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10年学术思想的译介

教师之友网

中国近10年学术思想的译介
姚赋砚（北京大学）
　
                              浮出与深潜　　
    今年是中国大陆加入国际版权公约10周年。笔者认为中国大陆这10年学术思想的译介，是值得回顾和描述的。有一位学者曾以《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丛书漫议》为题枝枝蔓蔓地评述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各种学术思想丛书，其中自然评到了“译丛”。他认为：“80年代文化思想在突进，90年代文化思想在分化”。分化是好还是坏，作者没说，但在用词上似乎对90年代的学术思想丛书有些不恭。比如他用“‘战线’语式”来打趣北京三联的“学术前沿”这一丛书名。不久前一位爱好思想的青年对笔者说，中国思想界的分化还不够。笔者固然同意继续分化，但对目前的分化途径却有些不甘。看来我们不得不在“分化”这一背景下来回顾这10年的学术思想译丛。一个事物总是有两面，“分化”的另一面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容易被我们经常提到和议论呢？如果说80年代更容易呈现为“同一性”，也就是说容易进入一种集体的不自知的狂欢，那么在90年代，分化之后呈现出热闹，于热闹之下差异及其相互质疑无论内外都逐渐开始浮出，而相互质疑这一特别容易转变成内在力量的关系却使这种浮出潜藏着一种沉着，一种积累——90年代不过是浮躁向沉着转化的中间阶段。这些浮出自然得力于其所潜藏的沉着并使沉着最表层的光辉“亮”现出来，当这些浮着的“亮”消耗殆尽时坚实的“沉着”也就凸显。
    这种“沉着”虽然不能说已经水到渠成，但下述的各种译丛何尝不能说是“水到渠成”的各个节点。这些工作的意义是明显的，而其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使得“节点”属性更加强烈。在许多人看来，“80年代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人文科学的兴趣相当浓厚，文学与哲学尤其引领风骚；相较之下，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在80年代总体来说尚在起步阶段……90年代中国学术界似乎把视线转向一种可以为当今社会建制提供切实学理依据的西方学术。”沉着的另一表现也许就是主旨明晰性“译丛”少了，同一译丛内往往呈现多元的格局。译丛不再是单一主旨诉求的工具或武器，而是认知世界和反观自我的镜子。译丛名称也就少了具有价值指向的词汇，多了表明对象或者事物分类的中性词语。这一表现常常也成为某些特别留恋80年代的人批评的对象。许纪霖先生认为：“后来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所有变化，几乎都可以在八十年代找到其踪迹和脉络。”但是可以说90年代许多译丛或者直接从80年代延续下来，其间或由主题变换；或者在80年代开始酝酿，直到90年代才落实。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特点。　　　　
   “学术思想译丛”固然属于学术思想界的构成因素，但毕竟不同于学术思想界自身的学术思想创造，也就是说理所当然地属于“外来物”。有论者认为：“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翻译不仅仅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更是运用自己的语言来重述世界文化的一种尝试，是使世界历史成为自身历史的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个民族重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学术的译著尤为重要，它体现了一个民族能否和世界一起思考，使自己的国家拥有世界的头脑，也使自己的语言在思考中变得更加丰富。换句话说，学术译著在使一个民族能够通过超越的眼光来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命运和使命方面，具有和独立创作同样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翻译在时代思潮中同样构成当事人的另一种“问题提出史”。在下面的简略分析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其所蕴含的“问题意识”。不过从事后来看，这些译丛假如被人们不断提起，大抵还是因为其中的经典著作及经典翻译，而其间的“问题意识”则内蕴于各种生命和思考中去，并在新的境遇中变形。
                   绵绵不绝的译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1982—)1992年以后的著作有：《逻辑与知识》（罗素1996）《人生的亲证》（泰戈尔，1992）、《道德原则研究》（休谟，2001）、《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2000）,《斯宾诺莎书信集》（1993）、《政治论》（斯宾诺莎，1999）、《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斯宾诺莎，1999）、《路标》（海德格尔，2000）、《形而上学导论》（海德格尔，1996）等。198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到如今也刚好20周年。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自1905年出版严复《天演论》首开纪录，1929年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汇涓为流。从1958年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这些书籍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术界所熟知，但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成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阅，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1982年1月，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在陈原先生策划和亲自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在已出版的汉译学术著作中，精选50种名著，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从此分辑推出新的译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分哲学、历史、政治（含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6类。内容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以及其它门类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们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或一个流派的先驱者、代表者。这套译丛整整跨越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前十年和后十年，贯通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学术思想翻译。　　
                延续八十年代：断断续续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甘阳主编，北京三联书店）自1986年问世以来，至1995年已陆续刊行30余种。现根据版权等情况，重做整理和续补，拟在近年内出齐50种。1992年以来的译著有《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胡塞尔，1999）、《社会分工论》（埃米尔·涂尔干，2000）、《普通社会学纲要》（帕雷托，2000）、《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默顿，2000)、《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1992）等。该套译丛虽然从80年代来，但已经具有90年代的特征，社会科学的成分增加。比如《社会分工论》就从法和分工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制裁法和恢复法等，为社会学经典文献。
同类的还有《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陈维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它启动较早，却一直没有中断，选题从人文心理学、基督教哲学走到政治哲学。主编陈维政认为：“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而“这套译丛是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的微观研究之集萃，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意识、行为、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作了较全面深刻的分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地位和关系，并预测未来的演变。”新版的《观念的冒险》、《个人知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都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扛鼎之作。
    另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选收上个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1992年以后断断续续，但因有不少经典，总是能被人问起。这些经典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要贡献。比如：《逻辑研究（第一、二卷）》（胡塞尔著）（1994—1999）、《现象学的方法》（胡塞尔）（1994）、《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1994)、《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论文字学》（德里达）等。同样是断断续续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总有些影响比较大的著作，1992年以后的著作有《后哲学文化》（罗蒂）（1992）、《哲学的改造》（阿佩尔）（1994）等。 　　
                     于“镜”中寻“自我”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这套丛书是80年代后期工作一个直接延续。1988年开始运作。现在人们在新出的书上见到主编的名字是“刘东”，其实起初印的是“李泽厚、庞朴”。虽然他俩做了多少工作并不重要，但这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这套译丛体现了这两代学人最后的合作，或者说他们延续性。在总序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基本理解和关注点：“列强的船舰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而“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在“现代化”与“反观自身”的双重冲动中展开自己的工作，而这种双重性在90年代直接转化为“现代性”困境之一种：“自我认同”与“全球化”。后来刘东自己说道：“这套书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引进了多少孤单的断论，而在于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引进了一个自我更生的自成一统的学术过程，从而为我们的精神视野竖起了另一个参照系。”（《理论与心智》自序）　　　　
    另外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张西平主编的《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等也很有影响。
　                   法权时代的理论可能　　
    《外国法律文库》（江平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2000）1991年初，外国法律文库第一届编委会正式成立。外国法律文库全套25种、32册，入选书目主要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1993—2000年1月出齐。主要著作有《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认真对待权利》（德沃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马克斯·韦伯）、《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米尔恩）、《法律的概念》（哈特）、《法律的经济分析》（波斯纳）等。　　
根据主编、著名法学家江平的说法，1949—1993年间，“西方法律学术著作在大陆译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余种。”他们在选题方面为这套丛书确定了“三个标准：（一）以学术著作为主，兼顾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纪作品为主，兼顾此前的经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代表性作品。”这套译丛虽然无法囊括西方所有重要的法律学术著作，但是开启了中国大陆法律图书出版的大时代。美国著名的权利论法学家德沃金三部重要著作就收录进来两部：《法律帝国》和《认真对待权利》。有人这样评述《认真对待权利》：“德沃金的贡献与其说是主张决不能因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权利，还不如说是他的那种‘脚踏实地’论证方式，即围绕一系列民权诉讼展开的权利实践来阐明其观点。正是运用这种方式，德沃金将普通法的法律实践技术带入了法理学与整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而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历经17年思考而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学术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详尽探讨了法律与立法的关系，从而最终完成了作者从社会理论到自由理论再到法律理论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　　
从此法律著作的翻译蔚然成风，其中有《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主编斯奇巴尼、黄凤，中国政法大学版，1992年起）、《当代法学名著》（主编季卫东，中国政法大学版，1994起），《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主编米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共25种）等。　　
                      现代性忧思录
　　《学术前沿》和《社会与思想丛书》（三联书店,1997—）《学术前沿》主要著作有《规训与惩罚》（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福柯,1999）《东方学》（萨义德）、《学术与政治》（韦伯）、《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等。　　
《社会与思想丛书》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的未来》（舍勒）、《价值的颠覆》（舍勒）、《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韦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等。　　“社会与思想丛书·总序”指出：“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而“学术前沿”丛书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因此该译丛“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界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有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这两套丛书在书名上价值诉求并不强烈，但在“总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反思倾向，把它们称作“现代性忧思译丛”亦不为过。
　　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新世纪学术译丛》（1998—2000）也有类似的性质，其主要著作有《白银资本》（弗兰克）、《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资本主义论丛》（布罗代尔）、《实践与反思》（布迪厄等）、《后现代理论》、《民主的模式》等。
　　                现代性批评录
　　《知识分子图书馆》(王逢振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该丛书从1997年开始，一直陆陆续续在出版。主要著作有《本雅明文选》、《布莱希特与方法》、《快感：文化与政治》、《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狱中札记》、《政治无意识》、《塞义德自选集》、《文学行动》等。这套译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90年代学术思想的基本风格和基本标志之一，但其作为一个念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主编之一王逢振先生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著作的想法，但直到1995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王逢振先生指出：“从总体地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范畴”，而这里所谓的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批评是不同的，因为“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形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这批理论家中主要有德里达、杰姆逊、福柯、赛义德、伊格尔顿、保罗·德曼等。责任编辑汪民安先生自始至终负责这套丛书的策划和编辑，自身也从事同类研究工作，因此有“知识分子图书馆馆长”之美誉。
    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与传播译丛”（周宪等主编）和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等都不同程度地属于文化研究或者批评理论领域。
　　                   自由与秩序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出版13种，主要著作有《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塞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自由宪章》（哈耶克）、《历史主义贫困论》（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等。该书责编王昊说“对这套丛书以‘自由与秩序’为基本命题绝无异议”，并指出：“自由与秩序，作为一对矛盾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以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几千年来思想理论家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心论题”，认为：“从米瑟斯到哈耶克，再从哈耶克到秩序自由主义即所谓的弗赖堡学派，人们可以看清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发展演变的基本脉落。米瑟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20世纪的最后一个代言人，除了那唐·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的顽固立场令人赞佩之外，那过于陈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确实早已是千疮百孔、乏善可陈；哈耶克作为米瑟斯的学生，继承他老师的衣钵的同时……‘重新’阐释自由主义，并且穷经皓首，竭尽所能，向世人展示其‘驳杂而精深’的论证体系，即哈耶克思想。但正如哈耶克的对立面－－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党人的理论家们所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在他建立自己论证体系中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世界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选择秩序自由主义作为这套以自由主义为主线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为其后续书目，尽管有些让人心有不甘，似乎开始有些背离丛书的自由主义的宗旨，特别是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然而，这也可能预示着一个使这套丛书永葆青春的新的选题取向。”这实际上也描述了这套丛书已经脉络化的内容，至于是否暗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目前无法得知。
　　                  修宪与行宪
　　《宪政译丛》（梁治平 贺卫方主编/三联书店,1995—2002）共11种，主要著作有：《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法与宪法》、《宪政与分权》、《自由秩序原理》等。该译丛在有些学者看来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套丛书，这也许与其所标识的政治价值有关。据责任编辑许医农先生说，当年为了获得审批通过，颇费曲折，今天看到《美国法律文库》的出版，感慨万千。这里不妨将主编之一梁治平所写的“总序”抄录于此：“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质素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吾人行宪政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是中国之宪政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在此过程中，绍介迻译之事功莫大焉。然而，概览此一百年间迻译之西文典籍，相比于历史、哲学诸科，法政之书仍嫌太少，宪政名著更寥寥无几。吾人推行宪政之历程多蹇，究其因由，此或为其中之一端。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之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是故宪政之理论思考甚为必要，而此役仍不妨由译介始。
本编拟收书十一种，总字数约三百万言。选书之标准有二：曰兼容并包；曰偏重当代。盖西方宪政之理论与实践，渊源既久，牵涉亦广，吾人欲得其精髓，最忌急功好利。故今之论宪政者，不仅要熟悉其制度，了解其理论，亦须明白其渊源，把握其精神。非如此则不足以产生理论上之创见。再者，宪政非徒为理论，亦且为社会生活之实践。吾人研究宪政理论，旨在推进中国之宪政大业。兹事体大，自须循序渐进，更不必食洋不化，亦步亦趋。今日发达国家之宪政理论与实践，正处于时代转换之大变局中，彼邦有识之士因多反省之言、探索之见，此正当为国人所关注。如此，方能寓创造于学习，变后进为先进。”
　　体现人文的“制度智慧”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1999—）主要著作有《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后形而上学》（哈贝马斯）、《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桑德尔）、《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泰勒）、《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俄国思想家》（伯林）。在那迷思优美而有点语无伦次的“主编的话”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具有硬质或者说标志性的语句来暗示某种新的状况（而不是某种动向）：主编将自己主持翻译这套丛书的冲动描述为“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或者说把这些“制度智慧”或者说“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引进“汉语世界”来。也许所有的主编都保留着该译丛主编的知识分子梦想：“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或者说这种梦想往往是焕发这种翻译激情的真正动因。
                   信仰的翻译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刘小枫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3—）主要著作有：《论基督徒》（上下，汉斯·昆）、《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拉纳）、《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在期待之中》（薇依）、《论怀疑者哲学片断》（克尔开郭尔）、《论隐秘的上帝》（库萨）、《爱的秩序》（舍勒）等。80年代固然人文特别显著，其在90年代的发展自然不会仅仅深驻于诸社会理论。其在为诸社会理论深置人文关怀之外，更于自身步步深切，由80年代的美学热至90年代的宗教热，保尝不是一种生存深入呢？刘小枫在“总序”中指出：“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四十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心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设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基督教的历史由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　同时刘小枫还主编了“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上海三联版，1995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