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回到“人之常情”的学校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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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回到“人之常情”的学校文化建设

《教师月刊》特约记者
方陈

我们可以把学校标语里面硬邦邦的词拿下来

教师月刊：张老师，你曾经写过一本《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个人也十分赞同“教育是慢的艺术”这一命题，然而，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声势并未因为你的倡导而放慢、放细脚步，被速度和效率围裹着的中国教育，将面临什么问题呢？
张文质：几年前，钱理群老师曾对我感慨说，不仅教育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慢的艺术，社会的发展可能也是慢的艺术。今天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恰恰就说明了这一点。追求速度，追求所谓的高效益，追求轰动的影响，这本身都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文化错觉的。
当我们在追求世界第一，追求所谓的“崛起”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另外的文化错觉。而这样的文化错觉，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灾难，变成了很多的鲜活的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就我而言，当我思考教育的变革时，我更多的会想，真的需要那么多所谓的新文化吗？真的需要那么多新理念、新口号、新课题吗？我今天越来越怀疑这些东西。我到学校去听课，有一些老师跟我说起他们的困惑，说他们做的课题，最后发现和别人即使名词不一样、概念不一样，可能做的都是一个课题。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学校所谓的校训、办学理念，口号越来越宏大，甚至越来越有“国际视野”，我的一个朋友所在的学校就打出了“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人”的口号。

教师月刊：热衷喊大口号的背后，可能与文化底蕴的空洞、不厚实有很大关系。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说，“这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但口号喊久了，就可能影响到师生的思想、行为和表达方式。如果让你来给一所学校拟校训或办学理念，你会怎么写呢？
张文质：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些更符合人性，更有助于孩子生命的那种自然的、愉快的、生动的发展姿态的表述。我们对词要改造，对句子要改造，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要改造，比如我们可以把学校标语里面硬邦邦的词拿下来，把话说得非常满、不管谁都知道这不可能达到的口号先拿下来。
我们要避免让口中的词汇跑到“十佳”、“百优”这些口号中去。
我走过许许多多学校，唯有一次例外，那是我到江苏如东一所寄宿制小学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培养目标有三个“学会”：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吃饭。我可以夸张地说，一所学校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让孩子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吃饭，这里面蕴藏着一种教育家的精神。

小提醒中蕴藏着教育家精神

教师月刊：为什么从这么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做法里，你却能看到其中蕴藏着的教育家精神呢？
张文质：罗恩•克拉克的《优秀是教出来的》里面有一个细节，书里记述罗恩•克拉克把贫困的孩子带到好莱坞去领奖，孩子们是第一次出门，于是他就给了一些特别温馨的建议，比如说开门的时候，如果后面还有人，一定要把门把好，不能一走出去就把门放了，因为那很可能把后面的同学打到了；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小声一点说话；说话的时候，嘴巴里面不要含着食物，含着食物的时候，就不要说话。罗恩•克拉克给孩子们这样的提醒，是非常到位和用心的，这种看似笨拙的做法，做好了，就是一种教育家精神。
我每一年会走进一百多节课堂，我会细致地观察课堂的生活，去看教师在课堂中的表现力、理解力，包括和学生相处的方式，我还会和学校的教师进行很多具体的交谈。所以我有时候可能更容易受“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我常常想，就基础教育而言，可能保守气质，或者说保守理念更有参考价值。


教师月刊：在技术日新月异、教育新理念层出不穷的今天，你说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与社会对教育变革的需求会发生冲突吗？
张文质：其实我们仔细去想就会发现，人性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像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已经超过了孔子”、“我已经超过了苏格拉底”。变化的是我们的生活，变化的是我们的科技，变化的是工具。所以，教育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还是回到“人之常情”、“人之常性”。
在我们的内心，总有某种“文化错觉”，比如说，我们都会相信时代的变革一定是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我们总是说先进文化代替落后文化，人民的认同代替了人民的不认同，但是历史有时候是很吊诡的，就像希特勒，他其实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思考另一维度的保守。即，我们更多的是要想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不是更加急切的去变革。对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又是否真切的理解它？我们是否已经充分的去实践它？我们是否做到了教师的“本分”呢？所以，不必急着说五年做一个课题，不必急着让课题要求新、求异、求影响力，更需要的是，下一些笨拙的功夫，让学生具备最基本的人的素养，最基本的价值的认同，把这种对人性、对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变成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变成让学校的每一个教师用自己的行为成为引领孩子成长的范本。

学校文化需要以生命为范本

可以说，如果在一所学校中，每个教师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是孩子成长的范本，并有意识地在日常待人接物方面做一个引领者，这本身就是在构筑一种新的学校文化。
张文质：我们生命化教育一直强调范本意识，也就是说，无论你学校做什么样的文化，或什么样的课题，都要把这种课题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落实到在具体情景中对待具体的学生的方式上。我一直强调，学校的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力是一种生命性的影响力，就是教师、校长，甚至包括校工，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学校的文化底色。
我经常在别人面前夸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的校长司机曹师傅——跟他认识两年多，每次都是他接送我——我说，曹师傅啊，一所好学校里的工友都不像工友，而是像教师。曹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和几位杂志的编辑到青岛的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讲课，结果司机忽然在半路停下来，我们很紧张，不知道他要干嘛。他说你们等等我，就下车了，过了一会儿，他怒气冲冲的回来。我们小心翼翼的问他干嘛。他说，刚才交汇车的时候，对面的车不让我，我刚刚去把他骂了一顿。我听了感觉很惊讶。这所著名的学校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校工呢？
我夸张一点说，这所学校再著名，如果有这样一个校工的话，这个学校就完蛋了。学校文化是需要以生命为范本的，而不是单单写在墙上的、载入文本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建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教师月刊：是啊，看上去都是些非常细微的小事情，但真正让这些小事情变成一所学校的文化，却是非常复杂。今天大部分学校都意识到建设新的校园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急于求成的时代潮流中，也不乏有些学校提的口号震天响，实际做的东西却都是假、大、空。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校长和教师们，你有何建议？
张文质：对此，我总是很容易想到契诃夫说的一句话：我们最要紧的是，要一点一滴地挤掉我们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掉我们身上非人性的、粗暴的、粗鲁的、野蛮的、极端的毒汁。我有一次从厦门去莆田，跟我同车的是国内一个著名学者，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前面有一辆车一直挡道，这位学者就跟司机说，你赶快超过他，然后我们一起对着窗口骂他。果然，超车的时候，两个人齐声骂那辆车的司机，一个人用莆田话，一个人用普通话。那时我就特别感慨，我想，当我们说着那么崇高的理念时，回到生活中，我们依然可能是个有很大麻烦的人。
我们的变革还是要回到学校的出发点，“宁近勿远，宁浅勿深，宁下勿上，宁低勿高”，回到最基本的、可行的、稍微变革就能开始的起点上。这实际上跟“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形成了某种张力。“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它强调的是对好的范本的理解和学习，而“宁浅勿深，宁下勿上”更强调的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是从每一个最切身处开始变革。
变革就是不断地使地方知识具有普世意义。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念里面旧有的东西，哪一些具有普世价值？比如说让山村学校的孩子唱民歌，让民歌成为学校文化的主旋律，我相信这种文化同样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大陆这些年学校之间在并校，台湾由于人口的缩减，也在并校，但是台湾与我们的行政化的并校不同，台湾对学校都有个周期：给你三年时间，你能不能找出一个证明这所学校存在的理由？哪怕规模再小，只要你找出这个理由，你的学校就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即使是本土文化、区域文化、村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的。这是可以给我们启迪的，这种自我寻找，其实是对学校文化的重新确认。同时，变革也是不断地使普世知识成为学校新文化、新习俗。这一方面是对地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不断的发掘、确认，另一方面是让具有时代精神的普世价值观不断进入学校，成为新文化。对学校而言，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能不能在孩子身上植根人类的共同的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和文化开放的时代，人的表达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你能不能把简单的话语说得很生动，能不能把复杂的话语说得很通俗，能不能把枯燥的话语说得非常有吸引力？这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很基本的素养。但在另一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更加强调，在由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注中，你能不能跟你的对手，甚至是不认同你文化的人合作？我觉得现代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跟与你价值观不同的人对话、交往。
所以，当我们谈到学校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源头说起，从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命素养说起，包括人际方式、言语方式。我们是一个“旧人”，比如说今天教育的变革，有很多是体制性的原因，但我更多看到的是我们自身文化方面的不足。

学校文化是有边界的

教师月刊：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会不会经常去想象一种“乌托邦”式的校园，并在校园里建设一种理想化的学校文化？
张文质：当我想到学校文化，想到办学理念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很难去描述某一种理想化学校的状态。我们今天累积的所有变革，实际上是为了更大的变革，而更大的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缺失的权利、缺失的保障、缺失的社会对学校最有力、最充分的支持，都要从头做起。
有很多的变革，是绕不过去的。你不要以为你经济发展了，你就绕过去了；你不要以为你有个强有力的统治，你就绕过去了。今天中国出现的所有的灾难，无非都说明了这一点：某一种制度的变革最终会到来。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去推动这个国家变革，去累积这个国家变革的可能性。而教育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回到教育的立场上，去做教育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许就是让孩子睁眼看世界，让孩子从各种禁锢中慢慢去明确自己的责任，慢慢去长成一个对社会更有担当的人。

教师月刊：你一直强调教育要回到“人之常情”、“人之常性”，教育要从根基上护育儿童身心的成长，那么，教育应当怎样才能回到“人之常情”，回到“人之常性”呢？
张文质：首先，教师作为一个人，需要有对“人之常情”的最基本的思考。我小学时个头很矮，比较调皮，又经常被班上同学欺负。有个同学欺负得我最厉害，我就找老师告状，我跟老师说，某某同学刚才又欺负我。老师说，要不是你坏的话，他怎么会欺负你呢？其实，同学欺负我没什么，但老师一说完，我立马嚎啕大哭。“此恨绵绵无绝期”，已过去三四十年，我还记得这件事。后来我就想，我们先不要上升到太高的层面上去想这个问题，即使以人之常情来说，老师也不能这样回答，哪怕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整天告状有点烦，也不能跟他说“你要是不坏他怎么能欺负你呢？”这位老师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包括当时他脸上的那种有点嘲讽的表情，我都还记得。
另一个层面，教师还需具备“师之常理”，这是一个教师所需要具有的专业性。有人说教师要有高过普通人的“境界”，但我觉得提教师的“本分”，比提“境界”来得实在。本分尽到了，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教师的本分来理解我们的工作。
我经常会用一种“非教育学”的表述跟教师谈适合当教师的三个“条件”：
第一，家里比较有钱的人，可以当教师。他不是为生计而教学，钱多一点少一点，不会计较，也不会在乎，情绪稳定，心平气和。
第二，身体健康的人适合当教师，因为教师这个工作极其琐碎，需要耐心，要有恩慈，需要有同情心和承受力。一个做教师的人被学生伤害，这是他的宿命，没有当教师的人不受学生伤害的。当教师经常要承受这样的打击，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心灵，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对这个职业本身的理解，就很容易发生师生冲突，就很容易用不同的尺度去对待学生。
第三，童年过得比较好的人，更适合当教师。童年得到很多疼爱的人，生命会更加舒展、欢快、饱满，就像一个吸纳了充分的阳光和雨露的果实一样，长得特别饱满，里面都是汁水，都是甜蜜，都是美。这样的人感受过——尤其在亲子关系里面——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所以，当他遇到挫折时，他就更容易承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文化、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总是有个“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意味着它没办法代替家庭，甚至也很难抵消社会对孩子的影响。教育终究不能代替家庭，教师终究不能代替父母，所以要谈学校文化，缺少家庭的介入，缺少家庭的参与和认同，是建立不起来的。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家庭对学校正态的介入越多，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利。

评价学校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

教师月刊：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引入一种新的学校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对学校的评价方式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旧的标准与新的文化将发生剧烈冲突。你觉得怎样才能尽量避免这种冲突呢？
张文质：从学校本身来讲，你对学校文化进行判断时，需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当下的，比如说今年（2012年）福建省高考是独立命题的，听说今年的分数水分很足，涨了50分左右，去年同样的分数可以上本一的，今年绝对不行，因此，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遇到了大麻烦。但对学校来说，这个涨水分真是越高越好。为什么呢？一个学校去年上本二分数线的有80%，上本一分数线的有20%，但是今年水分涨了以后，上本一分数线的可能就有50%以上，所以很多学校高考结束以后都拉出了条幅：“今年高考上线率再创历史新高”。
这个数据对学校来说皆大欢喜，对某些薄弱的学校可能也是莫大的安慰。但是，创了新高，就一定好吗？或者说，这个孩子考入了本一就一定好吗？这个孩子今天比别人考得好，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吗？如果教育只有一个当下的尺度来评判，教育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我是1960年代生人，我和我的同学从毕业到现在已过去了30年，30年过后，当时的考试结果真的与现在各自的成就大小有关联吗？
所以，我们对学校文化做评判时，还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如果历史的评价和现实的评价相当一致的话，那说明这个学校的价值选择基本上是对的，也就是说，如果学校30年前对这个学生的评价，30年之后被证明是对的，这个评价尺度就可以说是高明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当下的评价和历史的评价，往往反差非常大。所以，当我们反省一所学校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做预言家。既然你不能做预言家，你怎么选择学校文化？我们很多的选择都有一个现实的需求。有没有人能够超越现实，用一种比较笨拙的方法选择学校文化呢？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丧失变革的决心

教师月刊：就你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了解和理解而言，一所学校想要构建以生命为本的学校文化，将遭遇什么样的阻力？在面对一些无法改变的格局时，他们能够做些什么？
张文质：我有时候到农村学校去，看得最为痛心的是，从校长到老师身上，都有种“迟暮之感”。他们都等着退休，等着拿工资，或者等着有检查团来的时候应对一下，在日常生活里面，没有人读书，没有人谈教育，没有人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人去细致地研究学生，这是最大的麻烦。我的一个朋友是教育局长，经常到乡村去听课，有一次，他到一所乡村初中去视察，20多个老师里面他检查了16个老师的教案，没有一个写了的，局长有点生气。一个老教师不急不慢地跟他说，你也不要生气，你要是在这里的话，你也不会写教案的。老教师说的是社会的某个常态。局长就问我，那怎么变革呢？你总不能承认这个现实是合理的——是合理的话，就不需要变革了。传统的方式不是检查教案，就是根据教案来做各种考核的依据，那我们能不能有别的方式？我们能不能让教师从内心产生对职业的最基本的认同感？让他们觉得做一个教师，至少要尽到最基础的本分。局长想了很久，想不出有效的方法来，他只能采取——比如说集体备课的方式，稍微缓解一下。我后来想，那里老师待遇很低，在乡村当教师又没有地位，甚至没有安全感，学校里面校长的管理水平很差，校长对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自豪感，这个学校的出路在哪里？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只有一次和江苏的一些校长、教育局长吃饭时，大家坐下来就开始谈文章最近在哪里发表，局长说，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事情。同这样的人一起时，我们就可以讲一些读书方面的问题，讲一些精细的文化问题，但到前面所提的那样的学校，你讲这样的话题就太隔膜了。
今天教育的变革，有很多是体制性的原因，但我更多看到的是我们自身文化方面的不足。还原到学校去看，有时候一件事情做不成，我们也不要简单地说，这是制度的问题。我曾经到泉州的一所学校去听课，校长陪我去听，听完后校长给这位老师提了个建议说，你在班上批评学生，不要说得这么直接，你至少要给他两三次机会。比如，你今天直接就说“张文质，你还在说话！”这样不好。应该先说“现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上课不太专心”，先提醒“一位同学”；如果他还在做小动作，你可以说“在第三组有位同学还在说话”；最后才说“某某同学，你还在说话”。
那时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教师批评学生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艺术空间。很多人可能会想，上课哪来这么多的功夫，批评不直接一点，教学任务就完不成了。我们一开始会这样想，但是仔细想一想，校长的这个“三次批评”，和陶行知的“三块糖”，以及苏霍姆林斯基的“三朵玫瑰”，是不是都闪耀着某种教育家的精神？
我们福建省曾经举行过一个教研活动，因为舞台太小，一部分学生就坐在讲台底下。上课的老师感到有点不安，就问学校的教导主任，那坐在讲台下的学生要不要提问呢？教导主任脱口而出：“你不要管他们，他们已经习惯坐在台下。”我听完就崩溃了，我想到自己如果现在就读于这所学校，像我这种“四等残废”，一定是坐在讲台底下的，一定是的。
虽然我爸爸妈妈经常在我小时候打我，但我想我也还是他们最珍爱的孩子。我们的教师能不能用一种“人之常情”来理解这种教育呢？来理解这所学校的文化呢？学校的领导如果脱口而出说“他们已经习惯坐在台下了”，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学校文化了，你写得再好，再动人，全是假的。
教育，如果回到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思考上看，它可能就需要一种耐心，一种氛围，需要每一个人的坚守。
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处境、社会制度、环境条件之下，都没有不能变革的学校。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说变革一所学校，至少需要三年。我还有个观点，学校的文化可以借鉴，可以学习，但是基本上难以移植，也就说，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性。有时候我们说学校不可能发生变革，不可能改善，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惰性。我们总是习惯走老路，走老套，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堕落。我们丧失了主动精神，丧失了变革的决心，丧失了从细微处进行改善的意识。所以总是希望革命一夜成功，希望这个世界在第二天早上推开门的时候焕然一新，这其实不太可能。（发7、8合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