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门外汉”的艺术教育之路

教师之友网

一个“门外汉”的艺术教育之路


作者：吴永祥 来源: 江教视线



吴永祥，上海市金山区山阳中学艺术教育的“第一功臣”。 1938年4月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60年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分配到松江县（现金山区）山阳公社（现山阳镇）山阳中学任教至今。自1964年创办第一期学生民乐队至今，40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办了十余期民乐队，被当地农民誉为“办了个孵”，“孵化”了1000多名会演奏江南丝竹的农村孩子。先后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市劳动模范、市优秀教师标兵、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曾获香港“柏宁顿”集团孺子牛金球奖、上海金山教育奖、第五届“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突出贡献奖等。2008年建立吴永祥工作室。上海电视台以其事迹为主题先后拍摄了《心曲回旋》《三百六十行》《丝竹情韵》等五部专题片。


　　对于艺术教育，我是一个门外汉，既没有进过科班之门，也没有拜过师学过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或者说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而已。但从1960年上海师范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分配到松江县（现金山区）山阳中学开始，在执教数学的同时，我便开始了漫长的艺术教育人生。

　　蒙昧承天籁，聪心舞七艺--学生时代的文娱活动

　　我的小学是在上海闸北区的飞虹国民学校（解放后改名为溏沽路小学）度过的。约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与一个同学每人掮了一把扫帚上台表演，大概是有关清洁卫生方面的，记不清楚了。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排了一个舞蹈《白雪公主》，我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戴了一副只有镜框的眼镜。七个人的手彼此搭在肩上跳舞，“白雪公主”由班主任程老师的爱女扮演，演得活泼可爱。

　　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父母亲带我回乡下迁坟，在厅堂里叫了一班道士念经。我看到他们吹笛很好玩，在他们休息时，就拿了他们的笛子坐在坟边使劲吹，总算被我吹响了。后来，回上海过年时我花了一角钱买了一支笛，开始学吹。

　　吹口琴则是受哥哥与邻舍的影响。我见他们口琴吹得好，就用压岁钱去买，最多时我一个人拥有不同调的11只口琴。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排大合唱，大概我的音准还好，被选中了。记得当时穿的是童子军服装，蓝白两色的领巾，在四马路“天蟾舞台”演出。唱些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结束时应该向左转下台，我却走神了，呆愣愣地望着前方，直至边上的同学拉了我一下才回过神来。休息时我一口气吃了七根棒冰。

　　1952年，我进入钱业中学（现改名新中中学）读书。初二时，班级排了一个舞蹈《采茶扑蝶》，我会吹笛，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小乐队担任伴奏。由于演出效果较好，当时演了好几场。学校看到我们的乐队不错，就委托我们组建全校的国乐组。

　　初中时还有一个活动对我影响很深，我与几个同学参加了一个厂工会组织的业余沪剧团。在这里，我学到了各种沪剧曲调，同时也接触到其它各种乐器。当时，我还参加了滑稽戏等的伴奏，这给我打下了一定的戏曲方面的基础。

　　1955年，我在虹口区的新沪中学（现已被合并）读高中，曾担任班级的文娱委员，也参加了学校的国乐组。我在班级里组织口琴队，欢度元旦时还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班级文娱活动，吸引了校长等来参加。高中期间，我的一个初中好友拜师学评弹，因为我会三流琵琶，所以，暑期里每天伴他一起玩，故而也学会了十几只评弹开篇，像《杜十娘》《刀会》等，对我来说又多了一手。

　　1958年，我进入上海师院（上海师大前身）数学专修科学习并参加学院的民族乐团，负责演奏琵琶。国庆十周年，全市要搞庆祝活动，我们为舞蹈队通宵伴奏。“反美宣传周”时，我们也排了节目在徐汇区大街小巷宣传演出，节目、唱词都是自编的。

寂寥平生事，伯牙钟子期

——山阳中学的艺教生活

　　从自娱自乐到文娱宣传

　　1960年，我被分配到松江县山阳中学教数学。其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文娱活动。一直到1962年条件有所改善，人开始活跃起来，我就从上海带来了笛子、二胡，下午放学后，在走廊吹吹笛子、拉拉二胡，自娱自乐。当时的校长看到我有这方面特长，便把到茶馆宣传的担子搁到我肩上。山阳中学每月有四天时间要在热闹的中饭时间去茶馆读报、讲新闻，带上几个学生，我拉二胡，学生唱几支小曲或歌，然后，讲一段新闻，接下来再表演几个曲子就结束宣传了。农村小镇的生活平静枯燥，我们的宣传因此常常能得到一片叫好声，这个工作便由我长期担任下来。由于每次宣传只有我一个人拉二胡，太单调，我就想培养几个学生一起干。校长批了20元钱让我们添置乐器。当时，一把申胡9元，一只皮琴3元。我们还添置了中胡、三弦、琵琶等。到1964年，我们的规模已近20人，这就是山阳中学的第一支乐队。演出曲目有《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等，还有自编唱词的沪剧小调及上海说唱等。

　　每逢三秋、三夏学校放农忙假，我就带着这支队伍下乡劳动半天，另半天就到田头人多的地方宣传、演出一刻钟，内容不外乎歌颂党和毛泽东，还有清洁卫生等，走遍了山阳的大小乡村。

　　“文革”期间，山阳的“革命小将”们排了一个大型歌舞剧《白毛女》，要我指挥。节目在金山县获得一致好评，并到金山县各公社演出，观众无数。

　　1968年秋，上级要求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去，这时期我大多数时间花在帮跃进大队的文娱宣传队排节目，学唱样板戏，更多地接触到京剧唱腔。

　　“跃进”小乐队和文艺班

　　1972年，山阳公社党委受南京小红花到上海演出的影响，决定组建小乐队，给了我20元开办费。经费当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一面收集原山阳中学的乐器，坏的动手修，另外再向各大队文艺宣传队借旧乐器，又把一只破了一面皮的鼓改成低音胡琴，拼拼凑凑地搞起了一个20人的小乐队。学生是从跃进小学二到五年级的四个班抽调的，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利用暑期训练。三个月后，小乐队已能演奏一些简单乐曲。正巧，金山县文化馆到山阳来挑选节目，我们入选了。去县里演出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当时的农民是难得进县城的，师生皆大欢喜。当下，男同学都穿上新的老布衣裤、布鞋，但都没有袜子穿，女同学头上挂上几根红绿头绳，这已是最佳妆饰了。

　　晚上，我们的节目被安排在中间靠后。演出时，我在台边上压阵。农村学生第一次上这样大的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因而错误百出：应该三遍的拉了四遍，女声独唱时，伴奏的一个二年级同学竟对着观众挖鼻污，我急得满头大汗。节目结束，大幕还没完全拉上，突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这是前面节目都未曾享受到的待遇，我糊涂了：我们的水平与人家差不多，服装、道具却差得远呀！原来，本次演出的观众都是从农村来的干部，他们看到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农村小囡在台上演出，倍感亲切，就给予了充分的鼓励。

　　这样一来就奠定了“跃进”小乐队在县里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乐队更趋成熟，演奏水平不断提高，名声也越来越响。当时的市文化局、妇联、教育局、团市委四个单位联合发起，邀请“跃进”小乐队到上海青年宫（现在的“大世界”）、市少年宫演出三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场录音，并在“红小兵”节目中播放，后来又在对台广播中播放，《红小兵报》整版报道了“跃进”小乐队的情况。1976年，上海万人体育馆刚建好并对外开放，我们应市体委的邀请，于1月20日和28日两次进馆演出。同年7月，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领导到山阳开现场会，反响很好。因此，又于10月组织全市近千名文艺教师到山阳，指名要我向大家汇报、演出。

　　从1974年中到1976年底，“跃进”小乐队有记录的演出共344场，观众约15万人次。由于“跃进”小乐队的成功，公社党委决定，再向各大队抽两至三名四年级学生组建“五·七文艺班”，张正余老师负责舞蹈基训和文艺创作，我抓乐队训练。后来的演出就是由“跃进”小乐队和文艺班组成的60多人的大乐队完成的。

　　我们能迅速成长，是与有关文艺团体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上海师大艺术系广大师生在顾翔老师的带领下多次来山阳指导，还将山阳中学作为开门办学点。他们辅导的舞蹈《插秧舞》演出效果非常好。又有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赵基阳、肖铭等老师指导小提琴和钢琴，戏剧学院金烽老师帮助化妆，上海沪剧院的老师教授武功。市文化局、县文化馆也有好几位老师来帮助我们。

　　学校艺术教育的春天

　　1987年秋季开学前，新任校长蔡之敏找我谈话，希望我重操旧业恢复小乐队，在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对我的安排是，担任一个班数学教学兼班主任，再抓这个班的乐队训练，算满工作量。关于经费问题，这个女校长颇具魄力地告诉我，没有限制，只要是正当需要都可以满足。当时学校经费困难，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这种对人充分信任、大胆放手的做法，使我们这些具体操作的人感到心情舒畅，反而在花钱时精打细算，不浪费一分钱。学校还选派青年教师吴克元做我的助手。

　　金山县少年宫得知情况后伸出了友谊之手，我们仅用了275元钱，就半买半送地装了一卡车乐器回来，经过整修，又收集了一些原有乐器，这样便解决了乐器问题。有了教师、乐器，就只剩下学生的问题了。

　　当时农村学校缺少专职音乐教师，音乐课多是拉郎配，什么人空什么人上，随便你上些什么。有的学校干脆不设音乐课，学生不会唱歌、识谱，更甭说玩乐器了。我们必须从头做起，一面教唱歌识简谱，一面手把手教乐器。几个星期下来，看不出什么端倪。这时，领导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金山县要在12月搞一个纪念活动，要我们一定参加。怎么办？要增加训练时间只得用星期日，但是学生家长有意见。他们只要求孩子成绩好，将来考出去，跳出“农”门。学乐器浪费时间，没有用。针对这种情况，我向学生宣布星期日上午补数学，这样学生一个不缺地到了学校，上好数学课后再把学生全部请进音乐室训练乐器。

　　1989年底，国家教委到金山县督导，看到我班40几人的民乐队，大加赞赏，临走时，还特地到我上课的教室来告别。督导团接着到山阳中心校又看到了一支民乐队，当了解到指导教师是我的第一批学生时，督导团提出要表扬我。这使我时来运转，走上了一段“光辉灿烂”的艺术教育历程。

　　有人说我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原来，国家教委当时在南京开了一个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会议。当他们来到认为最难开展艺术教育的农村学校，看到我们这些初具规模的乐队时，非常高兴，并指出，这就是艺术教育。从此，我们把小乐队正式从“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了。

　　1990年初，金山县教育局在山阳中学开现场会，向我颁发了唯一的艺术教育奖。同时，这届毕业班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在14省市“看、读、听、写”比赛中获一等奖一名，市数学竞赛三等奖一名，其它学科县级奖多名。在当时吃香的师范招生中，由于本班学生有乐器的特长，所以面试加分在县里是最高最多的。受这个班的影响，家长开始放心地把孩子送到特色班学习，山阳中学的艺术教育正式启动，我的艺教人生也因此更加“辉煌”。

　　1990年的初一班一下子要进来62个学生，我想削掉一些人，请示时书记、校长都很客气，叫我削。怎么办？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即加强暑期训练力度，让学生知苦而退。一个星期下来，没人退出，也没人迟到早退。接下去几次加大训练量，仍然没有一个学生打退堂鼓，反而越练越起劲，连午休时也自动练习。到暑期结束，我只好让他们一个不缺地入班开学。后来所带班的人数只增不减。

　　1992年夏，上海电视台来山阳拍摄《三百六十行》，片长三分半钟，在八频道新闻中播出。

　　这时期，我获得了金山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最佳文化工作者”称号，所教的班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集体”和上海市“先进集体”。

　　1993年-1996年，金山县教育局、山阳乡政府每年拨款一万元，我们就鸟枪换炮，添置了一些好乐器。一次，市教研室来山阳中学指导工作，看了我班的演出大受感动，孙元清等马上决定资助我们4000元改善条件。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是与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我始终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自然会得到多方面的肯定与帮助。

　　1994年春，国家教委艺教司等几位司长来山阳考察工作，看了我们的演出和设备后，团长方堃说：“你们是超标准合格。”

　　1996年开学后不久，校长接到市艺教委电话：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艺术节开幕，在闵行交大设有一个艺术展示馆，郊县唯一节目是山阳中学的民乐。当时我正犯胆囊炎和中耳炎，40度高烧不退。支部书记就叫后勤买来一架竹躺椅。我就这样躺着上班，一天也没休息，勉强把江南丝竹《欢乐歌》练完，完成了任务。

　　1998年4月5日，是我61岁退休的日子。正当县局领导与校领导考虑怎样安排我时，市教育局出台了一个文件：特级教师可以延长五年。我因此就留了下来。

　　2003年4月，我正式退休，但接受了学校的挽留，继续干我的班主任及乐队训练工作，直到现在。

一乐通七窍，一痴痴众生

——我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和体会

　　以我个人近50年的教学经历来看，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确实有很多好处：

　　艺术教育有极强的凝聚力。例如，我读初二时，排节目全部是我们学生自动聚集在一起，解决各种困难，没有教师参与。又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阳中学留生众多，少的一个班四五人，多的十几人，而我的班级一个都不留级，校长还追问我什么原因。

　　艺术教育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典型的例子是，我的一个学生入学前被劳教过，到我班后，我一面请他做篮球队队长，一面在排节目时有意安排他上台演出。尽管他五音不全，上台前也会把头发梳理好，衣服穿整齐，刀也不拿了。就这样，三年里他没有打过架。在我担任班主任的几十年里，这样的例子很多。

　　艺术教育能促进学生学习上的进步。艺术教育活动能促使学生的左右脑同时开发，积极开展思维，将非智力因素转化为智力因素。几十年来我任教的所有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都较好，并没有因为把时间花在艺术活动上而影响学习，反而因此提高了学习成绩。山阳的家长从反对转变为支持小孩到艺术班求学，就能说明这一点。

　　所以，艺术教育是一朵应该美丽盛开的鲜花。但是，从我学生时代的各种活动来看，我认为那只是艺术活动，而不是艺术教育。从几个班里抽几个水平高的学生组成乐队，也不是艺术教育。我认为学校艺术教育应该像语文、数学课一样，面向全体学生，不管你基础如何，有否音乐细胞，都可以学一门乐器。这种普及型的做法对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都是有利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校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