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小学校长的工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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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村小学校长的工作日记
作者：邢天宇 来源: 《看历史》2013年9期


  

　　民国20年，西历1931年，对年近而立的刘百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改变之年，他正襟危坐，手上的委任状墨迹未干。不久前，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政府决定，命其接管县立师范附小（以下简称“附小”），在全县的历史上，这一举措可谓实属罕见。

　　升迁之际，刘百川的心情不只是激动。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几年前，他还在反复断言：“假使我做校长，一定能胜任愉快。”但越思忖，他越感觉责任重大，而昔日的雄心壮志，此时全部化成了自惭形秽，正如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到了今天，我的勇气，因为畏惧、忧虑、惶恐，骤然地减退，几乎减到零度了。”

　　附小之困

　　刘校长的忧虑并非毫无依据，他揽下的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东海位于苏北，地广民穷，附小虽惨淡经营，但工作依旧难有起色，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没有经验——内功不足加上条件所限，使工作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最初几天的走访便印证了他的猜测，日记的开篇几页，多数是围绕着缺憾展开的，比如设施方面的不足，就几乎占满了7月6日的内容：

　　（一）校工室内的光线太黑暗，空气太潮湿，对于校工的健康很有妨碍……

　　（四）大会堂容积太小，光线太暗，不甚合宜……

　　（五）儿童用图书馆在楼上，儿童上下很不便利……

　　（十二）教师参考图书、教物及一起标本很多，这是教学上一大帮助。惟细查多霉烂之处，想已久不应用，并未洗刷暴晒。

　　（十三）教室均系新式楼房，容量均合度，惟二面窗户均太近黑板，每级学生太多，有人桌位靠近黑板，这都是造成近视眼的最大原因。教室设备嫌太杂乱，没有组织……

　　这些被逐个罗列起来，共有17条，至于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个别教师的品行难以胜任：“教社会的徐先生，到了做笔记的时候，便把教科书上的表解或问题，一起写在黑板上，叫他们（学生）依样画葫芦地抄下来，有的字不认得，有的句子看不懂，他也不管。”

　　30年代初，正是民生多艰的时期。既然工资捉襟见肘，又无升迁之希望，怠惰便在教员心中暗自萌生。与徐先生类似的情况，从友人辛祚义的信中，也可略见一斑：“我觉得现在一般小学教师，职业的兴趣太差，平常对于上课，处理成绩，都是敷衍了事，到课完的时候，便各走各的路，有谁去指导儿童活动？更有谁去努力研究教育……至于教师闲着做什么事呢？茶馆吃茶，酒店吃酒，到同事的家里去叉麻雀，常常有之，甚至叉了一夜的麻雀，明天请假睡觉，这是如何可叹的事！”

　　平心而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只要重视便可解决，而最大的挑战，恰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私塾依旧盛行，这种逆流背后，实际是对新式教育的不信任。虽然科举不存，但在苏北，其内容和方法，却几十年来因袭如故，学校无法服务于社会，甚至和公众产生隔阂：“家庭里对于学校第一件事不满意的，便是在学校里学的，没有什么大用处；尽管笔算考了一个甲等，但是到了家里，甚至不会算五斗米或半斤油的价钱；小字尽管把《灵飞经》写得很好，但日常用的字，常会写不出来；尽管会做记事文、议论文，但是不能写一封很通顺的书信。这都是学校太注意形式的训练了。”相较之下，私塾虽然简陋，但传授的却是珠算、书信写作等实用技能，毋庸置疑，这与众多家长的意图不谋而合。

　　制度之变

　　要想赢得支持，必先改变局面，而刘百川的革新，又并非以横冲直撞开始。他不断记录着所见所想，有时是三言两语的片段，有时竟洋洋洒洒达数百言，作为斟酌酝酿的成果，7月11日，校务纲要雏形已具，它将作为原则，提纲挈领地指引附小的活动，其中，“发展儿童个性、适应社会需要”，更是被列为首要的原则：

　　“校务进行……最重要的原则有六：

　　（1）发展儿童个性：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儿童为本位，创造环境以满足儿童的生活，并利导儿童的心理、生理的发展。

　　（2）适应社会需要：调查社会状况，地方职业种类、家庭生活情形、毕业生出路等，作为设施教育的标准。

　　（3）注意经济效率：凡所设施均须注意教育效能的增进，从学理方面谋求经济的法则。

　　（4）应用科学方法：一切事业的进行，均须用科学的方法来考核结果；事前尤要有精确的计划和步骤。

　　（5）形式、精神兼顾：一面谋形式的改善，一面谋精神的充实。务使表里一致，以免畸形地发展。

　　（6）注意分工合作：校务采分章制度，各事设有专责，以免互相推诿或互相冲突的流弊。如有须改进的地方，先公开协议。

　　校务进行，应特别努力下列几件事：

　　（1）罗致优长的人才：根据为事择人的原则，罗致有兴味经验的各项人才。

　　（2）改良环境及设备：凡设备方面有不合宜的地方，应次第加以改良，一方面要求合于卫生，一方面要适应儿童的需要。

　　（3）要尽力提倡教师进修，如组织研究各种研究会、读书会、参观团及出版刊物等，都是提倡进修的好方法。

　　（4）注意儿童的研究：儿童是教育的对象，所以儿童的研究，实为目前重要之工作。关于儿童心理、生理发展之程序，学习心理方面的各项问题，都要加以切实的研究，作为改进教育的措施。”

　　即使是今天，这份颇具科学色彩的文件也令人眼前一亮。刘百川将其归功于母校——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培育，正是这所学校，在诸多领域开了地区之先河。《灌云县教育志》写道：“1914年秋（民国三年），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灌云创建。校址在县城板浦陶公祠及崇庆院内……管理极严……教员皆聘请学界水平较高者充任”，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传授国文、算术等基础科目的同时，学校还教授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小学行政，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因此被传到了落后的东海县城。

　　校务纲要大功告成之际，刘百川的精力转向财务，这项工作的直接目的，便是为科学管理打下基础。动手之时，他骤然注意到，这又是一场同积习的较量。

　　预算制度清末引入中国，明面为各界所恪守，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地方政府的预算几近虚设，至于学校，诚如日记中所言：“校长的钱袋，便是会计处。”资金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利用管理疏漏损公肥私者亦不乏其人，种种积弊陈陈相因，形成了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例如一般小学，纵然账面看似完备，但经费早已积欠，有的学校，拖欠工资竟至一年。附小虽不至此，但亦可称得上是勉力维持，日记中有“薪工占百分之八十，行政费和杂费各占百分之十，另列百分之五的预备费”、“凡是预算没有列入的款项，不得动支”等词句，7月底的日记提到，修葺教具时，竟是校长带领教师和工匠亲自上阵。这尴尬的一切，正体现了民国教育蹒跚前行的事实。

　　但刘百川的雄心壮志，并未因此消磨殆尽。“我们要下另一个决心，拥护我们的主张。”随着开学临近，完善校务成为新的当务之急。虽然压力重重，但令人惊异的是，在日记中竟没有“疲惫”、“劳累”，取而代之的是“商量”、“不妥”、“有无问题”——即使是细枝末节，刘百川也不免反复斟酌。对下列片段的截取和摘录，或许能反映出这位先驱的用心良苦。

　　对教材的选用：“教材内容及形式：要是和普通社会的需要，要适合时代的要求，要适合儿童的心理和胜利，要活动而富有生趣，要多美丽的插图，纸张印刷要合于卫生，版本大小要适宜。教材的排列及其组织：由旧至新，由近至远，由易至难，由具体而抽象，由创作而欣赏，由心理而伦理。”

　　课程的安排：“用心精密与筋肉运动细密的功课，时间宜短不宜长；学习困难的功课，宜安排在上午；功课不须用心的可安排在下午；饭前饭后要避免体操和运动；用手与用脑的作业，要相互调剂。”

　　教室的布置：“一般学校里的黑板，总是挂得太高，儿童不能使用；挂得不稳，写字时候格格作响。我们这次挂黑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两点，在墙上预先订好横木，挂也不费事，黑板的高度，以儿童能自由书写为度，假定黑板与地板之距离的标准如下：幼稚园及一年级，二十四寸；二、三、四年级，二十六寸；五、六年级，三十寸。”

　　育人之道

　　显而易见，这样的精心思量，在教师基本面容呆滞、师生基本关系对立的传统学校里，无疑是一个亮点；另一方面，他显然察觉到了“工业化教育”的弊端，即纯粹将知识强加给孩子们，而忽视了道德的培养。作为校务工作的关键，刘百川对“训育”很是在意。所谓“训育”，即对学生品德的训练和培养。训育的制定和实行，实际关系到附小的未来：受其熏陶的学生，终将接受社会的评价，而这正是对附小工作的最好检验。

　　因此，该项工作从上任伊始便被列为重中之重。一个月的思忖过后，年轻的校长终于开始着笔：“根据儿童生活教育的原理，搜求需加以训练的事实……根据家庭、学校、社会的实际生活，提出有价值的习惯……分析人生习惯、态度、理想的种类，汇集须训练的事实……长期地记载并统计儿童的行为和习惯，将儿童已有的好习惯和坏习惯编为训练的条文。”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非常详尽的训育标准，从“不撒谎”一直延伸到“爱护国家”。根据学龄的不同，它们又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无处不透露出性格塑造上的深谋远虑：“别人问到什么事详细告诉他”“对工人平等看待”“辅助残疾和弱小的人”“遵守合法的裁制”“常做正常的娱乐”“做别人不敢做的好事”“爱护团体的名誉”……至于具体执行，刘百川放弃了铺天盖地的口号和灌输，用制度的力量取而代之，最终，“国民素养”将被融进学校——对于整个附小，这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指导儿童实践的时候，可由儿童自己反省，可由儿童互相报告和全面，也可由教师讲解条文的意义和实践的方法，让儿童去练习。考察儿童实践的结果，适用下列的方法：（甲）备具记载簿一册，簿内开列训育标准之条文及儿童姓名；（乙）发现有儿童违反训育标准时，即于簿内再记一次，连续发现数次，即记载数次；（丙）一学期终了，发现最少者，性行成绩最好；（丁）依发现次数之多寡，评定各人性行的成绩，分优上中下劣五等，各等级的人数可占全人数百分之若干。”

　　至此，万事俱备，但刘百川的心情更加不安，招生即将展开，在基础教育无法普及的大前提下，诸如附小之类的“名校”，对申请者择优选拔，自然成了势在必行的工作。东海附小在民国二十年只计划招八十余名新生，而前来应试的却有375人，供应和需求的缺口如此巨大，以至于“关系”难免暗中萌生，有人在做，便有人在看，这一切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召来非议、攻击和指责。

　　此刻的附小，掌握着传授知识的权力，而校长刘百川，俨然成了数百名学童的命运主宰，他相信通过制度，积弊将被克服，这一切的前提是秉承两个原则——合理和公正：

　　“考试的方法，要力求合理，考一年级儿童，便要演四则算术，二年级儿童，便要举行书面的常识测验。有时故意将题目出得深些，使儿童做不出，这都不是合理的考试。南京某著名小学考幼稚园儿童，在黑板上画一只大象，认得象的便取，然在南京，四五岁的小孩子，能认识的着实不多。

　　一般学校里招考新生的方法，不免被别人怀疑，因为与学校先生有关系的儿童，结果都录取了；与学校先生没有关系的儿童，尽管成绩很好，往往不录，因此我们决定招生要请少数与本地没有关系的先生去办理，题目绝对地秘密，成绩不妨公开地发表。这样便可免去社会上人的疑虑，他们也不再请学校先生吃茶吃酒，做无谓的请托了。”

　　故者之思

　　据刘百川在日记中所言，虽然落榜者稍有怨言，但录取的整体效果，依旧是令人满意的，而新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点：越是穷人的子弟，成绩优秀者越往往有之。或许在这些志气昂扬的孩子身上，隐约能看出他当年的影子，而社会的前途，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显露出一丝进取和朝气蓬勃。开学之后，附小一切进展顺利，然而9月6日，日记已出版的部分却戛然而止，据刘百川的解释，中断的原因仅仅是纸张用尽了。然而事实或许更加严峻，不到两周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使“教育强国”成了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正如赵欲仁先生在《小学最低限度行政标准》中所言：“德有克虏伯，能使本国军械甲于世界，雄视全球；法有巴斯德，能使酿酒造丝等业，特别稳固，国富顿增；美有爱迪生，能使事物日异月新，开辟无数利源。”而在民国教育者的眼中，中国自己的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正是将通过逐渐完备的基础教育体系，选拔、培育和脱颖而出，这些有用之才将构成一股力量，将黑暗和腐朽一扫而空，国难当头，或许是赤子之心殷切，刘百川和上级才急于将上述心得整理并付梓。

　　在日记的最末，刘百川说明这仅是上册，然而出于种种因素，计划中的续作最终没有问世。在接下来的两年，他全身心地投入校长的工作中，1935年被派往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任实验区主任，在此期间参与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解放后，刘百川担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1971年去世前，他不顾病重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任重道远》，它的结尾“教学不已，阖棺乃止”后来成了刘百川的墓志。对这位先驱而言，生平的遗憾还有很多，但值得告慰的是，那些理想和信念，却并没有被时光埋没，《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这本貌不惊人的小册子去年又一次再版，这或许就是其价值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