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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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  


  
物理学家而写文学史，在中国目下这种非常工具主义的应试教育之下，你会视为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可这在民国乃至清末，却并不鲜见，如物理学家丁西林写有不少戏剧、地质学家丁文江写不错的政论和游记等。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蒋百里与学者梁启超一同赴欧洲考察，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后，请梁为其序，梁的序最终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以应。这说明社会分工并没有让大家各自抱残守阙，而株守知识的一隅，而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联动遨游。更有进者，民国有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别说在法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单是他一小册《唐诗四季》，其对唐代诗歌的细部理解和整体把握，可以让许多专门吃文学研究这碗饭的人歇菜。王维诗中的韵味和灵魂，阐释者何止万千，但均没有吴经熊先生说王维“有一颗天蓝色的心”来得更加令人震撼，正点而到位。

这位撰写文学史的物理学家名叫郑宾于，是中国固体物理的先驱、天线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出生在浙江乐清一个贫困的家庭，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学于浙江艺文中学，并于16岁时考取官费留日生，留日12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物理学硕士。本来应著名物理学家施士元（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博士）之请准备到中央大学物理系教书的，后来携妻一行入川旅游，被时任成都大学的校长张澜强留下来，遂成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对物理学教授郑宾于在专业方面的具体成就，我不甚了然，也没有相应的知识能够了然，但对于他的“旁门左道”却算是略知一二。大抵郑宾于在日本学习物理学的同时，也热爱中国传统学问，以我有限所见，曾于1926年《北大国学月刊》见到他两篇关于《诗经》的探讨文章，其一为《论三百篇后的风诗问题》、其二为《诗问题之后》。此间他还曾向史学大家陈垣先生请教谚语“赵老送灯台”的问题，陈垣在1925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专门作文“答郑宾于”。对于郑宾于的学问与成就，其浙江前辈蔡元培也不吝鼓励，曾集欧阳修句赠送他：“高文落笔妙天下，清论挥犀服坐中”。

查诸种资料，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北新书局1930年至1933年陆续出版了署名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三卷（是书曾于1938年重版），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我没有读过《中国文学流变史》一书，无法完全证实其书中有多少创获，但从间接所知其为薛涛翻案来看，也算自成一说。别的且不说，单从写作和出版时间来看，其引领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新潮是可以想见的。就我粗略所知，在郑著前面出版的，也就曾毅《中国文学史》（泰东图书局1915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等少数几种，而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等诸种享有大名的文学史，则在时间上瞠乎其后。

有人会说，你既然没看到过这部《中国文学流变史》，却又来说他写的一部文学史，那不是无中生有么？我多年搜旧书的经历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八年前我于旧书摊以十元之价得一册石印线装《中国文学史大纲》，十三叶二十六页（成都中南大街复兴公司代印），署名郑宾于著。此书是为浦澄中学所编的讲义——浦澄中学即为军阀刘湘所办，如建国中学为邓锡侯所办一样，彼时四川军阀在辟公园、修公路、办教育三件事上还是颇热心的——大学老师兼中学的课在民国时非常普遍，彼时成都石室中学的师资就比如今许多大学都还要强。《中国文学史大纲》内容只有第一编《叙论》，内容由引言、文学史是否科学？何谓文学？文学之起源、文学史之定义、本书之作意六部分组成。本书开篇辟首第一句即出人意表：“四千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学术上共同努力之总成绩，除了‘七乱八糟的一团’而外，再也别无其他长物，可以值得表彰者！”对科学的信仰加上激进主义风气传染，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我手中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作者的一个自留校改本——即书出后作者自行修订，以便下次重版时拿出来订正的作者自留本——满本是作者红笔的校正和添加，连“叙论”写竟的日子1933年3月29日都是红笔添加上去的。如果北新书局所出的《中国文学流变史》系同一个郑宾于所为的话，那么这个“叙论”或许是从该书省编而成。郑宾于对日本用“支那学”来称呼中国学深致不满，留日多年的他对日本文化充满一些不冷静的态度，甚至不惜逸出正文来一段“爱国教育”：“且夫既为中华国民，要必自尽其天职！秉笔之士，既不克执干戈以卫社稷，如能举其固有之文化，以求发扬光大于世界，不亦尽其爱国之责欤？”（P11—12）不是说这段话不好，不是说它无意义，这在寇氛日深的年月非常让人理解。从另一个侧面亦可以看出，郑宾于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其情感之喷发于一般文士也不遑多让。

《中国文学史大纲》虽然只有薄薄二十六页，但内容却并不单薄。他非常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撰写文学史，对历来的经史子集分类法极尽痛诋之能事。“夫经史子集，原非科学之专名，仅止著述之例类，国人安于所习，蔽所希闻，未尝睹科学之条贯，妄谓其研求为已足。怀‘抱残守缺’之志，存‘狭恐见破’之心，遂自以为可以振兴学术，发扬文化，多见其不自量也！”（P2）郑宾于用培根和冯特对于科学的分类及阐释，来做“科学分类表”和“东西方文学之质量表”，这在彼时所撰的文学史中可算是别出新裁的。并说“各种科学之特殊性质虽不同，然皆有其共通之目的。一切科学，皆系将多数人之‘经验’与‘事实’，凭藉知的构造用极‘精准’‘简单’与切实之文字记述者也。而此精确之记述，皆以表明各种事物互相关联之法则为归宿，故必对于种种事物，加以精密之观察与深刻研究，然后乃可发现其自然之法则，而为最有效力之思想者焉。”（P11）此种对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精准论述，恐非他这样的科学家不能道出。

他在探讨文学史、文学的定义时，从章太炎、胡适、谢无量、梁启超、圣伯夫，到《古史辨》，旁征博引，联袂演出。但在阐述本书主旨时，却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矧以本书之作，原为讲习之应用，尤非专门之著述，故于渊源流别之外，尤应注意其材料之征引也。谨悬此旨，以为之鹄。倘若不幸而获世之诟厉，则犹庶几可存作者一家之言也。”（P13）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于文学能有这样较深的研究已属难得，但这样的成就却非幸致。抗战时郑宾于家住华西坝，其往来密切者均系出名的艺术家，如庞薰琹、吴作人、叶浅予、戴爱莲、李有行、沈福文、马思聪等，此前老同事吴虞在日记里亦记述过与郑宾于同赏京剧的雅事：“闻郑宾于与女生陈俊修来访，即往宾于处，听留声梅兰芳《祭塔》、程砚秋《玉堂春》、徐碧云《女起解》三折”（《吴虞日记》1931年2月24日）。物理学家而风雅若此，大概只有善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著有《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汤川秀树可以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