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思和: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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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思和: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

2013年07月19日 来源：刘志荣


　　刘志荣：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尤其近些年，在您的带领下，中文系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一直保持领先 水平，而且培养出许多文学批评人才，很受关注；近年来，由于王安忆的加盟，又成立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心”，争取到全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 点(MFA)，在培养文学写作的人才方面有进一步的努力。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陈思和：以前的中文系，也有叫“国文系”的，包括经史子集教育，主要偏重于国学研究、古籍整理、音韵文字以及古代文学研究。1949年以后文史 哲分工逐渐明确，教育格局有所改变。“文革”后期的大学中文教育彻底打破了这个传统，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个专业，培养的目标也是 创作人才和评论人才，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梁晓声就是当时创作专业的学生。“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参加第一届(1977级)高考时，中文系招生 简章里只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创作专业取消了。文学评论专业就被容纳到现代文学专业。我们刚进校的时候，系领导就知道我们班上很多同学是为了考创作专业 才来的，系主任朱东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中文系不是培养创作人才的。你们以后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创作。中文系就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先要打好文 学基础。”然后就讲了很多读书的道理。那时候很多教师岂止不支持学生写作，连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短文章(那时叫“豆腐块文章”)，也会在课堂上公开揶揄，认 为这是为了混稿费而浪费学习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写作课，讲一些“凤头猪肚豹尾”之类的写作技术，作业也布置写小说散文什么的。卢新华的《伤痕》就是这样写 出来了。当时教师不主张学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实也包含了“短、平、快”的评论文章。
　　从学术研究上说，以前研究古代语言文学的学者不大看得起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学科，主要是怀疑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含金量。那个时候主旋律是意识形态 领域的阶级斗争，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是公认的，比较纯粹；古代文学、文献专业相对稳定，而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斗争工具，学者想 认真探讨一些文学规律和文学经验，就会受到批判；要想生存，就只好甘当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就平平庸庸地混着。1980年代以前这两门学科无甚可观。写作 就更低人一等，大学里的写作课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上的，复旦大学有一度写作教研室没有固定教师，由新进的青年教师轮流上这门课。这种偏重古典轻视现代文学、 文艺理论的风气，在民国时期的大学里也一样。台湾的大学教育也是这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重要作家都是外文系毕业的，而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这个现象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了，主要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两门学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现出它们自身的价值观和独 立的学科力量。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可能与1985年的“方法论热”引起大量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学术领域、打破了原来大一统的理论格局有点关系；现当代文学学 科的转折点也是在1985年，当时北大的几位青年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打破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格局。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段历史，1985年的那场文学领域的“革命”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需要反省，但是当时确实把学科意识强化了，慢慢地显示了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自觉。现在综合 性大学越来越普及，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表面上看，学科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说到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写作教育的发展，倒不是我担任系主任以后的事，之前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就有一些特点，可能与别的 学校不一样。一个是复旦从来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也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学科，我留校任教的时候系里给我安排一门课，从现代文学一直讲到当代文学，先 是新文学70年，后来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后来进校的青年教师也是这样上课的，所以，研究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自然会把当代文学、甚至当下文学现象都放在 研究视阈里，把现代、当代看作一个整体的文学。郜元宝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张新颖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他们同时又都是当代文学领域卓越的青年批评家，现在你 和金理也在走这样一条路，李振声、倪伟也是这样，这似乎是复旦中文系的一个传统。我们的身份也是双重的，既是在学院里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同时也是关注当下 社会和文学的批评家。
　　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放弃过创作。复旦大学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草根的学校，曾经聘请过许多著名作家来复旦教学，如小说家孙俍工、靳以，戏剧家洪 深，散文家方令孺等，后来又有贾植芳，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他们当时都担任过写作课教师。在我留校以后，中文系也有很多教师都在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散 文。这对学生一定会产生影响。王安忆进复旦任教以后，教育部特批建立全国惟一的文学写作硕士点，以后又作为试点开设了MFA“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都是 顺风顺水的，目前已经培养了好几届学生，有几个在写作上是比较成功的，像张怡微、甫跃辉、邹霖楠等。
　　可能是因为复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传统比较强，所以老先生总是会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要写报章文章，等等，意在培养学生走学术道路，强调多读 书做学问，而不要迷恋文学创作和急功近利地追求发表文章。但随着现在教育观念、培养目标的变化，这样的风气已经淡漠了，教师也不会反对学生发表文章，反过 来惟恐学生发表不了文章，不能毕业拿到学位。从“新概念作文大奖”风行以后，风气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倾向上去了。大学生创作成名都是得到鼓励的。
　　刘志荣：以您看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应包含哪些内容？它在今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中西教育传统中，如中国的“六艺” (诗、书、礼、乐、易、春秋)与西方的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也译自由教育)中的“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辩证法)，类似今天所称的文学方面的教育都是整个教育 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是在一个系统、一个结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怎样看待今天的文学教育与广义的人文教育的关系？怎样看待今天的文学教育在人 格养成方面的作用？
　　陈思和：文学教育的定义，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文学的教育或者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教育。我们从小就接受文学教育，那是以文学为方式的开蒙教育。我 们儿童时期都会唱儿歌背唐诗听童话，读儿童书籍，讲故事，等等，都属于文学教育，它是以一种形象思维、寓教于乐的方法来进行孩子的启蒙教育。中学以后，因 为高考的压力，应试教育占了上风，渐渐丧失了文学教育功能，中学里有语文教育，知识教育，很少从审美角度来讲文学，因此这一块教育是缺失的。这样一来，大 学的文学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
　　什么是大学的文学教育？我想应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方面的专业教育，即以文学为教育的内容，并且以文学的方式，偏重于审美性、艺术性、 赏析性的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艺术鉴赏能力，以及文学批评能力，文学写作实践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有待于文学写作的实践教育，如复旦大学中文 系设置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教育，而不是指一般的大学写作课程)。第二部分是指大学通识教育里的文学审美性的课程，它属于一般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学素质 教育一般偏重人文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
　　要讨论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强调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对学生真是那么必要吗？在我看来，文学教育是整体的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人文 教育与知识教育是不一样的教育类型。知识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从无到有的教育，即受教育者原先不具备某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不通过学习是永远不会掌握的，如数理 化知识、外语知识，包括人文学科中的某些知识体系，所以需要进入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学校)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他通过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然而人文 教育是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说通俗些就是人性的教育。人性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文的要素是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人文教育不是从 无到有的教育，不是把外在的知识通过教育灌输到人的头脑中去，而是一种含有启蒙性的，通过教育来激发受教育者内在的人性因素，使之觉悟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 觉性。
　　因此，人文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通过启发受教育者自己意识到某种与自己生命内涵相连的东西，使其获得对自己的深刻认知，从而获得做人的尊 严和自觉来完成的。人的身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感情和伦理要素，如喜怒哀乐、同情心、正义感、助人为乐与群体性分享、荣誉感和羞耻感、对爱与被爱的渴望、生 命本能的许多冲动等等。这些要素本来是不需要别人灌输给他的，是与生俱来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人不是与生俱来就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发 展各种人性的因素，很多本能的道德伦理因素都是被压制、被遮蔽的，需要通过人文教育来打破各种人为的遮蔽，使人具备对自己的行为、生命和价值能够主动把 握、独立负责并自觉施与社会交际的能力。譬如，人都有喜欢和恐惧的本能，这不需要教育和灌输，但是把这两种感情因素对象化，就变得复杂了，用比喻的方式来 说，一个孩子在没有接受教育以前，他无法分辨狗与狼的区别，孩子一般都喜欢小狗，但也可能会喜欢小狼。可是当他接受了教育，告诉他狗是人类的朋友，狼是凶 恶的，他以后见到狼的意象就会产生恐惧或者厌恶的感情。这种恐惧或厌恶狼的自觉是被教育的，以后他还可能把“狼”进一步与凶残、贪婪等人性概念联系在一 起，甚至与“坏人”联系在一起，使人的恐惧和厌恶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人恐惧厌恶狼”并不是一种“知识”，也不是从学校里接受教育才知道的；而是在从小 开始的儿童故事、民间传说等等教育中逐渐获得，这些教育唤起了受教育者本能的恐惧自觉，同时这里面也包含了正义的教育，善恶的教育，甚至有某种自我牺牲的 教育。这就是人文的教育。然而人文的教育也是可以被颠覆的，如动画片《喜洋洋和灰太狼》里的狼，就不会让人产生恐惧感，相反，会对狼的形象产生同情。所以 人文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教育，受教育者不同的生命体验，也会导致不一样的自觉。这就是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文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在于启发和培养人的 自觉，与知识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机制，知识教育应该在学校里完成，而人文教育(文学教育)则可以通过自我感悟、名师指点、阅读经典、人生体验等多方面的 途径来获得，当然，如果在我们学校里设有完整的人文教育机制，则受益者就会更多更广泛，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更有保障。
　　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最初阶段，最贴近生命的原初形态，也最富有感性的力量。当人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达到从哲学层 面思考人生的高度的时候，他已经从文学的层面感受到生命的各种体验和对人生的各种认识，具备了丰富的感情世界。一个生命意识强烈的人、人文体验深刻的人、 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未必就接受过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教育，但是他对人文方面的感受能力可能超过那些高学历低情商、感情枯燥、面目可憎、乏善可陈的人。因 此，文学教育也可以说是人文教育的基础。(我们暂不涉及艺术教育，其实艺术教育也是人文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比文学教育更加基础。完整的人文教育应该是阶 梯型的教育体系。)
　　大学中文系本身就担负了文学教育的义务，除了培养专业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外，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且通过文学阅读来提高学生 理解人生社会、历史现象的能力，以及通过文学写作实践来培养更多的文学人才，都是中文系的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尤其在今天大学教育越来越趋向大众化(非精 英化)和实用性(非专业性)，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培养目标，除了为一部分人进一步的专业研究打基础外，大多数的学生将在本科毕业后从事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 作，只有少数人才会继续从事专业研究。因此从教育的功能来说，培养健全而美好的人格比给予高深的专业知识也许更为重要。这种情况下，文学教育的地位就明显 地凸现出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可以由如下三部分组成：一，中文系以普及文学知识、提高文学审美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专业文学课程，如文学作品选读、文学史以及各 类文学选修课；二，文学写作实践，如古典诗词欣赏与实践课程、文学评论和文本细读、作品研讨、业余创作的指导、也包括MFA专业课程；三，面对全校学生的 通识教育课程。
　　刘志荣：您的研究和工作，一方面在专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也一直和文学现场保持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方面您的思路和经验——还有，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仔细谈谈？
　　陈思和：我个人的追求，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学习现代文学的人的学术活动，是受制于这个专业的学科特点的。我以前说过多次，现代文学为什么 是二级学科，与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世界文学同一等级？它的学科依据究竟在哪里？古代文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代文学从晚清算起，到今天也不过 100年出头，历史并不长久，内涵也不复杂，到现在，许多高校还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分成好几个单元，把一个原本内涵就狭隘的 学科弄得四分五裂，这样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人才呢？就算把这些分裂的小支流统统综合起来，也不能与古代文学相比。为此，有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 者，为了强调学科的学术性，也像研究古代文学一样去研究现代文学，经典化啊，编年谱啊，考证一些佚文啊，我不是说这些工作不该做，它们当然是非常有意义 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学科，它没有时间 的下限，也就是说，现代文学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它是一门与未来的文学发展紧密关联的学科。
　　我读书的时候，现代文学的历史只有70年，而现在已经百年了，以后还要发展下去，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都是我们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在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像研究古代文学那样钻故纸堆。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必须走向社会、认识社会，把未来的意识与文学史结合起来。我在20多年前 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谈过一个现象，未来文学中出现任何一个新的文学实践，都可能改变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既定看法。譬如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 思潮的引进和再认识，导致了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现代派的重新评价；上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起飞引起了对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怀旧热、海派文学 以及张爱玲创作的追捧，张炜、莫言、张承志等一大批作家走向民间的写作立场，又引起了我们对文学史上沈从文、萧红等持民间立场的作家的进一步关注；新世纪 以来，旧体诗词、网络文学、类型小说以及科幻动漫等创作现象的泛滥，又激起了对文学史上“雅俗鸿沟”的再讨论，等等，我们的文学史就处于不停地重新认识、 重新鉴定的过程中，这也是当年“重写文学史”的基本出发点。要想现代文学有个定论的文学史，选出一批“经典”不能动摇的地位，大约都是靠不住的，时间、未 来、社会走向，都会改变我们今天的文学史观念。所以，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在当下是双重的，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客体对象，同时我们在面对它们做研究时，本身又是属于对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现代文学走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属于我们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作为客体的现代文学同时也体现我们主体的一部分，研究者参与者的主体在推动学科本身的走向未来。所以我经常对中文系学生说：我们属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一部 分，如果现代文学传统是一道长长的河流，我们都是河底下的石子，传统之流将在我们身上淹没而过，又带走了我们的丰富的生命信息。
　　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文学教育本身不是一项与当下文学发展无关的知识教育，而是当下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发展本身与大学的文学教育 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学生文艺社团、30年代京派海派的校园文艺运动、抗战时期重庆和昆明的学生诗社、“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思潮、作家进入校园 推动文学教育、以学院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等等，都是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无法剥离。你指的与“文学现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大约在这个学科背景下可以得到 充分的理解。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文学活动，本身就是当下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文学所发出的声音。
　　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文学教育也包含了文学史的传承功能。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灾难深重的“旧邦新命”的国家，文学史研究是近百年才兴起的西 方学科观念，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研究文学的机构，但是2000多年的优秀文学传统还是保存下来的，它主要的保存渠道不是靠市场运作，而是靠教育体系。中国历 朝历代都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而文艺属于古代经学教育的一部分(如《诗经》)，在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中，文学其实也占有了很大的比重。中国没有强 大的宗教传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极为强大的教育传统在运作的话，很难想象古代文学能够保存下来。其次才是通过历代文化经济的环境而流传于社会的各类文学作 品，那主要是指相对通俗的文学类型，如词曲、戏剧、话本、小说等等。到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中文一级学科就成为本民族语言文学的根本之学，也是承载发展中 华文化传统源流的重要教育机构，文学教育在它的本义之中，所以，中文系对文学教育的忽视、轻视都是错误的。
　　刘志荣：您从事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已有30多年，这里面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您觉得新世纪以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何变化？哪些方面与以前相比有进步，哪些方面相比之下又会显得有些不足？
　　陈思和：我在复旦大学工作30年，也从教了30年。我的教育生涯里，从未把中文教育看成是与社会脱离、与时代脱离的纯粹学院的知识教育，也从未 把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分割开来，甚至也没有把大学教育工作与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下对自己使命的履行、责任和实践区分开来。一切都是在自觉的实践过 程中探索着进步。所以，文学教育也只是我的工作实践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也无所谓经验教训。我只是觉得，搞好中文教育一定要包含文学教育而不是排斥，可以 说，80%的学生考入中文系，都是有一点文学梦、作家梦的，不要轻易把学生的梦想扑灭。虽然学术教育、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是学生有一点文学 兴趣、创作才华，绝不是坏事。其次是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作活动，包括壁报、系刊、业余话剧、诗社等等，鼓励学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所以我很支持作家 进校园，如果我们的知名作家都经常在校园里走走，即使不上课，能够让同学们在教室里、操场上、甚至食堂里经常见到，也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
　　新世纪以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显然越来越受重视，那种莫名其妙地鄙薄作家的学院派傲慢态度现在越来越少。过去学界流传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瞧不起沈从 文的故事，现在大约不会再出现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请王安忆来复旦上课，那时候王安忆很年轻，她坚持要开一门教务处认可的正式课程，我与当时的系 主任陈允吉商量，陈允吉为王安忆设计了一门当代小说的选修课，还特意给王安忆颁发了这门课的教授聘书。结果王安忆上课引起系里很多老师的反对，觉得作家可 以来大学开讲座，但开一门正式的课则不行。但是王安忆这门课上得非常棒，不仅选修者很多，而且课堂讲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事实证明，作家 上大学讲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要看上什么课。到了新世纪，王安忆被正式引进复旦大学，成为二级教授。学校专门为王安忆建立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心” 的平台，并且为她设计了全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和MFA专业硕士点，都完全是量体裁衣、根据作家特点来设计的。同时，学校也根据国际惯例，把MFA专业 硕士点视为文学写作的最后学历，不再设立博士点。这样就把文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体系联系起来，置于一个既为一体又有特殊性的教育位置，我认为是完全恰到好处 的。
　　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作家教授是很普遍的现象，文学教育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中国则刚刚开始获得普遍认可，渐渐地普及开来。我 觉得这是好事，学院与社会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起来，而且这种紧密关系不是建筑在金钱、利益和权力之上，而是建筑在一种文学想象、审美想象的共同空间之 上，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