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退出语文教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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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退出语文教材说起

羽戈


　　鲁迅的文章退出中小学语文教材，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前些年，“黜鲁迅而登金庸”，曾喧腾一时。实则被废黜的不止鲁迅，取而代之的更不止金庸，只是这二人极具代表性，故被作为标杆，对立起来，成为公众最热爱的议题。


　　而今亦然。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七年级语文教材，更换了9篇文章，鲁迅的《风筝》、流沙河的《理想》、蒲松龄的《山市》、周国平的《人生寓言》等皆在删除之列，而代之以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魏巍的《我的老师》等。媒体做新闻，却单单举出鲁迅，如“送走鲁迅，迎来史铁生”。看来，无论何时，无论多少次被教材废黜，鲁迅都是风暴眼。


　　为什么是鲁迅？


　　如吾友蔡朝阳老师所言，我们这代人——更不必说上一代——所使用的语文教科书，夸张一点，简直可谓“鲁迅选集”。如今，鲁迅的落寞背影正从教科书中节节败退，不过在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他的文章依然有6篇之多，居现代作家之首，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地位仍不容低估。质言之，当我们谈论语文教材，鲁迅便是矗立于话题中央的那颗锈迹斑斑却傲骨嶙嶙的钉子，你可以钦敬，可以讥弹，终究无法漠视。


　　语文教材对鲁迅的淡化，让一些人如丧考妣，让另一些人怒火中烧。这不仅因为，鲁迅已经锲入了我们的记忆，更是因为，在我们怀旧的眼中，鲁迅支撑了教科书的风骨，抽去了鲁迅，狂澜既倒，大厦将倾。也许还有一个隐晦的原由：我们对教科书的不满，对教育体制的不满，亟需一个发泄口，再也没有哪个作家的退出，能像俨然批判精神的代言人的鲁迅这样，激起批判的雷鸣。


　　如此，鲁迅就被放大了，借用蔡朝阳的说法，“被过度诠释”，其实自鲁迅死后，自他的棺木之上覆盖了“民族魂”的红色旗帜之后，他便无力抗拒被劫持的命运。对此，他横站的灵魂只能冷笑。


　　我们不妨退一步思量，鲁迅淡出语文教材，究竟改变了什么？问了三五个在中小学教语文的朋友，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对比今昔的课文，除了少一些生僻的字词与拗口的语句，一切如故。


　　这才是问题所在：当校园被当作改造灵魂的工厂，当语文教学陷入模式化，课堂就像一个模具，无论你投入的石头如何棱角分明，吐出的鸡蛋都是一样圆滑。所以，鲁迅的文章也好，金庸、史铁生的文章也罢，经过教科书、老师、学生三道关卡的过滤与凌迟，从千般面目，化作同一尊呆板的泥塑。


　　想起当年“黜鲁迅而登金庸”，缪哲先生撰文评弹，其中引用女儿的话：“谁在乎这个！进语文课本的东西，香的也臭了；来了《哈里·波特》，我照样不想读。”学生的心思，最是耐人咀嚼。


　　所以，对于这场论争，我的第一个论点是，相比教材的改革，我更关心教学的改革，尤其是教师头脑的开化与拓展。倘若学校如死水，老师如机器，哪怕给他们全世界最自由的课本，却只能教出一帮奴才。


　　这么说，并非否认教材改革的意义。开放的教科书自然好过封闭的教科书，去伪存真的教科书自然好过满纸谎言的教科书。因此我们还是回归正题，来说鲁迅的进退。


　　必须明确一点，中小学生读鲁迅，不同于我们这帮成年人读鲁迅。对后者而言，可从鲁迅的书中读出寂寞、读出仇恨、读出生命的荒寒与虚无。然而，前者需要这些么？教科书给予中小学生的财富，第一当是知识的普及，此后，便应着落于思维、自由与美。


　　鲁迅的文章有无美感呢？在我看来，近代文章，首推周氏兄弟，周大先生的文字，深具刀笔吏之风，凝练、深沉，不蔓不枝，增一字则太肥，减一字则太瘦。可惜我这样的想法，不受中小学生欢迎，他们之间流传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对他们来讲，鲁迅的文章过于艰深晦涩，并不好读（就连鲁迅自身，都认为他的《呐喊》极不适合给中小学生阅读）。


　　同理，要说锻造人的思维，尤其是培养逻辑，鲁迅绝非一流。他的杂文，从来不以逻辑见长；他惯用的批判手段，如影射、诛心、扣帽子等，都违逆了说理的法则。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流，确乎该早早逐出教材。


　　由此，引出我的第二个论点：相比对鲁迅的淡化，我更关心胡适的作品能有多少进入教材。胡适的文字功夫，自然远不如鲁迅（就文字的通达而论，反而更适合中小学生的胃口）。不过论说理、逻辑，鲁迅则远不如胡适。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基于意识形态的抱残守缺，一直在冷落、贬斥胡适，以至他的文章，入选者寥寥，听说只有一篇《我的母亲》，这实在令人痛心。


　　因此，对于鲁迅渐渐退出教科书，我们不必惊诧，不必愤恨，不必伤感，更不必抱怨批判意识的衰落。教材的要义，并不在批判。以批判为特色的教材，绝非好教材。反过来讲，要学批判，我们何必去读教科书呢，甚至不用读鲁迅。惨淡的现实是批判者最好的老师，每一个批判者都是鲁迅。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