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辩论赛已沦为心灵之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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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辩论赛已沦为心灵之毒药

孙乐涛


　　中国的“大学生辩论赛”问题至少有两点：一是从形式上看，辩论者缺乏逻辑训练，缺乏自觉的逻辑意识，甚至以修辞代逻辑，不免沦为诡辩；二是从内容上看，论题不是真问题，不是真正让人困惑的、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不是真问题就不会有真思考，辩论于是沦为耍嘴皮子、装腔作势、无理争三分的抬杠，令人讨厌。


　　正确的辩论方式就是要讲逻辑，要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辩论、演说主要依靠逻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而不是词藻的力量、口腔肌肉的力量。


　　装腔作势的大学生辩论


　　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曾设想建立一种完全没有歧义的形式语言，通过它可以把人们的所有思想都转变成运算。这样，一旦发生争论，我们只要坐下来，拿出纸和笔算一算就行了。据说因为这一点，莱布尼兹差点取代弗雷格，成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开山鼻祖。


　　不过现在看来，莱布尼兹的设想未免过于天真了，因为今天的数理逻辑已经十分成熟，可以把语言尽可能地形式化了，但这却远远没能把人们的争论都变成运算。


　　相反，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词争论好像比以前更加热烈了。就连我们古来就十分厌恶词讼之争、推崇“刚毅木讷”的泱泱华夏，这些年人们也开始热衷于辩论、演讲这些辞令之术。比如各种各样的大学生辩论赛如火如荼，电视上的辩论赛转播吸引了万千眼球，几乎每个读过大学的人都受过辩论的洗礼。可见，语言生动活泼、魅力无穷，并不能完全形式化，变成数学运算。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逻辑却不是，数学也不是。


　　语言不能完全变成逻辑，但语言又离不开逻辑。语言中讲一些逻辑，自觉地运用逻辑，确实能清除日常生活中大量无谓的争论，有助于人们明辨是非，理性地行动。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如今我国大学生们辩论得口干舌燥、面红耳赤的许多题目，其实是些无谓的争论，完全可以坐下来运算一下，散伙，回去吃饭睡觉谈恋爱。


　　比如像“仓廪实而知礼节vs知礼节而仓廪实”这样的辩题，双方都是危险的全称判断，事实上仓廪实而不知礼节的人很多，知礼节而仓廪不实的人也很多。对这样的辩题，随便举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对方了，而我们的大学生既要证伪对方又要证实己方，就分明是些狡辩、诡辩了。这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只能助长大学生们无理争三分的虚骄之气，做人做事都会不老实、不踏实。类似这样的辩题比比皆是，比如“天灾比人祸更可怕vs人祸比天灾更可怕”、“远亲不如近邻vs近邻不如远亲”等等。


　　还有一些辩题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vs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vs扫天下不必要扫一屋”等，正、反方在逻辑上是不对等的，一方明摆着就不能证立，一方明摆着就能证立，有什么好辩的？


　　最可悲的是在一些辩论中，持明显逻辑错误观点的一方竟然胜利了，赢来了大家的一片喝彩：好口才啊！黑的都能说成白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辩论过程中只要大量的排比句、名人名言一古脑砸下来，气势如虹，1＋1可以不等于2，“指鹿为马”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的辩论，毒害学生们的心灵，其利很少，其害很大。


　　当然，这些怪现状又不能归咎于辩论本身，不能说既然如此，干脆取消辩论算了。君不见西方人自古以来就热衷于演讲、辩论，不但没有把人全变成巧言令色、无是无非、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孕育、促成了令吾人欣羡的科学、民主，所以一定是我们的辩论本身出了问题。


　　问题至少有两点，一是从形式上看，辩论者缺乏逻辑训练，缺乏自觉的逻辑意识，甚至以修辞代逻辑，不免沦为诡辩；二是从内容上看，论题不是真问题，不是真正让人困惑的、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不是真问题就不会有真思考，辩论于是沦为耍嘴皮子、装腔作势、无理争三分的抬杠，令人讨厌。


　　逻辑意识与文化传统


　　辩论中缺乏逻辑意识这一点当然不能单单责怪今天的大学生，事实上，这是我们古来一贯的传统。比如《老子》这部中国人民的“智慧书”，其中的高言妙语让国人如痴如醉地学习、体会了几千年，而它的诸多论证方式严重缺乏逻辑依据，却甚少有人觉察。比如：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从三个例子得出一个普遍规律）


　　“江河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66章）（以江河类比圣人）


　　这些论证，或者是些极其草率的不完全归纳，结论超出前提；或者就是一些类比法——类比只是有助于得出一些假说，根本就不能证明一个命题。所以，这些论证可靠性极低。但国朝人士缺乏逻辑意识，几千年来的后生学者们还真把它当成铁板钉钉的真理了，甚至这样的论证方式还被一再效仿。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有算术而无数学，而西方人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逻辑就大体上被建立起来了，亚氏之后几十年《几何原本》就问世了。中国人大概直到晚明才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这些东西，当时入华的耶稣会士把逻辑、数学等西方古老的学术一并带了进来，于是皈依天主教的李之藻译出了《名理探》，同样皈依了天主教的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出了半部《几何原本》，但这些译事昙花一现，影响甚微。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国人逻辑意识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


　　不过，西方人也并非天生就是逻辑的动物，逻辑理性的养成也是大费周折的。


　　希腊时代有声势很大的智者群体。智者们教人以论辩修辞之术，使人在古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广场政治中获胜。智者们靠此收取学费谋生，成了一种很好的职业，从业者甚众。而苏格拉底看到，这种不求真理、徒逞辩才的智术其实是败坏雅典人的诡辩术。智者是修辞家，这些人不需要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只需找到某种方式让那些无知的人相信他比真正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就行了”（《高尔吉亚》）。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真理，而只是以各种演说辩论的技艺来蛊惑人们的心灵，煽动人们的情绪，使人们丧失理性，被他们说服，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当道，就使真理被遮蔽，相对主义横行，人们不再追求真理，变得无理性、情绪化，甚至走向虚无主义，雅典城就这样腐化堕落了。


　　诡辩是败坏人心的毒药，修辞就是诡辩的主要手段。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对修辞十分痛恨，他们对修辞的定义就是“以辩论魅惑心灵的技艺的总称”（《斐德若篇》261a），沉溺于修辞就会危及到真正的哲学、危及到真理。所以他们要克服诡辩术，克服相对主义，走出修辞的泥沼，探求绝对的真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就这样强有力地成长起来。柏拉图朝着逻辑的方向努力，到亚里士多德就将逻辑大体建立起来了。有了逻辑的技术，以逻辑为工具，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各学科门类就逐渐被建立起来。


　　亚里士多德不但建立了逻辑学，还建立了修辞学。而中国古代千余年来“文学取士”，知识分子们最擅长诗词歌赋，玩弄辞藻，所以修饰语言的技艺——修辞术很发达，但却没有条理化、系统化的修辞学。而更可怕的是以修辞统摄逻辑、以修辞代替逻辑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文人学士们辞采高滔、夸夸其谈，却经常是些思想浮肿、精神浮肿、文化浮肿，消肿之后，空空如也，只生出一肚子虚骄、浮夸之气。而亚里士多德系统地研究了修辞学，却不忘指出演讲真正重要的是符合逻辑，前提要真实，推理要正确。


　　可见，今天我们的辩论流于诡辩，问题并不是出在辩论本身，辩论并不必然要把人变成巧言令色之徒，“刚毅木讷”也并不是“君子”的唯一出路。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正确的辩论方式。正确的辩论方式就是要讲逻辑，要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辩论、演说主要依靠逻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而不是词藻的力量、口腔肌肉的力量。


　　探讨真问题更重要


　　事实上，不但修辞是个工具，逻辑也是个工具，是探求真理的工具，解决真问题的工具。因而，当今大学生辩论中的更实质的问题还不在于逻辑意识较差，而在于论题不是真问题，不是真正让人困惑的问题。这样的辩论根本就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无聊无趣的语言游戏。而组织者、参与者又装作一副探求真理、大义凛然的样子，这就是装腔作势了。


　　不信看那些论题，什么近朱者赤、仓廪实而知礼节、远亲不如近邻，很难相信今天的大学生们会对这类问题产生困惑，以至值得去唇枪舌剑辩论一番。没有真问题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深度、有力量的思考，大学生们的辩论就沦为小儿科的抬杠，表现得浅薄可笑。


　　不过，这一点同样也不能只是指责今天的大学生们，如果整个社会都不讲真话、不谈真问题，为什么单单苛求这些大学生呢？讲真话、谈真问题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社会也缺乏这样的讲真话、谈真问题的言论渠道，这才是我们的大悲哀。


　　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13：1）我们的辩论，我们的言说，如果不谈真问题，没有实质内容，也就如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