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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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size=+1]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实验研究——基于现场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前后变化的数量分析
白勤/林泽炎/谭凯鸣
　　原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2期

　　摘要：一个社会到底能提供给留守儿童什么样的成长环境？社会关爱与实际的付出，还可以完善到什么地步？留守儿童的尊严可以得到保障与维护吗？据对重庆市五所农村小学的调查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两所寄宿制留守儿童学校为实验对象，机关干部、大学生志愿者、武警官兵、医务人员和学校教师共同组成实验工作组，以活动为载体，从“4+1”层面对留守儿童实施培养干预。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前后测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说，“4+1”的培养干预模式是能有效改善和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中还提出了留守儿童学习焦虑与对人焦虑二大心理健康发展的障碍因子，为实现关爱留守儿童的主要目标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探索。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心理健康干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创新以及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壁垒逐渐打破，大批青壮年农民工大规模地流向城市，目前全国已有1.4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家乡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通常指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而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儿童。

　　这部分儿童大多数分布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而且其规模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因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就日益引起普遍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既有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性，也有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毫无定数的辛勤农作可能会让家庭贫寒，生活质量不高，孩子的父母不得已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到城市务工；另一方面，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让广大农民工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携带孩子一起走进城市，因为他们在务工城市大都只能实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价值——“廉价劳动力”，更别提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这是导致我国留守儿童这一“低社会经济地位”

　　群体产生的最直接根源。2004~2009年的5年时间，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支持中国政府努力增加西部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用占项目总投资84%的资金改善学校设施，提供教学设备和图书馆资料，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的更多的机会（World Bank，2010）。2008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行动，强调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也成为近几年“两会”的热点聚焦之一，集中体现了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同时，随着收入级差分化较大，低收入的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对家庭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对子女教育等意识也逐渐加强。因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在公共服务上，也在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中让公众产生了反思；而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导致家庭人伦价值观的失落，那么，今天的留守儿童会不会成为明天进城的农民工，留守儿童家庭是否就要一代代地延续下来，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使得全面培养照顾留守儿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为突出。

　　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国家不仅有国内的城乡流动，而且还有跨国移民。美国的流动学龄人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人口群体，贫困是构成这些学生长期流动的最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普遍关注那些从事农林渔业生产的流动家庭的儿童教育问题，包括移民人群中，最容易发生再次国内迁移的也是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家庭。研究者曾把在校儿童按流动次数分为三类：原籍、流动1~2次、流动3次及以上，并分析了儿童中的28个情绪和行为问题，包括“冲动”、“任性”、“抑郁”、“反社会”等，结果发现，流动3次及以上的儿童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大概是原籍儿童的2倍，流动对学生情绪和行为都有显著影响（Simpson，Gloria，1993）。

　　其中，流动对儿童学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那些与亲生父母分离的儿童身上，这是因为双亲家庭有更多的可以帮助减轻居住地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社会资源”，而那些住在工作场所的父母远离孩子，加之父母受教育程度也不高，流动儿童的成绩明显低于普通儿童，流动儿童就很容易辍学（Tucke C.J.，1998）。由于贫困和家庭居住地的频繁变换，孩子们还要不断去适应新的环境，可是他们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能力，少有人为这些孩子呐喊，孩子们自己更是没有话语权（Schafft K.A.，2007）。美国发起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与“学校促进法案”都旨在为迁移的农场工人的子女提供补偿教育和服务支持，以降低迁移流动对儿童的不利影响，给予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努力削除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的区别（Branz-Spall A.M.，2003）。同时，迁移者教育计划中的学校教师要特别关注高流动率的儿童，其职业培训项目由儿童的需求和情况决定，目的是让教师对这群特殊儿童的人格和历史背景更敏感和更能理解，并对其需求持同情心，因为教师是迁移者教育计划成功的关键所在（Paik，Sandra，2002）。并且，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还开设有父母教育课程，给儿童推荐书籍以及提供生活上的“代理妈妈”，在学校确定一个教师作为“学生父母联系人”，使教师和学生建立起联系等是适宜的干预方法（Murray，2002；Tully ，2007）。

　　然而，上述相关文献主要考察美国城乡流动与国际移民对流动儿童教育和健康的影响，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尽管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状况有着相似性，美国现有的研究从法制与政策计划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探讨，考虑到国情的差异，这些理论都有待本土化。

　　“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张玉林，2010）。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更内向，情绪较不稳定，且存在年级组差异和性别差异，社会、家庭、学校、政府以及“留守儿童”

　　本身之间需协调合作，使留守儿童个性得以健康发展（王东宇，2002；肖正德，2006）。而且，留守儿童柔弱无助，自卑闭锁，寂寞空虚，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大部分对父母怀有怨恨，应着力搞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范先佐，2005）。同时，积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服务体系，着力统筹城乡、学校、群体教育均衡发展，构建教育均衡发展制度机制（翟博，2010）。可是，留守儿童亲情缺失导致人格发展不健全，学校推行的“学校家庭化”，以及以“代理家长”等名义强迫教师承担留守儿童监护职责的做法，不宜提倡与推广，回到父母身边，才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解决（程方生，2008）。另外，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存在严重隐患。农村儿童体重的超标和不达标与他们家庭其他成员的向外迁移状况有关。迁移与留守儿童不同的营养结果相关，7~12岁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偏瘦，2~6岁的留守儿童如果没有祖父（母）照顾体重也易于不达标（De Brauw，A.，2011）。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基本状况作了经验描述和统计分析。但诸多研究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各项研究对其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问题和主要成分还没得到根本解决，对其培养措施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宏观政策层面的思考，缺少深层次的个案分析，没有或很少涉及系统的干预实验研究以及对实验经验的总结提升。即使有一些培养方式的探索，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长期以来形成的由妇联、共青团、学校和慈善企业等多头参与的留守儿童培养管理的粗放型运行机制，很难明晰职责。目前全国通行的留守儿童寄宿制在学习、管理、安全等方面缺乏制度保障；代理家长制与亲属代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问题，尤其是留守女童的家长代理，易引发安全问题；托管之家也使经济条件差的留守儿童家庭无力承担托管费用；留守小队还是无法帮助留守儿童消除健康安全隐患和情感缺失问题，等等。

　　二、留守儿童培养实验设计

　　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现实问题使中国在关爱留守儿童和培养模式上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很明确：走进孩子，以“留守儿童”群体为本，找出对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有显著影响的各因素，加强干预活动的规范性与针对性，持续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关注教育公平的制度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保障人民群众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已经成为我国基本教育政策。作为教育公平政策中的全纳理念，芬兰经验作为全纳教育范例受到各国重视，教育体系是全体适用的资源分配，但弱者优先。全纳教育强调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所有人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尊重学生不同需求、能力、特点和学习预期，尤其重视弱势群体（处境不利群体、边缘群体）的入学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以终身学习为依托，发展有质量的教育体系，建立更加全纳、公正和公平的社会（Yla Routti J.P.，2006）。教育是一种公共物品，强化政府主体地位，重视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社会责任的关系。只有具备基于真正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公共政策，公共部门有义务去实现教育公平社会正义所期达成的目标，使政策倾斜于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重点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留守儿童的关爱机制和服务体系等难点问题，才能实现教育资源以及其他因素的公平分配，关注下层、着眼民间，重视弱势，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一）实验对象的选择

　　在全国的农村儿童中有28.29%为留守儿童，其中，重庆市的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最高，高达49.9%.重庆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农村、山区和库区的综合体。

　　重庆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为235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60％。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留守儿童为130万人。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突显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社会现实中，重庆的“两翼”（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又是重庆市留守儿童分享公共服务最薄弱的环节。“两翼”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留守儿童96万人，占重庆留守儿童总数近40%.其中有9个区县高达10万人以上，包括：渝东北开县、云阳、奉节、梁平、万州、忠县6个区县；渝东南酉阳1个县；一圈潼南、涪陵2个区县（见图1）。为体现实验的典型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推广，基于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县、三峡库区等几个标准，在重庆“两翼”

　　地区选取了2所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石柱县冷水小学、丰都青年希望小学，作为“留守儿童培养实验基地”。实验中选取两所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寄宿制留守儿童近150人作为实验组，接受干预实验，其他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详细情况见表1.

　　（二）设计实验方法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教育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联系在一起。面向21世纪中国生活状况的教育和改革，引导社会资源参与留守儿童培养，在近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结构性过剩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鼓励多元发展和农民城市化的自信，从而让人们真正有尊严地生活。培养与照顾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政府适当介入，制定相关政策，把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视为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之一。关于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内容现在已形成一个共识，一个是思想道德素质，一个是科学文化素质，还有一个是健康素质。这不仅仅是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也是整个民族素质教育的内容。此次留守儿童培养干预实验强调和突出了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对留守儿童实验组实施思想政治、人格品质、心理情感、行为习惯和健康安全等心理健康方面的干预。因为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样重要，甚至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会超过科学文化素质。留守儿童的思想政治培养包括学生的理想、信念以及爱国主义的相互塑造过程；人格品质培养则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需要、动机、兴趣、气质、性格、能力等个性差异化教育；心理情感教育更多关注并引导留守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易变到稳定、现象到本质、偶然到常态的健康心理特质，引导其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行为习惯教育体现为留守儿童为人与成长的探究过程，关注其道德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整体上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不仅要向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教育，还要保护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安全，以尊重的心态去教育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要求要合理安排，量力而行，还童心以应有的滋养。总的来说，多种内容同时进行教学，内容的转换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干预，这是一种无形的干预。只有留守儿童对学习态度和行为规范形成了科学的认识，才会内化为情感、意志和思维品性，进而外化为生活习惯。整个干预时间接近4个月，具体培养干预实施方式及措施体现为：

　　1.访谈法。实验工作组由高校、卫生、国防军事、企业等社会资源整合而成，下设思想政治、心理情感、行为养成等7个小组，轮流进农村留守儿童学校、进课堂、进家庭，与教师、学生和农民同吃同住，了解体验当地人每天的生活模式。同时，在掌握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再深入开展家访、调研，与当地政府机构人员、村社干部、学校老师、代理监护人和留守儿童等500人次进行访谈，理解他们讲述的内容，对人们当下的心态做出解释，并对留守儿童进行体检和问卷测试。

　　2.干预试验法。在精心调查准备的基础上，本着“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艰苦朴素”的原则，制定《重庆农村留守儿童试验项目计划书》。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前提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利用课外时间，每月设计2个以上的主题活动，以“爱国主义电影”、“过集体生日”和“野外生存体验”等主题活动为载体，通过建立阳光话剧团平台、希望编辑部、运用心理咨询辅导等方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品性。

　　3.观察法。在实验期间，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留守儿童的成长，并通过谈话、照片影像资料、教学日志等方式进行实时记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变化，形成近1000分钟的影像资料、3500张图片、100万字的文字资料。通过如实、准确地记录实验学校留守儿童变化发展过程和成长档案，从中分析可持续推广的留守儿童培养方法。

　　（三）运用实验测试工具与统计方法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 ）手册》，该测验是由心理学教授周步成等人（1991）设计。本实验针对儿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躯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8个心理健康维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数据。8个分量表均为得分越高表明相应的问题越严重，得分越低则表明问题较少，每个量表满分为5分。

　　根据父母外出情况，把儿童分为两种类型，即“父母都外出”或“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以及“父母都不外出”的非留守儿童，并分别考察他们的心理健康特点。

　　全部数据由SPSS16.0录入，主要采用多元方差分析、T 检验和主成分分析，检验留守儿童在各因素的各个水平上的差异，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特点及其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状况，并着重分析留守儿童在前测与后测之间的差异以及探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各因素间关系的结构，为建立并推广留守儿童“4+1”培养模式进行初步的实证探索。

　　…………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背景，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有效转移，并顺利完成留守儿童社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和谐。

　　（一）“4+1”培养干预模式的结论

　　近年来，留守儿童教育从边缘化走向主流化。本文利用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相关专题调研数据，以个案分析为主，首次较为深入地考察了干预实验前后留守儿童前测与后测之间心理健康的差异，以及探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各因素间关系的结构，为建立与推广留守儿童“4+1”培养干预模式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影响的研究。

　　基于以上讨论的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留守儿童“4+1”培养干预实验是一种尊重留守儿童年龄特点、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校实际状况、尊重教师的创造性，探索以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为主体，以社会资金为支持，以活动为手段，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职责分明，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放式的培养模式，对留守儿童快乐、健康、有尊严的学习和生活有着十分明显的效果。这一点在其他类似文献中很少提及。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心理健康整体上发生了显著性变化。这也与行为矫正与行为强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解释一致，即留守儿童不良行为习惯，可以运用强化规范行为使之消退，这是“矫正”；而一个好的行为由于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是“塑造”。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强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和预测留守儿童的行为。

　　我们还发现，干预实验后，农村留守儿童的自责倾向与过敏倾向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与其他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焦虑与对人焦虑，是心理健康发展的障碍因子，在“4+1”

　　培养干预模式中值得注意。显然，外在的物质强化或心理强化对个体行为的改变都是短暂的，而只有内部有效的自我强化才能使个体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达到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的层次。

　　（二）“4+1”培养干预模式的推广经验

　　“4+1”培养模式从根本上保障了农村留守儿童培养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由城市政府出组织者，高校出志愿者，企业出资金以及军事、卫生部门出医务人员、区县党委政府、学生家庭积极配合的模式，建立了“以学校为主体＋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党委政府提供政策法规保障、公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学生家庭、高校、卫生、军事国防、新闻媒体等协调配合”的新型的“1+3＋X ”的跨部门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同时，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了留守儿童教育，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到留守儿童的早期干预上，让留守儿童受到更多照顾，才能把不平等所可能衍生的教育与社会不公现象，降至最低限度。实施学费、升学、就业等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留守儿童培养是一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品性的过程，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离不开医疗、营养等方面的支持。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营养对儿童来说，是必要的学习条件。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六大行动计划”，即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计划、农村幼儿园建设计划、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创新计划、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共育计划、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健康促进计划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计划。政府提供了“跟踪性教育支持”，并将其制度化、政策化和常态化。具体表现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培养的实验项目和建立留守儿童成长记录“档案袋”，设计活动中心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从做中学，并对其培养效果实施实证效用检验，不时研究和校正培养过程轨迹。同时，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生活管理员与卫生保健员。从教育目的来看，这样系统的活动教学，比如留守儿童每天能按自己的愿望随意安排不少于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能和一般的孩子上相同的课程，让师生与社会提早共同照顾他们，就能让孩子积累经验，激发可持续学习的动力与能力，从而发掘潜能、完善人格，满足他们接受教育的个性需要和期望，最大限度地导向人生的精神幸福。

　　（三）“4+1”培养干预模式推广的政策建议

　　通过强化公共财政投入，维护农民工正当权益，保障农民工实现劳动的价值，并合理增加其收入，使社会的投资与消费结构更加合理，整个社会更加科学与和谐地发展。事实上，接收农民工较多的沿海城市，更应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就近入学，并建立专项财政资金资助留守儿童。西部城市可以下调当地的失业率，这样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减少，孩子们也能在完整的家庭中快乐健康地成长。更为重要的是，城镇职工工资必须和劳动生产力、企业利润与高管的薪金挂钩，并确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线，这样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更有保障，并且这个保障水平还应不断提高，进而更好地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分担外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让农民工在城市能够真正扎根下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身边，弥补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同时，从户籍制度上保障所有孩子们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与求知权利，根本上让留守儿童成为城市公民。任何一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都与城市当地的孩童一样享有相同的国家义务教育权利。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城市政府可以先提供一项预备课程，为期半年，主要是让孩子们有比较自由的时间适应全新的城市学习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实在地享有和建立教育所带来的集体认同感，降低留守儿童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感，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学生社群和主流社会。

　　（作者单位：白勤，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林泽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谭凯鸣，重庆市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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