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梅光迪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3-7-6 23:54:34

胡适与梅光迪之争2013年6月11日稿件来源：新闻晚报作者：眉睫

胡适

（从右至左）梅仪慈、梅仪芝、梅光迪、李今英、梅仪昭

　　□眉睫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当时绩溪属于徽州，后来属于宣城。梅光迪是安徽宣城人。两位可以说是同乡。 1909年前后，梅光迪在上海的复旦公学读书，与之同学的有竺可桢、陈寅恪、刘永济等。其时，胡适在中国公学。1909年秋，胡适拜访宗兄胡绍庭，恰好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乃由胡绍庭介绍，梅与胡适相识。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由此建立了友谊关系。

沪上两少年彼时情谊深厚

1910年夏，梅光迪与胡适同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考试，结果胡适考中了，而梅光迪不中。约为胡适赴美留学之时（1910年 8月 16日），梅光迪作《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赠给好友胡适。

这是记录胡梅交谊的最早文字，全文如下：“自余寄迹吴淞江上，同游中颇与绩溪胡绍庭意相得。绍庭数为余言其宗友适之负异才，能文章。余心志之而未由一识其面也。去秋，适之过淞视绍庭，时与余与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由绍庭以介于适之。今年仲夏，余约一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遇适之于舟中，彼此惊喜过望。由是，议论渐畅洽，而交益以密。每浪静月明，相与抵掌扼腕，竟夜不少休止，令余顿忘海行之苦。入都后，君尤数一过我，而我亦逾时不见君即不欢。君既被选赴美，乃谓余必以一言相赠。余惟庚子之役，吾国兀不国矣，卑辞下气而求城下之盟，国乃仅存，而吾民之呼号惨痛，岁耗巨资以应异族之需者，亦以得苟延残喘不为犹印之民之续也。则夫此累累者，即谓之吾人救国赎命之资可矣。以救国赎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之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君奇士，兹其行也，直驱趋共和之祖国，暇时与彼士贤豪长者游处，究其道国之详，异日学成归来，焉知事功不能与华盛顿相映？其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也必矣。至于历涉数万里，耳目震骇乎乾坤之广大，而精神漾浴于海国之苍茫，其能发为文章，大放厥辞，犹其余事也。拙序一首敬请适兄赐鉴。弟迪拜赠。 ”

其中 “余约一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遇适之于舟中，彼此惊喜过望。由是，议论渐畅洽，而交益以密。每浪静月明，相与抵掌扼腕，竟夜不少休止，令余顿忘海行之苦。”数语，展现了志存高远的沪上两少年的风采，后世读者也可以从中想见他们彼时的深厚情谊。

胡适赴美后，梅光迪对其颇为思念，曾于12月16日致信胡适，其中说道：“去国时竟未得一握手，实为憾事。两读手缄，益念故人。薪胆会之设可谓复仇雪耻之先声……康乃耳农科最称擅长，足下将欲为老农乎？……迪已离复旦，寄居环球学生会中，不久又当归去矣……明春能否入都尚不可靠。 ”

1911年初，梅光迪终于入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不久的3月30日，梅光迪致信胡适说：“迪自正月来京，二月底始入校。……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明之严嵩，在当时文名亦甚好，然至今无人道及。……坚持为学之旨，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耳……近日考试分班，至昨始毕。迪有多门不能及格，今岁西渡无望矣。”但到了当年8月18日，尚在美国的胡适见到梅光迪名列留美学生名单时，在日记中称自己“狂喜不已”。这样，堪称兄弟的胡适与梅光迪有望在美国相聚了。

留美时代的挚友与诤友

从1911年暑期梅光迪赴美，到1917年7月胡适回国，二人在美国交往了六年之久。记录了胡、梅交往的文字主要保存在《胡适留学日记》、梅光迪致胡适的四十六封信中（其中作于1911年至1917年7月以前的有37封）。这些书信对于研究留美时期的胡适、梅光迪，包括梅光迪启发胡适了解颜李学派、留学制度、孔教问题、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方面有极大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就曾在这些信函的启发下，写出了《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

留美时代的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我们不妨以1915年夏，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在绮色佳旅游，胡适首倡 “文学革命”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二人多交流学业、颜李学派、留学制度、孔教问题等，后期则为“胡梅之争”的开端，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胡适与梅光迪性格不同，在梅光迪致胡适的信函中也得以暴露无遗。胡适属于追求成功型人物，而梅光迪则慎言入世，而追求高尚人格、君子风度。从胡适留学日记中可以看到，胡适善于演讲，以表现自己的才华，博得赞誉与声名，而留美时期的梅光迪则没有胡适那般活跃，虽然才华并不在胡适之下。可以说，留美时期的梅光迪是胡适的一位挚友兼诤友。

下面略举三信，以表明胡适与梅光迪的友谊：

1912年3月5日，梅光迪致信胡适：“来书言改科一事，迪极赞成……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信中所说“改科”乃指胡适由农业转入哲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梅光迪已经有了“比较文学”和“文学之进化”的思想，并预言胡适为“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的“一代作者”，是 “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由此可见，梅光迪对胡适的推崇与期待了。

1912年夏，梅光迪致信胡适：“得两片感极。迪以事迁延至廿一日始赴青年会打回，廿四日乃归。此去所得颇足滋味，其中人物虽未与之细谈，其会中组织虽未细究，然耶教之精神以能窥见一斑，胜读十年书矣……今日偶与韩安君谈及此事，韩君极赞吾说，并嘱迪发起一‘孔教研究会’，与同志者讨论，将来发行书报，中英文并刊……迪颇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足下在北田所得想极多。迪决于七月初二三左右起程东来，于起程三日前必函告知足下……近者陈焕章出一书名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Confu－cius andHis School （《孔教经济论》），乃奇书。迪虽未之见，然观某报评语，其内容可知。足下曾见此书否？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将来‘孔教研究会’成立，陈君必能为会中尽力也。”这里的“青年会”指的是北美中国基督教留学生协会，它们于1912年6月18日至23日在威斯康辛的日内瓦湖举行夏令营。胡适也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活动，二人由此接触了基督教，并深受震动，梅光迪甚至由此认为“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

1912年9月30日，梅光迪致信胡适：“迪与足下回国后当开一经学研究会……在都中有邑人汪君与迪议论最合，迪之观颜、李二先生书，亦汪君启之也。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今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今令我五体投地矣。甚望足下永永为我良友……今奉上《习斋先生年谱》，《李先生年谱》及《瘳忘编》再续奉上。 ”在此信中，可见梅光迪建议胡适重新认识颜李学派，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流，胡适决定阅读颜、李的著作，乃向梅光迪借阅。

1915年夏天，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在绮色佳旅游，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遭到任、梅二人的反对。 9月17日，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在诗中便提到“文学革命”；9月20日写了一首答任鸿隽的诗，其中两句：“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梅光迪辄反对说：“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 ”

后来，梅光迪进一步指出：“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并指出“文学革命”之法有四大纲，启发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八大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梅光迪最初似乎也不是完全的文学革命的反对者，而是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只是路径、方法、革命程度、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不同而已。难怪后来梅光迪还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而斥胡适等为“新文化之仇敌”。

1916年，在梅光迪致胡适的两封信中，梅光迪终于道出自家态度：“弟之所恃人生观在保守的进取，而尤欲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辨别今人之‘新思想’”；“来书敬悉，迪前函不过自道所经历，并非藉之以按暗攻足下之‘人生观’，而足下来书云云，冤矣……来书所主张之实际注意与弟所恃之Hi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吾国之文化乃‘人学主义’的，故重养成个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因弟对于人生观言 ‘人学主义’，故对文学则言Classicism （姑译之为‘古文派’可乎）……”“保守的进取”，可以作为日后整个学衡派的文化姿态。也从中可以看出，从那时起，梅光迪不仅从文学观上反对胡适，从文化观上也开始反对胡适——这并非一般学者所认为到了五四时期才开始从文化层面反对胡适。学衡派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梅光迪翻译成“人学主义”。

（下转A1-11版）

晚年胡适在美国遇到梅光迪的妻子李今英，胡适对她说了句 “老梅是对的”。不知这是在宽慰李今英，还是胡适真心对自己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感到后悔。这只能供后人去玩味了——胡梅之争的永恒魅力或许也正在此。

（上接A1-10版）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正式发起文学革命，与此同时梅光迪在美国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其实正是在回应国内的新文化运动。至此，由于胡适与梅光迪由私人之间的争辩，而进入公开化状态，两人终于走上了渐行渐远的分歧之途。但此时还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二人的友谊。譬如梅光迪曾受到胡适的嘲讽诗，梅光迪却说道：“寄叔永‘白话诗’嘲弟，读之甚喜。谢谢。 ”再如，胡适还请梅光迪为《尝试集》作序呢。又如，1918年，胡适还曾请梅光迪到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但是，反对者毕竟是反对者，在今后日趋深入的胡梅之争中，二人的友谊也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

“反对的朋友”终成意气之争

胡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与学衡派的反新文化运动，其实肇始于1915年的“胡梅之争”。但是，胡梅之争真正进入公开交锋期，还是从1919年10月梅光迪回国以后。可以说，1920年至1924年，才是真正的“胡梅之争”。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似乎可以说明胡梅之争开始掺入了一些意气之争的味道，为日后两人的友谊不能再继续埋下种子。 1919年6月，朱经农致信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当时“胡适博士”在国内暴得大名，梅光迪可能觉得自己知根知底，实在看不过去，乃在留学生中到处说胡适冒充博士。

但在梅光迪回国之后不久，两人仍然保持了亲密的关系。梅光迪任教于南开大学的1920年初夏，还曾向胡适借钱，胡适也的确借给他了。但正是当年，梅光迪又在《民心周报》发表《自觉与盲从》一文，反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虽未指名道姓，但圈子内的朋友都知道，林语堂就曾为此文而致信胡适表示替他打抱不平。

那年夏天，梅光迪转任南京高师，在这一年的暑期学校上，梅光迪竟然在课堂上大骂胡适。章衣萍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那时我才十九岁，在南京一个中学毕业，便在东南大学当书记。那年的夏天，东南大学办了一个暑期学校，请了胡适到南京演讲。……他那时讲的是‘白话文法’与‘中国哲学史’。那时梅光迪也在暑期学校讲‘文学概论’。他在课堂上大骂胡适。记得有一次，梅光迪请了胡先，到课堂上讲了一个钟点宋诗，胡先也借端把胡适大骂。但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似乎没有几个人去听。高语罕那是也是暑期学校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同梅光迪吵过嘴。（参看高语罕《白话书信》）。”这件事是多么的有趣，更有趣的是，当时胡适与梅光迪还一起吃饭，两人的友谊到这时也还并未因文化见解的不同而受到根本的影响。

但到了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梅光迪数发名文攻击新文化运动，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胡适的态度是：“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见1922年2月4日胡适日记）。这时的胡适或许是有一些气愤的吧。但胡适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当年11月3日，胡适作《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其中提到：“今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胡适宣言梅光迪等 “破产”，已大有不屑与之论辩的味道了，同时也是宣布“胡梅之争”结束。但胡适与梅光迪的交往并未因之而结束，只是反对者的友谊终将难以持久，梅光迪作为胡适早年的同道、挚友、诤友，再走上“反对的朋友”的道路，终于再也走不下去了。

从最后一面到晚年寄语

1924年，梅光迪赴美任教，学衡派也濒于瓦解。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就此结束了。此后梅光迪并未改变自己的文化观，可以说一生未变。 “反对的朋友”的关系似乎也就再难持续了。

胡适与梅光迪最后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26年。当年9月1日，两人相遇于巴黎。据《胡适日记》载：“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胡适时因中英庚款一事在欧洲。梅光迪即请胡适吃饭，胡适未赴约。 1927年2月9日，梅光迪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近几年来对我常常的无礼，夏天在巴黎，我请你吃饭，特别办了几样好菜，你早已答应光临，却临时假装忘记，叫我大难为情。 ”指的正是1926年夏在巴黎见面的事。这封信还说：“……或是孩子气，或是酸秀才气，或是江湖名士气，我也不必多说，想你早已觉得惭愧……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来看我，脱不了势力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你这回来，我或请你吃饭或不请，到那时看我的兴趣如何再定。 ”当时，胡适为领取博士学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光迪已在美国教书。这是迄今为止能够发现的最后一封胡、梅通信，信中已经有了“和你断绝关系”的字眼了。此后再也找不到二人交往的记载。

胡先曾回忆说：“胡适之尝言觐庄之病在懒，懒人不足畏，不幸乃系事实。否则旗鼓相当，未知鹿死谁手矣。”一个 “懒”字就是胡适对梅光迪的评价，再就是“顽固”二字了。作为“胡梅之争”想当然的胜利者，胡适或许此时已经无意再与梅光迪做“反对的朋友”了。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友谊——因学术见解的不同，而最终分道扬镳，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无法继续普通的友谊。

1935年9月3日，胡适为《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导言》，其中提到梅光迪：“等到你祭起了你那 ‘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不同？ ”这可能也是胡适最后一次正式在文字中提到梅光迪了。

1947年12月27日，梅光迪逝世两周年，胡适与梅光迪共同的朋友竺可桢致信胡适，邀请胡适撰写纪念梅光迪的文章，全信如下：“适之学长兄道鉴：今日值迪生去世两周年，在杭迪生生前好友拟为迪生出一专刊，以迪生为吾兄久年知交，且以吾兄望重儒林，极望吾兄能赐寄一文，藉资纪念，并望能于阴历年底以内惠示，长短在所不拘。专此顺颂教安并贺阖家新禧！内子允敏附笔问候。弟竺可桢卅六年十二月廿七日。 ”

遗憾的是，胡适日记对此毫无记载，并未撰写纪念文字。稍微让后人感到欣慰的是，梅光迪写给胡适的四十多封信，却被胡适保存了下来，这或许带有纪念早年的朋友的意味？是，或许又不是。因为对胡适而言，保存这些书信主要是为研究他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些素材吧。

台湾学者侯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晚年胡适在美国遇到梅光迪的妻子李今英，胡适对她说了句“老梅是对的”。不知这是在宽慰李今英，还是胡适真心对自己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感到后悔。这只能供后人去玩味了——胡梅之争的永恒魅力或许也正在此。

（作者著有《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等，编有《梅光迪文存》、《文学演讲集》（梅光迪著）等。现任海豚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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