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与语义研究

教师之友网

话语分析与语义研究


陈平


　　　来源：《当代修辞学》(沪)2012年4期
　　 　　【作者简介】陈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比较文化研究学院。

　　【内容提要】话语分析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将语言形式研究与其使用语境紧密结合，二是典型研究对象是超句组织。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话语分析既弥补了基于结构主义传统的语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拓宽了语义研究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许多语义问题的认识，从而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语言本体各个组成部分及其使用特点的了解。本文分别从话语分析的这两个特点出发，详细讨论了话语分析在语义研究方面的工作和成果。

　　【关 键 词】话语分析/语义学/语言形式/篇章/语言意义


　　一、引言

　　语言是语言学、修辞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而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描写与解释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各自的基本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分析种种语言形式的特征以及它们所表现的意义，或是从相反角度出发，考察有关语义在语言中的表现手段，前者从形式到内容，后者从内容到形式。语言形式可以通过语音、词汇、词法、语序、语法标记、语法结构等显性或隐性的手段表现出来，而语义内容相对而言则更为繁复、更为抽象，从而更难把握。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感知周围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我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力，更是无远弗届，无微弗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体验、知觉或感觉，其精细微妙之处，往往很难用语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这种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况，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不可言传的原因，主要是我们能感知到内容，但找不到相应的语言表现形式。这充分说明，就语言而言，意义要比形式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从语言科学发展史上来看，对语义问题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要晚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继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语音、音位和词法研究领域里取得很大进展以后，语言学家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到句法，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语义也日渐成为语言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据我个人的观察，过去二三十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在意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领域里。本文要侧重讨论的是话语分析对于语义研究的贡献。

　　我们这儿所用的“话语”（discourse）这个术语，以及相关的术语“篇章”（text），要而言之，表示的主要是一个语言形式的概念，与音素、音位、词、短语和句子相对应。作为语言形式单位，话语同其他形式单位的主要区别有两点：首先，它不是单纯的词语形式组合，而是词语形式与具体使用环境的结合体，简单地说，就是形式加语境；其次，它的长度一般超出单句。因此，话语分析区别于语音分析、音系分析、词法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特点：一是密切联系语言使用的具体情景对语言形式进行研究，二是典型的分析对象往往是超出单句的语言单位，可以是句群、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甚至整本著作。话语分析的这两个特点，对于语言意义的研究尤为重要。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话语分析既能弥补传统语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拓宽了语义研究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许多语义问题的认识，从而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语言本体各个组成部分及其使用特点的了解。

　　二、密切联系语境

　　我们先从话语分析的第一个特点来看它对语义研究的影响。

　　所谓结合实际使用环境研究语言，就是将语言形式之外的许多因素考虑进来，如发话人和受话人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相互关系，他们当时所处环境和认知状况，语言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目的等等。与之相对立的研究方法是脱离具体使用环境，像处理实验室里的动植物标本一样，将词语句子等语言成分作为孤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这后一种研究方法，正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许多语言研究工作者的常规做法。

　　1.结构主义语义研究的局限性

　　传统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的词汇成分，重点关注的是词语语义的历史演变。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早期阶段将语义问题基本排除在外。现代结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Ferdinand de Saussure（1858-1913）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在其理论研究体系中，最受重视的是音系和词法。在Saussure看来，句法属于言语现象，无法用严谨的语言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参见Sanssure 1959）。Saussure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包括美国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在内的一代语言学家。同句法相比，语义问题更是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所忽视。语义研究，尤其是结合语言运用的语义研究，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的进展十分缓慢。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1950年代后期开始，以Chomsky为代表人物的转换生成学派渐渐成为主流。在转换生成理论早期发展过程中，语义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中的语义问题，在19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逻辑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修辞学、文学等学科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给了后来成为语义研究主力的语言学家很大启发，其中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所做贡献尤为突出。可以说，主要是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为现代语言学领域里的语义研究打下了基础，当代语义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许多都起源于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论著。语言学家与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关注的重点是语言现象背后的哲学问题，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人们思想和认识等精神活动的起源与过程，并通过语言研究了解世界，而语言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语言本身，研究焦点是人们的语言能力、语言行为以及语言本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

　　现代语义学研究的早期推动力量，主要来自语言哲学界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是以Gottlob Frege（1848-1925）、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等为代表的形式学派，二是以Peter Geach（1916-）、Peter Strawson（1919-2006）、John L.Austin（1911-1960）等为代表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学派，后者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0年代主要活跃于英国牛津大学，所以又称“牛津学派”。概括地说，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如Frege认为，句子的组成成分是词项，词项的意义（Bedeutung）是个体，句子的意义则是它所表现命题的真假值，复合成分的意义由组成成分的意义和组合规则决定。拿句子来说，根据句子组成成分的意义及其在句中的位置，通过运算规则，赋予其真值或假值，这便是所谓真值函数语义理论（truth functional semantics）以及意义组合性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Russell等人的理论在架构和细节上各有许多不同，但在句子的意义是其真值函数及意义组合性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大致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Frege和Russell等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形式语义理论，吸引了当时和后来许多学者的兴趣，有力地推动了基于语言形式的意义研究。这些理论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既有理论体系内部的问题，也有非常重要但当时的形式语义理论无法处理的其他问题，大多数同语言成分的使用语境这个外在话语特征有关。牛津大学的Geach、Strawson、Austin以及Paul Grice（1913-1988）等人针对这些问题别树一帜，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理论观点。以这几位学者为代表人物的牛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同Russell等人反复辩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就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形式学派的处理方法和理论观点，给了后来的语言学家很大启发。我们今日熟知的话语分析、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等研究领域里的许多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最早大都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例如，针对真值函数语义理论，John L. Austin等人指出，许多以陈述句形式出现的句子，发话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某个事实，而是实施一项行为，例如“我答应年底带你去英国”或“我年底带你去英国”，说话人通过所说的这句话，向对方做出了一项承诺。这种性质的所谓施为（performative）句，它的意义是实施一项行为，同真值分析并不相干，由此可见真值函数语义理论的局限性。

　　2.话语特征对准确解读语句意义的重要性

　　许多词语和句子的语义特征，只能通过话语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描写与解释，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分别是直指（deixis）成分、指称（reference and anaphora）现象以及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对句子真假值的影响。

　　1）直指

　　所谓直指，是语言的基本语义属性之一，发话人以自我为中心，在人称、时间和地点上为其他物体和时间定位。语言的直指属性可以表现在词语上，也可以表现在语法范畴上。例如，人称代词“我”、“你”、“他”都是直指成分，离开具体语境，无从知道代词的所指对象为何。指示代词“这”和“那”，表示时间和地点的词语“昨天”、“今天”、“明天”、“前”、“后”、“左”、“右”等等也都是直指成分，所指物体和时间地点都得有语境中的其他成分作为参照点才可以理解它们的意思。例如，主人离开办公室前在门上留张纸条“一个小时后回来”，如果不加注留言时间，访客无法知道得等多久主人才能回来。另外，语言的直指属性还可以表现在其他语法范畴如时态上，以现在时、过去时和未来时等指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以哪种时态出现取决于该动作与发话时间或另外一个参照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指词语在语言中使用范围很广，出现频率很高，据Bar-Hillel（1954：366）估算，日常语言中90%以上的陈述句含有直指成分。要确定这类句子的语义，离不开结合语境的话语分析。

　　2）指称

　　指称是语言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同指称相关的现象，包括有指无指、回指前指、有定无定等等，以及指称形式、人们的认知系统以及外部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等，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直至当代都是理论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Chomsky形式学派先前的管约理论和后来的最简理论中，句中两个语言成分能否同指，是理论分析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形式学派认为，句子中的两个语言成分能否同指，主要由句法因素决定，并由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建构。例如，例（1）和例（2）就是两个反身代词的例子：

　　（1）老李把小王锁在自己的屋子里。

　　（2）老李把自己的照片给了小王。

　　许多研究者认为，例（1）中“自己”可以指“老李”，也可以指“小王”，而（2）中的“自己”只能指老李，不能指小王，造成这种差别的关键因素是有关语言成分的句法位置。但是，大量的话语分析研究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句法结构因素只是表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是话语因素。详细论证可参考Chen（1992）。

　　再举一个例子，例（3）是文献中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句子：

　　（3）他想娶一位挪威姑娘。

　　该句有歧义，“一位挪威姑娘”可以有具体所指，也可以没有具体所指，到底是哪一种用法，只有发话人知道，要确定这句句子的语义，离不开对具体语境中发话人的意图进行分析。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为，指称问题同语境密切相关，许多十分常见的指称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发话人的意图，话语分析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详细讨论可参考Chen（2009）。

　　3）信息结构

　　同样的所指对象，往往可以用多种语言形式表现。大致相同的命题意义，除了可以在口语中有不同的韵律特征之外，还可以用多种句式来表现。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语义特征，反映了有关语句的信息结构。请看例（4）：

　　（4）a小王把你的杯子打破了

　　b你的杯子被小王打破了

　　c打破你的杯子的是小王

　　d小王打破的是你的杯子

　　e是小王打破了你的杯子

　　f你的杯子是小王打破的

　　发话人采用例（4）中的哪一种句式，取决于他的发话意图，以及他对受话人的知识背景和当前认知状态所作的判断。发话人可以选择将句子中的某一部分信息作为不必强调的预设处理，而将另一部分信息作为重点传递给对方。发话人根据具体语境，以这些方式调整命题的表现方法，或是便于受话人理解，或是强调自己的侧重之处。同一命题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结构表现出来，完全由发话人掌控。信息结构的特点和表现方法，也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内容。

　　1950年代语言哲学界的一场重要辩论，使得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认识到，某些句子的真假值，有时会取决于句子的信息结构。这场辩论起源于Russell早年提出的所谓限定摹状词理论（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Russell（1905，1919）认为，例（5）、例（6）这两句句子，虽然从语法结构上看来都是主语谓语句，但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来是很不一样的：

　　（5）Scott is the author of Waverley.（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

　　（6）The author of Waverley was Scotch.（《威弗利》的作者是苏格兰人。）

　　其间的主要区别是，例（5）的主语是专有名词，而例（6）的主语是Russell所称的“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以专名为主语的例（5）是个单纯的主谓命题，语法主语与语法谓语分别就是逻辑语义上的主语和谓语，而例（6）则不同，虽然从表层语法关系上来看是主谓句，但从逻辑语义上来看，该句实际上是由三个命题组成的：

　　（7）a At least one person wrote Waverley.（至少一个人写了《威弗利》。）

　　b At most one person wrote Waverley.（最多一个人写了《威弗利》。）

　　c Whoever wrote Waverley was Scotch.（写了《威弗利》的人是苏格兰人。）

　　例（7）a、b、c中只要有一个命题为假，例（6）的真值条件就无法得到满足，结果整句为假。与例（6）同类的另一个例子是例（8）：

　　（8）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当今法国国王是个秃头。）

　　Russell（1905，1919）认为，当今不存在法国国王，因此例（8）的命题意义为假。

　　到了五十年代，牛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家Peter Strawson对此提出不同意见。Strawson（1950）认为，例（8）表达的命题，因为所涉对象当今法国国王并不存在，所以无法对该句的真假问题作出判断，因此，该句的命题意义既非真，亦非假。Russell著文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语言哲学界的许多人随后也加入了这场大讨论，双方都发表了不少论文。美国哲学家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称例（8）所表现的这种现象为真值空缺（truth value gap），这个提法后来广为人知，成为文献中的习用说法。John L. Austin则称之为“无指造成的虚空”（void for lack of reference）。Strawson（1964）后来修改了先前的观点，认为句子如果含有如“当今法国国王”这类所指对象不存在的词语，在逻辑语义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如Russell（1905，1919）所说，其命题意义为假，第二种可能为真值空缺，其间决定因素是该词语是否用作句子的话题（topic）。如果该成分是句子的话题，如例（8），则该句比较自然的语义解释是真值空缺。但如果该成分不是句子的话题，如例（9）：

　　（9）The exhibition was visited yesterday by the king of France.（昨天参观展览会的有法国国王。）

　　则最自然的理解是其意义为假。这种观点后来为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接受。值得强调的是，此处区分两种语义解释所用的关键概念话题，正是语言信息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语言成分是否用作话题，只有通过话语分析才能确定。这就证明，句子真假值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该句的信息结构，由当时的语境因素所决定。由此可见，即使是形式化理论和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研究领域，都不能无视话语分析的重要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话语特征对于语义分析的重要性，已经不仅是牛津学派以及后来的功能语言学派的共识，也为许多形式学派的语言学家所接受，许多形式语言理论，将话语部分作为理论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可以Heim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近来形式学派对于焦点等问题的研究，也大都将话语特征作为除了句法结构以外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将语言形式与语境因素紧密结合的话语分析对于语义研究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上面讨论的这些方面。许多研究表明，词语除了词典定义之外，在使用过程中受种种语境因素的影响会获得一些附加语义，有些学者将之称为“情景意义”（situated meaning），或是“潜在的情景意义”（potential situated meaning）（参见Gee2001）。词语由于经常用在某些场合中而获得的附加意义，往往会带到其他使用场合中来，这也是所谓互文（intertextuality）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日常新闻报导中常常听到“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如何如何，这儿所用的所谓“国际社会”，从字面上来理解，似乎指的是亚非欧美大洋洲所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组成的国际群体，如果真这样理解，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将这个词语天天挂在嘴边的，基本都是牢牢掌握国际上主要话语权的几个西方大国的政府发言人和外交官，因为在媒体上使用这个词语的，主要是这些西方大国的代表人物，因此“国际社会”这个词的情景意义，往往就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另外，同一个词语的潜在情景意义对于不同地域、社会和历史背景的人群来说，可以很不相同。例如，“工会”这个词的实际意义，相信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结合语境进行话语分析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确定词语的潜在情景意义，探究这些意义的来源，并且对不同的潜在情景意义加以比较研究。

　　三、以超句组织为研究对象

　　话语分析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其典型分析对象是比句子大的语言成分。研究这类语言成分不同于单句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语言表现手段，是话语分析的另一项主要任务，也是话语分析对语义研究不可或缺的贡献所在。

　　1.超句组织的特点

　　典型的话语单位是由句子由少到多依次组成的各种集合体，可以分别称之为“句群”、“段落”、“章节”、“文章”等等，另外会话中还有话轮等组织单位。呈线性顺序排列的多个句子是否可以看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话语单位，关键因素是这些句子是否构成一个意义上具有连贯性（coherence）的组合。话语组成单位之间的连贯性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这个大的语言单位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拿一篇文章来说，文章的标题往往就体现了它的中心思想。所谓写文章不能跑题，说的就是所写的内容要围绕着这个标题来展开，以确保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其次，相邻的句子、句群和段落章节之间也要彼此连贯，符合一般的思路和逻辑，不能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能有太大的跳跃或缺省。前面谈到，逻辑语义内容相同的命题，可以不同句式出现。这些句式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得有关内容更顺利地同上下文衔接，便于受话人顺利领会话语的意思。

　　语言中有许多词语或语法和修辞手段，其主要作用就是增进话语的连贯性。所谓话语标记词语（discourse marker），就是这类语言手段中的一种。话语标记词语，又称作“话语小词”（discourse particle）、“语用小词”（pragmatic particle）等等，例如英语中的well、but、so、you know、now、anyway、after all，汉语中的“那么”、“反正”、“好”、“这个”、“我说”、“不过”等等。这些词语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与所在句子的真值语义条件无关，用或不用一般都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假值；二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增强有关句子成分在上下文中的连贯性，便于受话人理解，有的也同时反映发话人的主观态度和看法。除了典型的话语标记以外，其他还有许多语言形式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例如各种连接词、代词，以及省略、重复等语法手段，Halliday和Hasan（1976）将它们统称之为“衔接手段”（cohesion），在其专著中对英语中的衔接手段作了详细的描写。过去几十年里，随着话语分析的深入发展，话语标记词语成了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汉语语言学界也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发表。

　　话语结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Mann和Thompson（1988）提出的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修辞结构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描写相邻句子的逻辑语义联系，将它们归纳为二十多种关系，用来说明话语中的语句是如何由低到高在各个层面上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是有关指称结构（thematic structure）的种种理论表述，说明话语中有关人物和事物如何引进，如何在下文中继续出现等等。同一对象如果在话语展开过程中反复出现，就构成所谓的话题链（topic chain），是体现话语结构连贯性的重要方面。有关这两种理论的详细讨论，请参看徐赳赳（2010）。

　　2.百科知识在话语组织和理解中的作用

　　发话人利用种种词汇、语法或语音手段来组织话语成分，目的是便于受话人掌握话语单位的修辞结构、指称结构等等，从而将整个话语单位理解为一个语意连贯的组合，并且掌握它的中心思想。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儿所说的种种语言手段，固然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话双方对所涉事物的一般知识或专业知识，包括有关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常识，也在话语组织的理解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请看下面三组句子：

　　（10）a 他上星期买了辆旧车，轮胎都磨平了。

　　b他上星期买了辆旧车，鞋底都磨平了。

　　c他上星期买了辆旧车，锯齿都磨平了。

　　要理解例（10）a，需要对车子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对一般人都不成问题。例（10）b可能稍稍有些费解，在假定发话人逻辑思维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读者会揣测这两个句子之间的连贯性从何而来，一种可能的理解是，他为了买这辆车，去了很多地方，走了许多路，结果把鞋底都磨平了。例（10）c最为费解。笔者所在城市的市政工程局和园林设计管理公司有一种修剪树枝的专用工程车，上面配备了两把长臂电锯，如果发话人在谈到这种专用工程车时说出这组句子，对方应该不难理解。但离开了这个特殊的语境，缺少这样的专门知识，一般读者无法理解这两个句子，因为不明白其间的连贯性，所以不会将它们看成一个话语单位。在话语分析中，如何将这类非语言类的普通知识或专门知识纳入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前人提出的诸如情景（scenario）、框架（frame）、架构（schemata）等理论概念，主要就是为了将这类知识纳入语言理解的理论架构。

　　四、结语

　　现代语言学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初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Saussure以及后来几位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长期在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里起着主导作用，许多基本原理和方法，几乎为所有语言学家所接受。同音系、词法和句法相比，语义研究相对滞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话语分析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弥补了早期结构主义理论的某些局限。话语分析介入语义研究，既是语义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使然，也是语义研究深入发展的逻辑必然。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深度的推进，话语分析会不断增进我们对语义问题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徐赳赳2010《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Bar-Hillel, Yehoshua 1954 Indexical Expressions[J].Mind 63: 359-79.

　　[3]Chen, Ping 1992 The reflexive ziji in Chinese: Functional vs. formalist approaches [A].In Thomas Lee(ed.)Research on Chinese Linguistics[C].1-36. Hong Kong: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4]Chen, Ping 2009 Aspects of referentiality[J].Journal of Pragmatics 41(8): 1657-74.

　　[5]De Saussure, Ferdinand 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Gee, James P.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Halliday, M. A. K. and Ruqaiya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M].Longman.

　　[8]Mann, William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8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Toward a functional theory of text organization[J]. Text 8(3): 243-81.

　　[9]Russell, Bertrand 1905 On denoting[J].Mind 14: 479-93.

　　[10]Russell, Bertrand 1919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1]Strawson, Peter 1950 On referring[J].Mind 59: 320-44.

　　[12]Strawson, Peter 1964 Identifying Reference and Truth Values[J].Theoria 30:9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