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笔下的日本

教师之友网

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笔下的日本

记取今宵无限意，长期相敬莫相轻——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笔下的日本（上）章玉政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6月19日   17 版） 留学日本时期的刘文典 卢沟桥事变前,刘文典（右）在北平故居与友人合影 《告全日本国民书》胡适题签 章太炎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挖掘国学大师刘文典的生平与逸文，试图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打捞，还原这位以性格狂狷、特立独行而闻名的“狂人”的真实镜像。     在搜寻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刘文典，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模式化的，比如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脱离现实，思想消沉”的迂腐文人，“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     新发现的很多逸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面相完全不同的刘文典。其实，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并不仅仅在于他拥有“怒斥蒋介石、笑骂沈从文”的独立风骨，更在于他拥有独当一面的学术成就与高瞻远瞩的见识。和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刘文典除了在自身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经典著作之外，还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有着独到的观察和理解，尤其是在日本问题上。     刘文典曾三次到过日本，早年是留学，而后是避难，再后是访学，先后在日本呆过不短时间，对于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透彻的分析。从上世纪30年代初起，他就先后撰写了大量剖析日本民族性和政治野心的文章，提醒国人“我们的紧邻有千万饥渴的虎狼，七八十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因而“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觉，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吧”。     当下，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冰河期。此时重读六七十年前刘文典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丛生，不得不钦佩其观察的独到和思想的深邃。当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讨论的许多问题，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证了。 “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饱受欺凌，人心浮动。清政府当权者的昏聩无能、故步自封，让国人陷入外无尊严、内无安全的巨大灾难之中，并由此导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而就在中国的身旁，日本因为实施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这让很多致力于谋求中国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仁人志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时间，留学日本、向日本学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切实行动。据学者尚小明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里考证：“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出现高潮，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刘文典就是这五万人中的一员。     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1891年12月生于安徽合肥。家里做布行生意，家境优越，其父刘南田又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而刘文典很小就一边在私塾读书，一边跟着本地基督教堂医院的一位美国教士学外语和生物学。据他自己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后来，刘文典又有机会到上海去求学，那里是新文化的中心，自然更是耳目一新。当时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让无数热血青年的内心都充满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用刘文典自己的话说，“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带着这种心理，1905年2月，刘文典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安徽公学读书，在这里遇到了当时“排满”排得最厉害的经学大学刘师培，“我那时候正是抱着‘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思想，在学校里‘谈’排满‘谈’得很起劲，做国文那就不用说了，地理、历史、伦理的课卷上总硬要扯上几句排满革命的话，所以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里去读书。”在此期间，刘文典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刘师培因受到清政府严密监控，偕妻何震、姻弟汪公权并好友苏曼殊一道，赴日本东京任《民报》编辑。刘文典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混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不太适应那里的空气，遂决定留学日本。     这是刘文典与日本的第一次接触，时间大概在1908年底。到了日本以后，看到本师刘师培宗旨已经大变，提倡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大热心讲中国的旧学，刘文典十分扫兴，也不常去请教。在此情况下，刘文典“就在日本沿门持钵，疗我头脑子的饥饿，今天从人学这样，明天从人学那样”，好在日本购书方便，于是他购买了《哲学概论》、《宇宙之谜》、《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西洋哲学书籍，深入学习西洋哲学知识，解决了内心的很多疑问：“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枝叶上虽然也学着时髦，时时有些变化，根本上却从来没有生甚么动摇。我从此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上的枷锁一齐都扭脱了，承传的谬说和因袭的思想都打破了，只仗着理性的光明，不怕他四围的黑暗。”     这一次在日本，刘文典还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位恩师——章太炎。1906年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蔡元培等齐集工部局门口迎接。当晚，章由同盟会总部特派代表迎往日本东京，主编《民报》。在此期间，应中国留学生之请，章太炎于1906年9月成立国学讲习会，在编辑《民报》之余讲授国学。1910年，经朋友介绍，刘文典拜在章太炎先生门下，跟他学《庄子》、《说文解字》等，直到翌年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刘文典就离开了日本，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 “从此以后，我就时常去见中山先生”     如果说刘文典的第一次东渡生涯更多是为了求学，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辛亥首义成功后，刘文典回到上海，进入《民立报》担任英文翻译和编辑。《民立报》是著名报人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第四份报纸，与当时的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同盟会会员来往日本、南洋、香港、广州及汉口等地者，多以《民立报》为联络中心。辛亥首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最先到访的就是《民立报》。     据刘文典回忆，“有一天中山先生到报馆里来，大家一齐围着他，中山先生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谈话。邵力子先生请他写几个字，要做铜版在报上登，中山先生拿起一张便条写了‘戮力同心’四个字，又请他写英文，他拿起毛笔又写了‘Unity is Our Watchword’四个字。”后来，刘文典还把这两张便条郑重地保存起来，夹在一本书里，视如宝笈。可惜卢沟桥事变后，他的藏书荡然无存，这两张墨宝也化为飞灰了。     由此可见，包括刘文典在内的革命党人，心是始终与孙中山一起的。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人刺杀，很快“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刘文典与于右任、邵力子和叶楚伧等革命党人以及安徽同乡、同盟会会员吴忠信、范鸿仙、殷芝露、金维系、高季堂等往来密切。1913年7月，刘文典曾与范鸿仙一道赴安徽芜湖，开会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和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据其子刘平章口述：“‘二次革命’枪声刚响，刘文典就参与了进去。尽管平时只懂得拿笔杆子，不能亲自上阵持枪杀敌，但刘文典依然在这场反对独裁、反对倒退的革命行动中，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运送伤员。”当时情境下，这无疑是令人感动而振奋的一幕。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签发命令，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文典以《民立报》记者的身份，于1913年9月10日抵达东京，化名刘平子、刘天民，开始流亡生活。这是刘文典的第二次东渡生涯。     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一书记载，在日本流亡期间，刘文典曾多次与范鸿仙、吴忠信等人一道拜访同在东京避难的孙中山，常常密谈半小时之久。而正是在此期间，刘文典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据他本人回忆，“我亲炙中山先生是1913年在东京的时候，那时候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我也流亡在东京，就和几位朋友一起加入”，“从此以后，我就时常去见中山先生。我那时候不过才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可以前什么也不懂，可是中山先生不把我当小孩看，一见面就谈天下大事，令我十分感奋”。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曾说过，他当时任中华革命党的党部秘书，孙中山的英文电报基本都是由他起草的。     流亡日本的日子里，刘文典并没有忘记学习现代文明，并通过给章士钊的《甲寅》杂志、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及上海的《新中华》杂志等做翻译、撰稿，不断向国人传播近世科学和现代政治知识，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节选、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的著名演讲《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大量国外名篇名作，还亲自撰写了《叔本华自我意志说》、《英法革政本末》、《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哲学和政治格局的文章，为当时沉闷而迷茫的国内读者指出了一条求变图存的道路。     当然，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说:“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革命党人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刘叔雅、潘赞化等在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较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广方面。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期，经多次革命行动的挫折，他们较疏离于日趋实际组织军事力量以图起事的革命主流力量。”     正因为如此，1916年底，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后，刘文典回到了中国。这一次，在陈独秀的介绍下，他进入北京大学，潜心学术研究，从此回到青灯黄卷、远避尘嚣的简单生活。 “日人对我之处心积虑，由来已久”     进入北大后，刘文典全身心投入，一方面认真读书教学，另一方面潜心著书立说。在陈独秀、胡适等同乡的支持下，刘文典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淮南鸿烈集解》。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亲自为此书写下文言文长序，这让刘文典迅速在学术界奠定了地位。     这期间，刘文典的主要精力用于古籍校勘，并一度回到故乡安徽，主持筹建安徽大学。从1917年到1928年这十年里，刘文典与日本最大的关联就是翻译了两部日本生物学家丘浅次郎的生物学著作——《进化与人生》和《进化论讲话》。     20世纪早期，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纷纷撰文，介绍生物进化论和人类起源说，但这大都是一些零星的介绍。“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人深深感到《天演论》并不能反映进化论的全貌，应该尽快地翻译出版达尔文著作，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学说，让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进化论。”正是从这时候起，刘文典拿起译笔，开始翻译一些国外的生物学名著，如德国哲学家赫凯尔（今译作海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宇宙之谜》以及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     1920年11月，刘文典翻译的《进化与人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正式推出的第一本译著。时隔六七年后，刘文典再次译出丘浅次郎的另一本学术名著《进化论讲话》。此书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     胡适高度评价了这两部书的翻译工作，赞赏刘文典的“译笔竟是一时没有敌手”，并称其“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个大损失”。为此，刘文典甚至动了一个念头，从此抛弃装点教授门面的古籍校勘工作，全力以赴译书，每天译一两千字，“丘浅次郎和永井潜两博士（都是生物学家而兼哲学家，后者名更大）的通俗一点著作，弟打算全都翻译”。     不过，尘事苍茫，时局多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国难，本来一心向学的刘文典等知识分子不得不被时代的潮流裹挟，重新打量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紧邻。     在刘文典看来，日本并吞中国之心由来已久。1932年2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总理纪念周”，校长梅贻琦邀请时任代理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作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刘文典强调说：“日人对我之处心积虑，由来已久，最初当始于女皇时代，而其目的则决非以获得整个中国为满足，土耳其、印度、阿富汗，均其目的物也。”     后来，他又多次撰文并发表演讲，提醒国人警惕日本的军事野心。1932年9月25日及10月2日，刘文典在胡适等人主办的《独立评论》上连载发表《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他提醒国人：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举国一致，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北大教授傅斯年后来肯定这篇文章“是一篇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而在1932年11月13日的《独立评论》上，刘文典又发表《日本侵略政治的历史背景》，并直言不讳地写道：“总而言之，日本这个民族，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南自菲律宾群岛，北自黑龙江和俄属极东勘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视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日本历年的内乱和对外战争其主因都全在这一点，什么满蒙政策咧，大陆政策咧，拥护既得权咧，都不过是一时诌出来的口号罢了。当局诸公既昧于日本的国情，又不能力图振作，把国家误到这步田地，是不足责的，今日号称知识分子的一班学者，如果不能看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专在什么协定、什么条约上作精密的研究，也还是枝枝叶叶，无关大旨，决研究不出一点所以然来，和那些专讲究虚文的外交官之背诵非战公约、九国协定是一样的劳而无功。历史这件东西，不仅是叙述以往的陈迹，还可以用他判断现在的情形，推定将来的结果，所以我才说了这一大堆的废话。许多料想日本决不敢与全世界为敌的先生们，万一因我这番哓舌，肯去翻翻那些明治维新前的陈编旧籍，那就是大幸了。” “我总要尽我的微力”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结果，不抵抗换来了更大的灾难。     1933年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以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沦陷，举国震惊。一时间，国人心中弥漫着消极悲观情绪，即便是在刘文典所在的清华大学教授群体中，亦有不少这样的人。刘文典就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热河失守之后，卢沟桥炮响以前，我在北平清华园里，和某君有一场热烈的辩论。此公是悲观的、消极的，认为中国是怎样都不行的。他说中国绝对不可以和日本打仗，如果不度德、不量力的打起来，简直是自取灭亡。”不过，在刘文典看来，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张煌言诸公的精神永不会消灭，岳飞、曲端、李定国、郑成功现在仍然活着。他说，从前读匈牙利史学家埃密尔·莱布氏的书，有这样的几句话：“自古无以战亡国者。能战者纵一时败亡，终有复兴之日，惟不敢一战之国家民族必然灭亡，且永无恢复之期耳。”为此，刘文典坚持认为，纵然是战事毫无把握，必定亡国，为后世子孙光复旧物计，也不能不拼命一战。     在此思想的驱动下，刘文典遂决定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埋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经常熬夜到两三点钟，天亮了，夹着教具就去给学生上课，有时候，疲惫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告全日本国民书》的作者荒木贞夫出身武士家庭，在担任陆军大臣后极力推行日本的法西斯化，是日本皇道派的领袖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写成这本宣传册，向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推行所谓“拥护世界和平”、“无可伦比”的道德观。在书里，他公然宣称，“我们的奋起是要为贯彻皇道的，是要把这个大道德施行于全世界的。我军将士，心里热烈的怀抱着这样的大信心，所以在将死的时候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做出世界各国都惊讶的举动来。”按照他的理论逻辑，他们进军中国东北，不是侵略，而是推行皇道，守护东亚的和平。     这种荒唐的政治逻辑，很早就被刘文典看穿了。在荒木贞夫写出《告全日本国民书》的同年，刘文典就冒着外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误解，全力以赴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自从沈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家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无论大家怎样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总要尽我的微力。”尽管明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但刘文典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操守和文化自觉，义无反顾地“一气把它译完”。     刘文典翻译这本书，得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赞赏与支持。1933年5月，《告全日本国民书》的中文译本由天津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书名由胡适题签。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的时刻，刘文典适时出手，让国人洞悉了对手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日本此时在刘文典内心构筑的图景是复杂而多变的。1936年春，根据清华大学的教授休假安排，刘文典赴日本大阪等地访学，途中经过奈良的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之墓，有感于中日之间曾经的情谊，不禁心潮起伏。而此行中日本静安学会等同人的盛情款待，又让刘文典一时恍然，为此他特意赋诗一首，表达内心的复杂感情：“读骚作赋鬓华生，又访奇书万里行。舟过马关魂欲断，客从神户自来迎。既知文物原同轨，何事风波总未平。记取今宵无限意，长期相敬莫相轻。” 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国学大师刘文典与他笔下的日本(下)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03日   18 版）     提要：     刘文典主张等日本败后，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章玉政“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7月29日、30日两天，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许多高校的教授都已先期撤离了北平。刘文典由于家里人口较多，没来得及转移，仍住在租来的北池子蒙福禄馆三号的房子里。     日本人知道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很希望能够说服他为日军服务，于是委托已经变节的周作人上门做思想工作，三番五次，均未成功。据说有一次，刘文典实在被周作人劝得烦了，干脆直言不讳地回绝:“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日本人再三遭到拒绝，恼羞成怒，派出宪兵队径直闯进刘文典的住宅，翻箱倒柜，将里面的私人信件、名人字画、珍贵典籍扔得漫天乱飞，有的干脆直接抢走。刘文典虽然会讲日本语，但却一言不发，身着袈裟，站在一边，怒目以视，毫无惧色。翻译大声喝问，你是日本留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仍是两眼朝天，置之不理。后来有人追问个中因由，刘文典回答说:“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刘文典的堂弟刘管廷在里面谋到一个肥缺，喜不自胜，跑到刘文典的家里报喜。刘文典一看到这种“亡国奴”的嘴脸就很生气，愤慨不已，借口生病，拒绝与之同桌吃饭，并专门托人转告他的堂弟:“新贵往来不利于著书。”毫不留情，将背叛民族大义的堂弟拒之于大门外。     时局维艰，刘文典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在北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决定逃脱虎口，曲线南下，与已先期搬离到云南的学校和同事会合，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前，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正式电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长沙局势趋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南下，意味着凶险，意味着绝境，但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刘文典觉得自己应该与事业同在、与学生同在。1943年7月，刘文典曾在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里简略倾吐过自己当初选择南下的坚定心志:“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对于一位没有显赫官场背景的大学教授来说，独自一人，左右辗转，奔波千里，其间辛苦，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了。     一路上，眼见山河破碎，草木荒凉，刘文典的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南下途中，他曾写有一诗，题为《有感》:“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他16岁外出求学，似乎就将生命完全交给了动荡与波折，从早年的岳王会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而在刘文典的内心世界里，他又是多么地希望能够拥有一方真正宁静的天空，可以让他安心钻研学问，绽放人生的光彩!更让刘文典痛心的是，由于战乱，他多年搜集和珍藏的古籍全部遗失了。事情是这样的:刘文典离开北平时，夫人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仍暂时留在那里。     等稍稍安定下来以后，刘文典立即给夫人写了封信，让她尽快将家里的事情处理妥当，然后带着珍贵藏书、手稿，携刘平章启程南下。按照刘文典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张秋华是先到香港。刚好刘文典有个姓马的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当他得知师母一个人带着师弟，还带着几大板箱书籍要转道去云南时，有点不忍，就给张秋华出了个主意:“日军的战火一时也烧不到香港来，不如将这些图书暂时就放在香港，等你们到了云南稍微安顿一下，再来领取这批书籍、手稿也不迟啊!”张秋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接纳这个学生的建议，并委托他全权安置这批书籍和手稿，自己就带着刘平章南下了。没想到，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最终迫使驻守的英军无条件投降，香港沦落。刘文典的三大箱书籍、手稿被日军掠去，直到近年才在台湾台北科技大学被重新发现，目前还在交涉归还中。     “敌机空袭颇有益于健康”     一个人，当他不能选择现实的时候，就必须学会面对现实。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华南、华东大片国土迅速沦陷，中央机关、重要企业、教育机构纷纷迁往云南，云南一时间高官、名人云集，相对尚算安全，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这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在中国侵吞的地盘逐渐扩大和稳定后，日本开始将魔掌伸向了西南边陲的云南，尤其是云南的省会昆明。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的《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袭昆，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日出动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的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其中含杀伤力大的空中爆炸弹;炸死916人、伤1514人，毁房22316间。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尚不知道多少。     情势逼迫之下，平时不怎么喜欢“活动筋骨”的刘文典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加入阵容浩大的“跑警报”大军。警报一响，赶紧背上早就打点好的文稿、书籍，顺手带点干粮。有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那就索性领着学生一道跑。对于这样的生活，刘文典也很是豁达，1941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风趣地汇报道:“所堪告慰于老友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     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在动辄炮火连天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刘文典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四处搬家，从早期的一丘田5号到龙翔街72楼，最后不得已又搬到了位于滇池之滨的官渡西庄。官渡距离昆明城十几公里，一般要坐火车去。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半个小时，下了火车后到学校还有五公里的路程，也是走。     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遇到防空警报，就赶紧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稍微安稳些后再继续赶路。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几年间，刘文典没有因为日军侵袭而落下一节课:“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与在北平时期一样，刘文典“战斗热情”不减，依然保持着高工作量，一人独开各类课程近十门，包括“《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其中，不少课程是到了西南联大以后才新开的。     在《吴宓日记》里，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即便不能用“社会活动家”来形容，也堪称昆明学术界的明星，经常出现在文林街头的演讲台上。比如，1940年5月16日，“晚7—9(时)，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1942年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1942年3月24日，“恒丰晚饭。访虞唐。7—9(时)偕听典讲李义山诗。”一向以“狂”著称而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勇往直前的英烈们也表现出少有的推崇与赞许。     1941年5月，日军聚集25万兵力再次大举向中条山进犯，危急关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坚守国土，顽强抵抗，率领官兵战斗至弹尽粮绝，最终他自戕于悬崖，年仅55岁。为此，刘文典欣然应邀撰写《唐淮源将军庙碑》，向从容殉国的唐淮源将军投去崇敬的目光:“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役开始。     中国陆军第八军向据守在怒江西岸松山上的侵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发起强攻，准备一举夺下失地，但由于松山地势险要，敌军负隅顽抗，久战不决。同年8月，第八军调整作战部署，在美国战机的炸弹支援下，全歼松山守敌三千余人。消息传到昆明后，全城振奋。刘文典闻讯后，写下了赞美的诗句:“雪山万尺点苍低，七萃军声失马蹄。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庾信生平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因此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不良癖好，偶尔会因此而耽误上课、演讲，但更多时候，他并非“整天躲在小屋里”，而是始终对天下大势、中日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思考，并应邀为《云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写下了大量颇具卓识的政论文章。近两三年内，新发现的此类文章就有十余篇。这些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日本民族性的，如《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日本人的自杀》、《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等，侧重从历史的角度深层次剖析日本侵华的真实动机;另一类则分析现实战局，如《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第六纵队》、《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等，判断战争局势，点评外交政策，无不鞭辟入里，令人叹服。刘文典虽然不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但因为早年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这个国家“立国的精神和世界各国根本不同”。曾经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日本在几十年前既受西洋各国的压迫，又觉悟西洋科学和近代典章制度之美备，所以发奋图强推翻幕府，变法维新，他的国家富强了，于是向外发展，侵略中国”。     刘文典却不同意这个观点。1942年12月30日和31日，他在《云南日报》上刊发《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一文，独到而犀利地指出:“日本是先有并吞全世界的野心，后才有推翻幕府，明治维新的事。他是为要统一世界，才肯事事效法西洋的。这和中国古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是一样的心事。他并不是因为富强了才要向外发展，乃是因为要想向外发展，才力图富强的。所以‘统一世界’的野心是因，明治维新是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然就不会对日本抱有什么幻想了。     刘文典认为，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在于对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他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为此，1942年11月8日和9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简直可以使整个世界、人类、全体归于毁灭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一直以来，日本自以为对中国各方面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民族，只要稍稍觉醒，很快就会“知道”敌手的一切根底，进而激起全民族的韧性和弹性，是绝对征服不了的。     这也是刘文典在中日战局中一直的信念。他认为，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于战争中消极妥协的言行，他深恶痛绝，曾多次撰文进行无情地批判，比如1942年11月13日刊发于《云南日报》的《第六纵队》，就将笔触投向那些悲观消极、乱传谣言的人:“住在后方安全地带的人，身上既未破皮，又不发烧，却逢人大叫其苦。并且凡是造谣言的，轻信谣言的，无理抬高物价的，因物价腾贵就悲观叫苦的，他们都是第六纵队的队员。这班人们虽不是东京参谋本部派遣的，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正是东京参谋本部所最高兴、最愿意的，这班人自己替敌人组成第六纵队，一半是由于无知，一半也由于无耻。要知道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自己忍耐劳苦，勉励别人也忍耐劳苦，这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义务。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还算得一个人么。”     在刘文典看来，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毁灭中国的文化。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孽是怎么清算都不过分的。在40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就是一句，“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琉球这个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     但胜利真的即将来临时，刘文典却没有一味主张“清算”，而是站在世界局势的高度，提出了一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对于这个命题，他在1944年3月30日和31日两天的《云南日报》上刊文提出观点:“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     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基于这一思路，刘文典主张等日本败后，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这种远见和卓识，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其前瞻性却最终被印证，即使放到今天的中日关系处理上，或许亦不过时!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侵华给刘文典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祸灾，但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和日本人。在他看来，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平日虽然也会贴标语、喊口号，放着正经书不读，去开“特别临时紧急大会”，甚而至于入京请愿，拜见当局，要求对日如何如何，但是若问日本之欲吞并中国起于何时，肇端于何事，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瞠目张口，答不出来。因此，爱国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日本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中日关系，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时时回望，而又不弃向前，这样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时刻，静下心来读读刘文典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或许会不无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