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感恩教育也是文革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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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感恩教育也是文革温床
    作者:童大焕   

  
中国式感恩教育，从学校教育到媒体宣传，不是正常的公民责任和自由教育，而是非正常的救世主和奴役教育，其过程，本质就是在不断地塑造救世主形象。甚至直到成年甚至老年，这样的“救世主形象塑造”也没有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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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其实不完全这样，应该是四种人：骗子、傻子、哑巴还有说出真相的人。多数情况是少数骗子骗昏了一群傻子。更让人随时受不了的是，傻子们把说出真相的人都骂成汉奸、资本家的走狗、卖国贼。诸如此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逆淘汰。

　　关于西红市，有人在新浪微博私信我：也许是我才疏学浅，您说的没有甚解，不过我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说的薄的那些所谓罪行，我曾经在大连生活很长时间，那时B书记常常工作到深夜，生活很简朴，那些年大连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重庆种的树，给穷人们盖的房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付出，都被说成是作秀，看到这些我真的很痛心……退一步说，就算是作秀，老百姓也需要，去让现在台上的那些官儿们也去秀秀？不信您随便去重庆街头问问。其实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谁能让我吃饱饭，让我有个地儿住，我就拥护谁。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些事我何尝不知道。普通老百姓不会认真去算账，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尤其是他们长期受到不适当的中国式感恩教育，相信救世主，也就是等于相信只要有圣主明君，天上就会掉陷饼。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从小天天唱的歌都是《东方红》远远超过《国际歌》；1980、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虽然不再天天唱红歌了，但是对政府感恩戴德的中国式感恩教育却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心智和创造力难免不被催眠，难免不处于休眠状态，总觉得一切的好，都是来自D和政府，而不是自己的自由和创造。所以听说来了个圣主明君，哪怕只是象征性地给点小恩小惠，自然是忙不迭地要去拥护，等到发现枷锁上身时，早已被全方位五花大绑，挣脱已经来不及。

　　天上不会掉陷饼，政府永远只分配财富而不会直接创造财富。最后的债总是要由老百姓还的。这点始终要牢记。而且，政府分配财富的时候，财富还会消散掉一部分，各种行政成本徒然增加。而且，政府分配财富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公正，分配权力越大越难监督，腐败和不公平也越大。

　　中外历史上对穷人利益最立竿见影的倾向，往往也就是玉石俱焚的对所有人最终都不利的倾向，比如平等瓜分财富，这是最好的了，天下大同。但结果是革命和杀戳，最富有的人跑了，留下中产和穷人互杀。最后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力量丧失殆尽，可以同贫穷难以共富裕。所以凯恩斯说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西红市的唱红是为了发现不合作者以清除异己，打黑是为了掠夺财富制造短暂的共富幻象。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感恩教育。感恩父母的生养，感恩老师的辛勤培育，感恩同学和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与帮助，感恩每一个辛勤劳作为社会付出的人。这样的感恩很具体很细微，具体到每件事每个人。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这样培养的是公民。

　　1949年以来的中国式感恩教育，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中国式感恩教育，从学校教育到媒体宣传，不是正常的公民责任和自由教育，而是非正常的救世主和奴役教育，其过程，本质就是在不断地塑造救世主形象。甚至直到成年甚至老年，这样的“救世主形象塑造”也没有休止。B就深谙“XC部长最重要”的道理。他说：“有人认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重要，能管人，能查人，能决定人的‘命运’，宣传部长没啥，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在我看来，宣传部长至关重要，他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全体市民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方向。”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话对百姓适用，对政府和执政党也适用。权力集中、空洞无当的爱国爱D教育，甜蜜是你的，赞美和鲜花是你的，责任和腐败也是你的，文革的土壤也是这种教育中浇灌培育起来并且变得格外肥沃的，它其实在自己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既然从小到大甚至到老至死，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救世主”带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救世主情结”、“救世主依赖”。一旦潜意识中有了“救世主情结”、“救世主依赖”，心智和创造力泯灭、“好吃懒做”是最次要的危害，更严重的危害是一旦遇到贫富分化、经济停滞或社会矛盾紧张激化，就渴望救世主出来打破一切法律、规则乃至人权、自由和生命的底线，重新分配财富、重建“新秩序”！这样的中国社会，必将长期陷于永无休止的治乱循环而无以自拔，必将长期陷于仇恨与残杀而永无进步！

　　想想今年915抗日游行过程中的“小文革预演”，上至庙堂之上的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下至普通的打工青年蔡洋，其对基本的法治和人权、人伦的蔑视，对强权与暴力的崇拜与美化，都令人不寒而栗。

　　砸破日系车主头颅的蔡洋遭到姐姐训斥：“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但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乃至于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当街打八十老人的韩德强不仅事后拒不道歉，而且从“打汉奸”开始，不断为自己的恶行披上华丽的外衣。

　　韩德强：这个，其实啊，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侮辱新中国的言论，对侮辱新中国领袖的言论表达愤怒，这就是为人师表。“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的检讨是说我不够无情，我此前太宽容，各种各样妖魔化毛主席的言论我都没有去这样出手制止。这实际上我有愧啊！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在保钓游行当中，提及毛泽东有什么意义？

　　韩德强：我们今天需要强硬的领导人。……谁有能力去弄成一个全国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局面？去使日本人震颤？感到恐惧？不敢侵犯中国边境？谁能做到？想来想去，惟有毛泽东。是不是啊？

　　人物周刊：那日系车和日系车主就变成了殉道者？

　　韩德强：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

　　人物周刊：你自己或者家里有日货吗？

　　韩德强：有啊，怎么没有。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是蚂蚁或螳螂吗？

　　韩德强：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你对这些蚂蚁和螳螂有怜悯吗？

　　韩德强：正是出于对无数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严的怜悯……这还不是个怜悯问题，是热爱问题，才不允许日本人占领中国的钓鱼岛，才能允许我们这个游行当中有一些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不见得是很恰当的行为。你要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大概也非常困难，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分化的、分裂的。不可能很一致的。

　　人物周刊：所以如果你被踩死了你也觉得这是……

　　韩德强：无怨无悔。没有办法。这是大历史，如果因为我爱国，因为我反日，因为我以后去参与和日本的作战，我死在战场上，很乐意，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人物周刊：那其实是当英雄？

　　韩德强：当不当英雄无所谓。无名英雄，无所谓。一个人，正道直行，不避风险，这是我一贯的人生原则。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来源日期：2012年10月14日）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和奴役的种子，是社会一起遭殃！所幸，已经有党内在任职的高官开始向不合常识与逻辑的“中国式感恩”开炮，2012年5月9日上午9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人们应该知道一个最基本常识：任何权力机构都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人民纳税养活了公务员，维系了政府的运转。照理说，党和政府应该感谢人民才对，而不是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政策”之类，只是把老百姓本应有的自由和权利部分还给了老百姓而已，是其应做的本分而不是恩赐，而且，做得还很不够，还得继续还。财产的自由、言论出版和文化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免于强制、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都还要继续还。

来源: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