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竞：骑自行车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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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的莫言
   
   近些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成为了文学界谈论的主要话题。谁都想靠近莫言，谁都想搭莫言的车，有人晒出了与莫言的合影，有人想起了莫言的一些故事，有人猜测莫言的奖金怎么花。好像谁不说上几句莫言的话题，似乎太没文化。
　　这是好事，证明大家开始关注中国文学。
　　莫言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要训练一个好的作家，小时候应该把他放到一个没有电的地方。晚上太明亮了，童话就没有了，想象力也就萎缩了。有一年和王安忆一起去瑞典，我就知道了丹麦产生安徒生是和那时代他们特别落后有关系。因为他们靠近北极，有一个漫长的冬天，白天只有三四个小时，晚上一家人围坐火炉，这不产生童话产生什么？如果到了北京上海，灯火通明，每一个角落都照得纤尘毕现，童话就消失了。所以有电灯以后就没有童话了。”
　　莫言对《国家电网报》“亮创作”栏目很关心，给予夸奖，并赐稿给予支持。2012年7月6日的“亮创作”，发表了莫言的《文学与时代》。莫言在这篇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在2000年写《檀香刑》这部小说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小说，为什么在当下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这么丰富，有这么多故事素材不写，偏要写一个清朝末年的故事？有这么多民族英雄不去歌颂、不去描写，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刽子手？我说这是有原因的。”他写《檀香刑》的原因是：“我邻居中有一位退休的警察，他曾经在辽宁当过狱警，他退休回来经常说起他认识一位女烈士，他也对我们描述过当年这位女烈士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他也对女烈士的宁死不屈表示很深的敬意。那么我就想，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是烈士，为什么他不对自己当年在监狱里当狱警进行反思呢？而且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也参与过虐待和处罚女烈士的活动。我想这样一个人该不该忏悔？”
　　莫言对文学创作，一直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他每写一部作品，都努力地超越自己。读者永远也猜不出莫言的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但莫言的创作并非无迹可寻。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是非常的清丽而感伤，那是诗和梦的扭结。他的二十多部中篇展现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
　　慢慢地，莫言的作品“火”了起来，批评家们也开始聚焦关注莫言。这时，表扬和批评的声音同时响起。我在文学理论刊物《文艺争鸣》负责当代文学理论的编辑工作时，发表了很多篇关于莫言作品的评论文章。其中也有几篇批评莫言的文章。文学评论家李建的《是大象，还是甲虫》，就是我编发的，这篇文章批评了莫言作品《檀香刑》。莫言对这些批评他作品的文章，有时也不同意其观点，时常会解释，也曾与评论家当场对峙。但这些都是在文学讨论层面上发生。莫言认为《酒国》是他“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很多人也许不一定这么看。
　　莫言说他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就像电影连环画一样，一部接一部地纷至沓来。它都可以写成小说，都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城市题材写得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农村题材还没有写完，不断地有东西出现。
　　莫言还说：“如果我不当兵离开农村，而且也在那个地方走上了文学道路，我写的肯定也是农村生活，但那样情况下写出的农村生活跟现在写的农村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进入了城市，接受了城市的文明，受到了职业化的文学教育，对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发现自己的童年非常有作用。没有职业化，以前那些东西都不可能成型。用了这种文明催化剂后，它一下子该凝固的凝固了，该变色的变色了，一切都明朗了。也就是说尽管我写的是农村题材，但城市是对我起作用的。没有城市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当然后来我的一些小说中也不纯然写农村，像《酒国》那个长篇。”
　　我与莫言的交往，是1988年在鲁迅文学院开始。那时的莫言，因为较瘦，眼睛看上去稍微大一些。每天吃完晚饭后，大家都会在院子打球、散步。而莫言不爱运动，常常找个树阴下坐着。他也不太爱说话。他爱笑，笑起来眼睛只剩一条缝。
　　莫言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行于北京城。去年在北师大开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依然是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自由自在。
　　莫言常讲起1985年那次，他与《中国作家》的编辑萧立军一起去军艺徐怀中教授家里，就是因为骑自行车，差点被大卡车撞上。从此，他与萧立军有生死之交的感觉。
　　如今，莫言已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还会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自由地往来在城市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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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的莫言和马脸的我

萧立军

    1984年8月的一天，我去老领导冯牧家里，冯公说作协要新办一份双月刊《中国作家》，由他当主编。他说他的职务太多了，本不想接手可又更改不了，因为作协老秘书长张僖在新闻署办理期刊登记证时，顺手就在主编栏里把冯牧的名字填上了。我说，这多好啊，刊物的名字起得气派，又有德高望重的主编，将来肯定会编得很有特色。冯公叹了一口气，编得好没问题，可是我缺人手，尤其是年轻的熟练的编辑，你愿不愿过来？这使我一愣，因为我年轻固然年轻，可熟练谈不上。那时我32岁，在《文艺研究》当了6年的编辑，还是属于小萝卜头类的编辑，很没自信。我就说，我行吗？冯公说，你能行，在《文艺研究》干得挺好嘛！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第一副院长时，正是主管《文艺研究》的，对我也还了解一些。于是，我说我过来可以，就怕老林元不同意。林元是主编，我就是他老人家教我当编辑的。冯牧说，这你不要管了，我跟林元说。
    后来，我于10月份调来参与《中国作家》创刊。但，我报到时创刊号的稿子都已有眉目了，到11月看发稿目录时，可看到作者阵容强大，名家名人的佳作赫然入目，头条就是冯骥才的《感谢生活》。创刊号预计1985年2月11日刊出，我实际上对创刊号已做不出什么贡献了。那时期刊是铅字排版，生产周期长，一般要65天左右，像《中国作家》这样的大厚本刊物，最快出刊也得56天。副主编张凤珠跟我说，每期就是缺头条，你得卖把力气抓头条。张凤珠是位非常好的领导，我一直叫她老太太。那时她才55岁，跟我现在的年龄一样，我叫她老太太她也不恼，就认可了。我照着老太太指导的目标抓头条。我就去找我的哥们儿海波，让他给我赶一个中篇。海波就写了个《黑草》，我拿给老太太看，她看完就拍板发二期头条。《中国作家》创刊4年时，24期刊物的头条有6个是我抓来的，占了四分之一。
    1985年元旦后，老太太拿一部稿子对我说，这是徐怀中推荐的，你看看值不值得搞一个“文学对话”。我就接过来了，我就看了，我就觉得值得搞点什么。我就跟老太太说值得搞“文学对话”，我想组织作者的同学和老师徐怀中来一场对话，我还想等刊物出来后组织个作品讨论会，因为这篇作品太有特色了，它是一种意象式写作，很写实也很虚幻，这在当今的小说中，可与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媲美。老太太就批准了我的设想。我知道老太太在编刊方面很信任我，我的建议大都能获得她的批准。我说，需要钱呀！老太太说，那我不管，你找从维熙要去。老从当时是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找他说了，他就批给我1200元钱，不许超支。于是，我就为这篇小说开始效犬马之劳了。
这就是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此刻，我不认识莫言，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其实，这时的莫言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其中《民间音乐》受到了大宗师孙犁老的赞赏。怎奈我孤陋寡闻，竟不知小子已有如此文学功力了。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徐怀中老师，跟他要了军艺文学系的电话，后电话约好了莫言。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寒冷，骑自行车戴皮套还会手冷。我先到军艺莫言的宿舍，和他及他的同学施放、李本深、金辉认识了一下，说了我的打算，要他们想想说点什么。之后，我和莫言去徐怀中家里。徐怀中是很有成就的文学大家，也非常扶持年轻的作者，非常有亲和力。我既是他的小说读者，也算是他的后生晚辈，包括军艺文学系第二任主任王愿坚（我在他家里蹭过饭），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成长的，我非常钦敬他们的成就和人格魅力。
    我和莫言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他被一辆大卡车刮倒了，我当时吓得半死，莫言的脸也白了。过后，莫言说我的脸吓白了。我不知道我这张马脸吓白了是个啥模样儿，但我知道这一定不是虚言。因为当时我俩面对面地在马路边上抽烟，平复心境，我特意观察了莫言的脸，他的脸长着一对小眼睛，把脸突出得很大，把额头也突出得很辽阔。这憨实厚道的脸相，是一颗睿智头颅的门脸儿。他还不到30岁，要出点事故，怎能不让我的脸吓白了？
    我和莫言到了徐怀中家中，说明了意图，徐老就说明天上午没课，就是明天吧，大家就这篇小说说道说道。
    第二天，我从社里借了个四喇叭的录音机，骑着自行车去军艺。这是个大风天。刮着西北风，从沙滩到魏公村正是顶风。那时当编辑去外面办事儿，代步工具我只有自行车。七八公里的路，顶风骑车，说实话挺遭罪的，何况我还提着个体积挺大的录音机，引得路人驻足。那时有小品把小青年提录音机在街头耍给幽默了，我想我的样子也是傻傻的。但没办法，这是我当编辑的份内事儿，必须做。
    到了莫言的宿舍，徐怀中老师、施放、李本深、金辉和莫言都在，我就打开了录音机，徐老师主持着讨论会。与他的三位室友比，莫言不善辞令，施放，李本深、金辉这三位老兄弟都健谈，尤其是侃自己专业内的事就更有话说，一句递一句侃得极热闹。我的印象是，谈到了莫言的风格追求、美学追求，还有文学的模糊性问题、神秘性问题、距离感问题等等，谈得细致、深入、透彻。我听着这场对话特别受启发，对我所从事的文学期刊编辑的工作，应该说获益匪浅。施放、李本深、金辉后来也都成为中国文坛上很有成就的作家。最后，徐怀中老师做了个总结，非常肯定《透明的红萝卜》，断言莫言已经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色调和追求。徐老师以一位成熟作家的思考下的断语，被日后莫言的创作所完全证实。我一直认为莫言除了他自己的天分、才能、勤奋而外，也有幸运的成分，他的幸运就是幸运地遇上了徐怀中这样的良师益友，在他最需要被肯定的时候，得到了徐怀中老师不同寻常的肯定。
    我把录音带留给了莫言，请他整理成文字。后来，我把整理的文字稿子修理了修理，我们用徐怀中老师的话《有追求才有特色》做了标题，与《透明的红萝卜》一同在《中国作家》创刊后的第二期发表了。
    大约是在二校的时候，我请印厂的师傅们多打了几份《透明的红萝卜》的校样，分送给当时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开始准备作品讨论会。其中，我最看重的是李陀。我记得我骑自行车到东大桥李陀的寓所，把清样送给他，请他务必仔细看一看并准备发言。我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呢？因为我觉得李陀最前卫、最有眼光、也最敢谈新观点。我特别期待李陀能肯定莫言的创作。同时，我也担心有评论家不待见莫言这样的创作，也指望李陀能力排众议。
    刊载《透明的红萝卜》的这期刊物在1985年4月11日出刊，我就到离沙滩最近的华侨大厦租会议室，订午餐。一星期后，在华侨大厦二层的一间会议室里开作品讨论会，有20多人出席，规模不算大，但都是文坛耆宿和文坛新锐。规模不大的原因是1200元钱，拿不下3桌饭和会场。老主编冯牧主持了会议。会议上午8点半开到将近12点结束，讨论很热闹，也给予了作品充分肯定。我特别欣慰的是，听到了我期待的李陀肯定的话。
    过后，莫言又给了《中国作家》两个短篇小说，虽然都刊登了，但在莫言的创作中，其重要性都不能与《透明的红萝卜》相比。由这部中篇起，莫言先后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发了“红高梁家族”系列，之后他长枪、短枪、不长不短的枪一块使，成为20年来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常青树，并且结出累累硕果。我为中国文坛有这样的作家而欣慰。
    这里我得说明一下，《透明的红萝卜》文字不是我编的，我只是为这篇小说做了一点活动上的具体组织。那以后，我去过两次军艺看莫言，有一次在他那里吃饭，就到食堂吃。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我一个月60元钱，而莫言的津贴费也不多。可即使这样，莫言知道我好酒，还特意给我买了两瓶啤酒，就着白菜炒肉片、芹菜花生米喝了。这莫言老弟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实际上，我和莫言以后十几年都没联系过，期间他应我们老章之约给过《中国作家》稿子，他跟《中国作家》的情谊，真的是很深。
    20多年来，我跟他的联系极少，1999年在他的平安里家中做过一次客，吃了一顿午餐，这又是别有滋味儿。这年头朋友聚会，都怕麻烦，都去酒馆饭店吃喝一顿，能到家里吃上一顿，已经是规格很高的待遇了。想想我与莫言的交往不多，可能是他不爱抽烟不爱喝酒，而我又是个没酒不说话的家伙，这大约是个障碍。虽然交少言浅，但莫言常常令我心动，这人你仅仅帮过他一点点，他会深深地记住。前几天，莫言给我发来一条手机短信，照录在此：
    “立军兄，知道你在办公室，但还是用短信吧。前些天高密老家来人说要建什么‘莫言研究会'，力拒不止，征集手稿。我一直没留意保存这些玩意儿。想起在贵刊发表过小说，贵刊是国家级刊物，制度健全，原稿定会保存，因此烦兄代为周旋，能否将《透明的红萝卜》手稿和白狗秋千架手稿还我？筑路送给兄做纪念。《透明的红萝卜》凝结着我们的友谊和生死惊险，我会制作复件赠你。我自然会守口如瓶，不给刊物招致麻烦。望兄成全，如实在困难也就罢休。”
    这就是莫言，总为别人着想的莫言，真情真义的莫言，常常令我感动的莫言。
    可是晚了，《中国作家》积累的作家的手稿，三年前就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我已无力助他这一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