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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
——读书的欲望与向度
一
欲望就是需求的愿望,它首先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关,是人的本能。人有些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相通,如吃喝拉睡、性欲等生存欲望,以及亲情爱情,它随着某种境况的递进(比如由小到大的年龄、睡眠不足、饥饿等)状态而强烈或衰退(如老年,吃饱、睡足、满足等)。附着于生理欲望的某种精神性,或叫作对这种欲望的感知状态,我把它称之为生存精神性,或本能精神性,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中,生产粮食的农民反而普遍挨饿,守着田块受饿,一拨拨人倒下去(当今有学者归之为营养不良而导致病发),这个时候为能填肚子而对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和蛇虫产生“吃”的欲望,就充斥“本能精神性”,什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理想来克服“生存困难”,都是宣传机器外加给乡村和农民的。从我的生活阅历和生存体验,一般民众(包括农民)在很长时间段都局限于这种“本能精神性”,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考虑怎样糊口,所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理想——诸如以阶级成分划分谁可多得食物,谁少食或不得食,表面上体现好成份者一种尊严,实际仍出于本能精神性——生存竞争意义上的排斥。
人之为人——人世间,就有个由本能精神性到超越精神性的演绎过程,人类文明得以建立和延展。所谓社会发展的停滞——生活的裹足不前,其实就是人长时间陷于生存精神状态,人的尊严和创造性价值被生存精神状态所制约,而呈一种萎缩或下降趋势。即使如此,人依然保持着基本活力,加上文化传统耳濡目染的传递,他仍有着从现有条件中捕获营养,不但应对困局,而且追求新的生活,即呈现超越性精神冲动。读书就反映了人类这种精神现象。
读书就是人读人写的书。孔子述而不作,是口头之书,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语记录下来,就成了书。虽是为帝王谋、吃帝王饭,也是是人类欲望的一种。由于生产力低下,纸张阙如,印刷术跚跚迟来,所谓读书,也是止于皇家学人的授道,这跟有书摆在案前可以细读深读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成了人类的基本行为。各式各样的学校就是读书的场所。
读书的欲望就包含生存性和超越性这样两种状态,是流动的。从“读书欲望”的本意(书籍文字具有抽象性),当然应该属于超越性精神状态,但在实际(现实)中却完全可能受制和受限于生存性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本然的生存状态、特定的精神语境对其进行了无意有意的遮蔽。不过由于“活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读书的欲望”的正面效力不可能消弥,通过“人”而不断沿伸,破蔽——破生存之蔽和精神之蔽是必然的。
然而,我们在许多时候,读书的欲望总是在生存性精神圈子里徘徊,也就是老是被后者所遮蔽。
二
古代那个“漂母一饭”的故事,说的是韩信早年落魄遭人冷落,心里郁闷,这见证了韩信尚有尊严(超越性精神)意识,这样的尊严来自文化传统——士人传统被社会接受,成了中国—人类精神的有机组成,社会有了相应的共识,所以韩信固穷却还能守住一份自尊。他在城下钓鱼,饿得不行,一个在附近漂洗衣物的老妇人,一连几十天拿饭给他吃,他很高兴很感激,此时他基本处于生存性精神状态了,曾具备的超越性精神滑回本能性精神。他向老妇人承诺“我将来一定要重重报答您”,说明他心中的超越性精神尚存,其心灵尚未被生存性窘迫给彻底遮蔽。而这妇人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得到报答,而是基于怜悯或恻隐这类超越性精神的人性之光。可见当时社会虽然贫困,人心中的超越性精神尚未被全然遮蔽。后来韩信显贵,以千金酬谢那位老妇人,此时的韩信就有践行“理想”(承诺)的“超越精神性”的意味了。
记载这个故事定格为“已知之理” 即已知之伦理,是后来的事——新朝记录前朝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其道德伦理的意味相当明显,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积淀。我们还发现,从古至今数千年,帝王将相公卿王侯“成长”故事所涉的精神阀域,几乎都局限于生存精神性和超越精神性之间徘徊,侧重伦理就是印证。进入当代,执政党“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传,仍富有这样的精神底色,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段,它并没有真正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上述这类“已知之理”却被堂皇的革命理论摒弃了。当“吃饭”成了全社会的第一大事,“吃饭”也成了制敌的武器,什么读书,什么研究,在统治者看来,不就是吃上一碗饭?统治者一句“不给饭吃”,其实就是给“读书”限定了方向,也就是给“读书”平添了遮蔽,让读书始终粘附于生存考量。所以,在这样情境中的出版物,一般而言,其精神内涵皆为生存性质素所充斥。
说具体一些就是,到了现代,我们在较长时间把农民置于“求温饱”的境况中,农民——国人都停留在“本能精神性”状态。从上世纪20年代以苏俄为师开始鼓吹农民集体化(集体农庄),50年代到70年代搞中国式农民集体化,辅以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农民被绑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大批以种粮为业的农民惶惶然不脱粮荒,甚至饿死。且不说这时的“韩信们”当作旧时代知识分子被一次次批判和羞辱,“老妇人”几十天不断施饭的事也不可能产生了,因为她此时也贫乏得难以自保,渴望得到国家救助。我们的官员脸露喜色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呀,多知道感恩呀。这也折射出官员的执政水平,或叫执政理念。几千年盛传的“民以食为天”的后面就填充着这样的精神底色,而且视为最高的执政境界(“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并成为体察民情一个最基本的准则。以这种“朴素真理”自居的后面,其实是包含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人的精神特征或叫精神底色,都粘附于“本能精神性”上面的。
这又等于说,我们匐伏于“本能精神性”,也就是被“本能精神性”所遮蔽,不知道人之为人,人与动物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人不但有解决基本生存的欲望,而且在基本生存之上,要活出尊严,活出价值,就是活得像人。就是说,人应该有着更神圣、更值得追求的“超越的精神性”。人之为人,有本体性,更有主体性——今天这样的“主体性”已浮出水面。一部人类进化史、发展史或叫文明史,不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展示由本体而主体——“超越精神性”即进步的历史吗?
记录人类这种“精神演进”,最可靠的是书籍;认识它,最可靠的也是读书。因而读书的天地应该是广阔无边的。
读书为解惑,既解生存之惑,更解“自我了解”、“社会和自我设计”(自我超越)之惑,书籍烙下了人类这样的历史足迹,所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梯阶”。在不断迎面扑来的人类新境况中,人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以果为因,读书让人类不断产生读书的欲望。只不过中国这类“史记”记载的多是“已知之理”。
对国人进行生存勘探,也只有在读书中才能实现。不过,在我们的社会,比如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书,书包越来越重,案头书堆得越来越高,那些“已知之理”的书籍大量地登堂入室,但对社会的演变——社会和人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对社会的昨天和前天仍是一团乱麻,毋宁说,承载解惑的大书小书——“已知之理”的书籍倒对社会和人进行了遮蔽。
长期浸淫于既定精神格局的国人难以发觉,必须借助“他山之石”。这样的“他山之石”早已出现。
三
在我读域外书(翻译书)时,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读书由书籍和阅读构成,读书也是人类不断地从“本能精神性”到“超越精神性”的星光大道。既然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随着人类的生存生活情境的变化,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人自身的潜能(包括对自身的认识)也得到激发,自然形成普世性的价值选择。不管特定的民族(国家)如何强调自己何等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演进中,它的文化规范中必定越来越多地显现普世——求同的质素,在如此求同之下,方能有效有机地保存自己的特异。因而,“超越精神性”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螺旋式递进的,没有止境。
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译林出版社,2012),此书收录了伯林1928—1946年的书信。它没有像我们社会习惯做的为尊者讳、为意识形态讳而突出什么、删除什么。伯林说:“我喜欢闲聊,喜欢描述事物,对人类及其本性有浓厚的兴趣,也喜欢探究人与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健康正常的人类之心。此书就是一介普通人家寻常的通信,不是为刻意保留时代真相,恰恰保留了人的真相——时代真相,不是刻意突出“天才”“英雄”在幼年的不同凡响,恰恰保存了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最一般的日常生活状态。
伯林在1928年12月给父亲的明信片,上面罗列了他学杂费、伙食费开销的明细情况,其中有这么一句:“我买书还需要很多钱,大约10英镑。”可见青年伯林不为他生存处境所囿,年幼的心灵就产生了“生活之问”和“世界之问”。他这句如此寻常的话包含了几层意思,一是伯林家解决了温饱;二是整个社会不是处在“生存”境况中;三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四是能自由买书读书跟社会情境语境的宽松相宜相关。
伯林1931年9月给查尔斯的信更加证实了上述情形,还显现了他的阅读——精神个性:
我最终得到一本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1922年莫斯科出版)的书。书的作者是政治哲学家和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德波林。这部著作冗长、枯燥、缺乏睿智,但我兴趣十足地埋头阅读,它的论点越是糟糕反倒越让我感到趣味盎然。它的风格与其他在英国出版的哲学、经济领域的书截然不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它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环境条件比地球更加残酷。但它宣传的信条却似乎比卢梭的思想更富有影响力。这本书除了作者令人乏味,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和令人兴奋,但它显然不适合外国人阅读。
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的论点糟糕,当然是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书的一般看法。当马克思明言“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欧洲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并没有对它围追堵截(倒是受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禁止)。伯林兴趣十足地埋头阅读,足见其视野之宽精神触角之广。
伯林研究马克思也跟其人同样是犹太人有关;他喜欢读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并加以认真比较,这当然与他幼年在俄罗斯生活过有关。除了希特勒的德国禁马克思的书(“我如饥似渴地一卷接一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语原著……这个版本到了1933年就停印了,希特勒下令的”),欧洲大陆的精神气氛仍是相当宽松。
换言之,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以及生活层面,年轻伯林感觉到了阅读上仍存各种遮蔽,因而他的阅读是破蔽式的阅读,在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他以同情和理解阅读并研究时代的新思潮(他写了《马克思传》一书),逐渐形成了冷战时代不被看好的消极自由主义思想方法,他大力提倡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他的写作是勘探“未知之理”——向着生活向着未来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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