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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中
磨砺幸福的教育人生
(上)
张万祥
“追求使我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促我不断追寻教育的理想。”这是我网页上的主题词。几十年的教育追求让我明白:班主任平凡,但不平庸;只要执着于班主任事业,就可以破茧化蝶,实现班主任专业化。班主任工作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章:回望艰苦岁月
“发配”沧州
我是“老五届”大学生,1962年满怀憧憬走进五年制大学的殿堂,实际上6年后才毕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经过解放军大熔炉的冶炼,1970年3月我才正式走上教育岗位。离开部队正式分配之前,领导象征性地询问我的意向,我只有一个请求:“不当教师。”事实上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最后不情愿地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其间到农村短暂参加“四清”,就没有离开过天津。这次,却是彻头彻尾被发配到农村了。负责改造大学生的部队“左”得要命,他们极力主张让我们这些“臭老九”统统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我算是幸运的,被打发到离天津只有两个小时车程的黄骅县。
黄骅隶属于沧州。1970年3月23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了沧州。那时的沧州,只有一条柏油路,和繁华的天津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我们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大学生齐聚在黄骅县招待所,招待所破败不堪,我们的心情也特别低落。我们暗地里打听到,分配原则是不能留在县城,出身不好的还不能分到沿海地方,据说是担心从海上跑到国外去。后来,我被分到李村公社中学。李村中学是由一座破庙改造成的,地面坑坑洼洼,怎么也搞不平,放在上面的破桌破椅便东倒西歪。那个年代,年轻人热情高,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认真备课,鼻孔都被熏得黑黑的。喝的是村里大坑中的水,全村都在那里饮牲口,妇女还在那里洗衣服,我们用明矾把水澄清,再烧开来喝。没有食堂,学校请来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给我们熬粥蒸窝头。平日,几乎顿顿咸菜。有时,学校也会想方设法买猪肉炖上一大锅,每人一大碗,足足一斤。
1971年9月,为了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爱人团聚,参加工作一年半后我调到了爱人所在的学校——馆陶县房寨中学。学校离馆陶县城有一个小时车程。我们夫妻都是班主任,就雇了一位农村妇女照看年幼的儿子。学校有十几个班,有教职工食堂,吃饭比黄骅大大改善了。住的是砖瓦房,只是没有炉子、烟筒。冬天为了取暖,只好在住室中间用砖垒个炉子,和砖炕连通着。烧的是小窑煤,硫磺含量很高,冒出的烟熏得人嗓子痛,呛得人不断咳嗽。临退休,我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大概就是在那里埋下的隐患。
从1970年3月到1983年5月,从黄骅的李村中学到馆陶房寨中学,打倒“四人帮”后再调到馆陶县教育局教研室,我坚守沧州整整13年。同时“流放”沧州的年轻人,有的早早就回到北京或者上海,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我自然是其中之一。但那时的我并没有觉得苦,觉得寂寞,也没有觉得不能忍受;即使连续8年没有回天津老家,过年时缺油少盐,偌大的校园出来进去只有我们一家人。一有机会我们就去家访,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向农民学到了善良、勤劳、坚韧以及知足常乐。在农村,我娶妻生子,和命运相同、志趣一样的妻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风风雨雨;两个孩子都在艰苦中成长,后来都顺利地上了大学,儿子成了博士。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没有资格当班主任
我是优秀班主任,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德育专家,连续两年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班主任培训工作,被称为“班主任工作导师”。可是谁能想到,当年的我竟然没有资格担任班主任。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馆陶县房寨中学是一所各方面都比较规范的完全中学。我抱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对校方只提了一个要求:当班主任。可是却迟迟得不到答复。那时当班主任没有一分一毫的补助,只是多操心多受累,学校为什么不批准呢?后来,学校党支部的一位老乡悄悄问我,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说,档案中清清楚楚写着了。他告诉我,把班级交给你是否放心,就这个问题党支部争论很激烈。听完这些,我痛苦万分。我受党的教育20年,我是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才申请担任班主任的。解放前我父亲担任沧州火车站站长,是业务尖子。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却在1948年突击发展党员,我的父亲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国民党员,而且得了个区分部委员的虚职。1953年肃反时,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按照“血统论”,我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对待,需要限制使用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连做班主任的资格都没有,今后的道路实在渺茫!当时的我真是天天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生活的艰苦容易克服,政治歧视却令人难以忍受。庆幸的是,经过党支部再三考察、讨论,费了一些周折后,我最终还是当上了班主任。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发愤工作,并长期坚守在班主任岗位上。
第二章: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业
这个时期,为教学为德育我殚精竭虑,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热血,感受了累,也在累中品味到了幸福。我不让累拖垮,更不以累为借口停止读书、写作、研究。只要心中有追求,累不可怕,遭遇不公也不足畏。
“立志”当老师
实话实说,1983年之前,自己的事业心不强,对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不能说是三心二意,但也绝算不上全心全意。那时总想,自己是五年制大学生,在大学是系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做“孩子王”真是屈了才。我憧憬的是当作家、记者,只想有机会跳槽到出版界或新闻界。于是,业余时间我基本上都用来写诗歌和散文,有时一个月在《今晚报·副刊》上就可以发表五六篇文章,加上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一个月竟然常常有十几篇文章发表。
后来,我意识到像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吧。当时全国上下都在高度重视教育,于是,我开始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教育上,甚至连写作也完全以教育为题材了。
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中,我才发现,这里也是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这里也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处女地。
源于对题海弊端的认识,那几年我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做一件事情:编写《高中语文精妙思考题一千则》。为了结合学生语文学习的现状,突出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力图让学生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我找来许多参考书,一面精选,一面编写,经过两个寒暑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46万字的书稿。得益于这一探索,在1989年高考中,我任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位列全市重点校第三名。此后,我班历届高考语文成绩都稳定在天津市前几名。
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卓越的教学能力是老师的第一资本,是班主任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提高工作效率的决定性条件。
我带的班级获得了天津市“优秀班集体”的称号。因为社会实践活动突出,我个人也得到了团中央的表彰。对此,我没有满足,我的追求是做德育专家。于是,我开始了坚持不懈的德育研究。我开始记班主任工作笔记,做教育个案,写德育论文。几年间,教育笔记积累了70多本,摞起来竟然有两米高。抚摸着这心血的结晶,回顾艰难跋涉的历程,幸福感从心底自然涌出。
为了提高德育理论水平,我每年都自费订阅十来份教育报刊,购买上千元的书籍,我还因此获得了“津门百家优秀藏书家庭”的奖牌。
业余时间,我撰写教育文章,踏上了艰苦、枯燥的著书立说征程。到退休前,在全国各地教育报刊上,我发表了120多篇教育文章,并与人合作出版了16本书。
班主任工作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怎样让班会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系统性,能够让学生喜闻乐见?对此,我深入思考,博览群书,撰写了近十万字的《中学班主任系列讲话稿》,一共40讲;如怎样进行入学教育,我撰写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怎样进行立志教育,我写下了《“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谈志当存高远》……
德育研究的道路也有无限风光。
姗姗来迟的高级职称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小学开始评职称。由于我是五年制综合性大学毕业,到评职称时,便落后于同年被四年制师范学院录取者。虽然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但是,我不闹情绪,也不低沉,依然干劲十足地工作、学习、研究、写作。我想,这是特殊国情所致,自己要以特殊心态对待。1994年论资排辈成为中学高级教师时,我已经51岁了。正因为面对不公平我没有消极荒疏,而是坚定地前行,因此取得了一流的教学业绩,1995年我成为德育特级教师,又过了四年,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成为全区第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面对人身攻击
对我而言,1990年的春天缺少明媚的春光,多的是刺骨的寒风。
一次学科组教研会上,有人毫不客气地说:“写论文算什么本事?还不是东抄西拼!发表论文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凭关系!居然还要署上学校的名称,打我们学校的招牌。这种人就应该剥开他的皮,看看骨子里是什么东西!”在“文革”已远去的岁月,在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中,竟仍有如此不堪入耳的人格侮辱与人身攻击!虽未指名道姓,但矛头所向十分清楚,因为那时在《天津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的,本学科组仅我一人。我当时心里委屈得很,为什么要蒙此大辱?我的成功源自那近两米的工作笔记和资料积累,他们只看见我一篇篇发表文章,却不知我已收藏了上百封退稿信。
那段时间,我真像被霜打了的茄子,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白天黑夜耳边总响着那尖刻刺耳的声音。后来,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在讽刺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战胜脆弱的自我。进而又想,为什么以笔为业的人不嫉妒巴金、茅盾、老舍?因为他们是巨匠,是大师,是高峰,一般人望尘莫及。看来,对待讽刺、毁谤的最好方法是提高自身。
从此我更加勤奋,更加豁达,从天津走向全国,连续发表文章并著书立说。试想,如果没有那一场突如其来的讽刺,也许我不会如此奋发图强,也许我刚一迈步就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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