，就对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教育体制产生了更深的憎恶。想到自己要亲手葬送儿子的童年，想到我将亲手把儿子送上这部人性的绞肉机，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罪恶感。这是对我教师身份的最恶毒的嘲讽！那天在嘉兴，范局长劝我不要想太多，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没有做过教师，他不用承担这份原罪。
去年紫金港沙龙之后，你在博客上转贴了浙大一位年轻朋友的文章，他责备我们——特别是我和你吧——满腹牢骚，仿佛生活在地狱，过非人的日子。我没想到我们落得如此形象，哈。毛伟人就批评柳亚子“牢骚满腹防断肠”，也是说我们呢吧？在“伟光正”看来，幸福的俗人就该以贫嘴张大民为榜样，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其实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模样，我的俗人生活真是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呢。论坛混战的时候，经常骂人犬儒。但冷静下来，反求诸己，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同样犬儒，十足犬儒。我为此懊恼不已。后来读《你往何处去》，发现显克微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那位犬儒主义者、“风雅大师”彼特罗纽斯，他告诉我一个道理：暴君专政的时代，为信仰献身的人令人钦佩，那是圣人，比如彼得；但对于绝大多数凡人俗人，做一个内心真实的犬儒也有他足够的理由。做不做犬儒取决于一个人承受代价的能力。我承认，作为俗人，我无法牺牲掉太多的俗世幸福。我能做到的只是努力保持内心的完整，继而不损害他人的完整。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挂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当然有损于“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但这是后极权时代俗人的生活法则。这种说法有自我开脱的嫌疑，但我越来越相信，像我这等中人之资尚有所不及的人，从这样一种卑微自私的认识出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更具有现实感。可以算一种意义吗？我不知道。
好，说意义，试试看。教材里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我上了三节课，我的理由是这里面有我们所稀缺的思想资源，可以挖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精神序列。备课组讨论，有位工作不久的女孩子有点困惑：“有用吗？”我知道她其实是想问，讲这些，有意义吗？这不能怪她，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要抗拒意义的丧失，需要本性中有些蛮力，非范美忠式的强悍不办。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的确无法用意义来说服她。或者说，我无法确定，对学生的现实人生来说，“被迫”获得这些我以为珍贵的思想资源，与卷面上的得分之间，哪个更有“意义”。后来我想了想，如何一定要给她一个答复，或许我该这么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学生是否“有用”，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社会的转型有没有意义，但如果有一天改变到来的时候——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馅饼一样吧嗒吧嗒掉下来，可我课堂里走出去的学生头脑里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准备，那我一定会大嘴巴狠狠地抽自己。
4． 你想过没有，作为一个俗人，循规蹈矩地生活，不在半夜大喊大叫、不随地吐痰、不扰乱社会治安，有一天也会被有司关注，从而“客客气气”找你、找你们领导问话？这件事给你的最大的震动和思考是什么？
惊讶有点，在当时，说震动是言重了。虽在意料外，却属情理中。蔬菜店老板尽管挂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如果他们发现你有时还贩卖些私货或者说些不太标准化的话，那么适当地来问候你一下还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比较敏感的时段，他们总得向上级有关部门表示一下他们的“敏感”不是？你看我们这儿就屁点大的地方，反动派太少，找到我这样的俗人，是他们的无奈，我的荣幸。“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此而已。
周国平是我高中时的偶像，我记得他有本小书，印象比较深，叫《人生天地间》，他从《阿Q正传》里掇出一个句式敷衍成散章式的“哲思”。这个句式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句式就是思维方式，阿Q的思维方式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如此等等。冷不丁地用只言片语指证世界的荒谬、揭破人生的荒诞，是鲁迅的神奇之处。这件事让我突然想起这个句子，感到荒诞无稽。
要说思考，就是关于免于恐惧的问题了。在人家那儿，这是用宪法来保证的自由。在我们这里，只有靠自己了，勉力保持内心的自由也许是可以做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庆幸我保持着阅读的习惯——阅读使我触摸到时代和权力的实质，可以稍稍免于恐惧。
还有个有趣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对我表示关心的两位同志中，有一位是我们学校的法制辅导员。一次，高一学生听法制报告，我主持，他讲座，配合默契，其乐融融，很和谐。
5． 以前你叫“胡说”，请解释一下为何现在叫“胡不说”了？
改名当时就被你识穿了，呵呵。暧昧的时代，在暧昧的位点上，以暧昧的身份，维持一种说与不说的暧昧状态。就这么奇怪。换种表述：或许不能奢望于“说”的积极自由，或许不具备争取积极自由的力量，但至少可以维护“不说”的消极自由。
2008-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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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6-18 1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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