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路径选择的百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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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路径选择的百年曲线
    作者:傅国涌      
　　摘要：从辛亥到五四，特别是1925年后，在知识分子中间思潮日趋激进，到1949年大变动的前夕，许多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支持共产党，其中有内在的原因，一是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有经济民主，二与中国古老的大同梦想。1949年后，知识分子真诚地自我改造，力图做一个新人，完全认同在激进思潮的选择结果，受过西方教育或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可谓全军覆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开始反思激进思潮毒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当年追随共产党的青年，他们重新开出了一条道路。今天我们再度面临渐进还是激进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激进 检讨 改造 反思 路径选择
　　
　　一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被激进主义裹胁，最终失去自由与尊严，乃至生命，从1970年代起，个别知识分子通过自我反思开始告别激进主义。辛亥时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差异其实不大，宋教仁与梁启超之间的不同并非源于价值观的对立，五四时代，部分知识分子越来越趋于激进化，激进主义逐渐吸引了大批青年追随者，其中转折点在1925年到1926年，“五卅”到“三一八”，有国、共两党背景的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否定民国早期的宪政体制，以群众运动等手段追求各种主义，激进化思潮在1930年代裹胁了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曾琦、左舜生、李璜代表的国家主义，张君劢主张的“修正民主政治”路线，都挡不住激进主义思潮的攻势。

　　1949年前夜，大批并不激进的知识分子也选择了共产党，支持并与新政权合作，并不单纯是现实的利害选择，许多知识分子当时对“经济民主”的向往与共产党提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蓝图有某种心理上的合拍，他们心目中那个古老的大同之梦也与此契合，这是内在的更重要的因素。

　　主张走中间道路或者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可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他们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他在1946年6月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

　　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1]

　　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样。

　　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说，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2]

　　这并不是张东荪孤立见解，而是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声音。施复亮也一直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发表过《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3]

　　他阐述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4]

　　他们所主张的“中间路线”简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1949年前夜，同样的言论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知识分子报刊随处可见，成为一股不小的思潮。章乃器自认为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

　　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三十二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等主张，就包含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

　　（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

　　（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

　　（二十一）金融事业，应由国家经营。第一步应将国家银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并简化及统一其机构。[5]

　　1948年11月，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呼吁书中，也可看出他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全文的主旨是对“极权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6]

　　其中毫无对共产主义之下人民将享有“经济平等”的怀疑。

　　当时，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暴露出来，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平等引发了有着大同梦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悠然向往。许多知识分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

　　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处的源远流长的“大同”梦想，让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1938年6月，周鲸文在《时代批评》发表《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表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7]

　　更早，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很多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写下，他们“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大同”社会。作家郁达夫描画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的乌托邦。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这样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说，“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8]

　　他们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1949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想不会不影响他们的选择。
　　
　　二
　　
　　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知识分子就开始自觉的接受思想改造，朱光潜、费孝通这些受欧美教育、专业有成的知识分子主动归向新政权，不是简单的利益和安全驱动，而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希望接受思想改造。

　　1949年11月27日，美学家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回顾一生，他深感渺小，“渺小到值不得注意”，他特别讲到抗战胜利后，本来抱定了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时的简单志愿，就是把书教得好一点，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9]

　　我们试看朱光潜当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见解错误”的文章，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他常常严厉而不留情面地批评国民党统治，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这些文章要说“错误”就是他在检讨中指出的：“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10]

　　所以他要急于表白，急于自我否定，目的就是向“革命意识”靠拢。在他之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9年8月31日写下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检讨，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950年1月3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这一年》，自称“究竟还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梦想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百无一处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笔地写过一道”。后来他自己“揭发”的“过去历史”无非：“[1946年英国回来]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1947年后】，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青年。”[11]

　　1950年，费孝通的检讨文字就结集成了《我这一年》。从1949年6月起，他还公开发表过一系列关于改造大学的文章，主动献计献策，将大学改造成适应新政权要求的大学。这些文章也在1950年5月结集出版。[12]

　　诗人、翻译家冯至时为北大西语系教授，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时，他就置身在游行欢迎的行列中。从此，他开始适应新时代，投入认真的政治学习之中。《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是他诗意的表态，也是他内心的独白：“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己当做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做一片木屑，投入火里。”[13]

　　不能简单地断定他们的检讨没有诚意的，冯友兰、贺麟、钱端升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检讨，不能光用政治或精神压力来解释，其中确也有他们真诚地自我反省的一面，认为自己过去一无是处，在暴力革命大功告成、改天换地之时，读书人有这样的念头也不是特别奇怪。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细微的复杂性也往往很难洞察。

　　从沈从文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无比痛苦的蜕变之后，他也在诚心诚意地向“改造”之路迈进。1949年9月20日，精神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14]

　　如果说此时沈从文所说的“改造”还有些抽象、模糊的话，那么50年代初他到四川参加土改时的家书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1951年10月25日出发前他这样写：“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11月8日，他信中说要真正做“一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出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15]

　　在天下定于一之后，“检讨”、“改造”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词并不偶然。宋云彬日记有过许多真实的流露，他对“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很不满。1949年5月12日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

　　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回北平的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话虽如此，当他9月1日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也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16]
　　
　　三
　　
　　1957年的反右运动，让受过欧美教育以及在欧美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此后有机会重新反思的主要是当年追随激进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逐渐告别激进主义路径，回到了正常的追求人类主流文明的轨道。

　　从林昭、顾准、许良英、方励之到韦君宜、李慎之等人，他们的身份、地位或者不同，思想倾向、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大体上都在年轻时加入中共或外围组织，经历过革命的锤炼，1949年后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经过“九死一生”的炼狱煎熬，晚年又对年轻时追求的理想、一生走过的道路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并有了新的认识，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不顾老病之躯，踏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不归路。他们中闻道有先后，1968年被枪决的北大学生林昭，早在1960年前后就用“极权制度”的概念定位当时的现实，她的思想和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弥漫着火药味的无所不在的斗争话语，找到了新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她在狱中写下的14万言书中指出：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17]

　　顾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70年代写下了那些至今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字；许良英自1974年觉悟以来，从70年代末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民主、科学与人权，不断地强调启蒙的重要性；李慎之60年代初就看破了毛泽东的那些把戏，到90年代末终于告别恐惧、打破沉默、公开发出“重新启蒙”和自由主义的呼号；李锐不顾年迈之躯，不苟且、不因循，耿耿以民族命运为念，公开提出政治改革、重评“六四”等主张……他们最终都超越了现实利益的羁绊，僵硬体制的束缚，回到了做人的起点上，显示出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胡适语）。

　　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热忱，这种理想主义最初不是乌托邦的，而是扎根在大地上的，是与这个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连的。2001年6月29日，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回顾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认为主要来自少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他入党虽晚，却历来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从小景仰羡慕邻居（共产党人、陆定一的丈人）严朴。与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实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虽然搞学生运动时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别人起劲，“我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参加党的”。

　　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九一八”事变时，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只是偏处浙江台州一隅的一个小学生，但他从那个时候起就养成了天天看报的习惯，主要是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压力。后来之所以放弃专业研究，千辛万苦去寻找中共地下党，急切要求投身革命，更多的也是出于追求平等、正义、救国的思想冲动。

　　李慎之晚年深感“五四”以来，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21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2001年5月8日他给许良英的信）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写给许良英的信里说：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2003年1月23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10页纸的长信给许良英，表示早几年就有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第一次把初步意见写下来：“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18]

　　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看作是他对整个百年中国的最后认识。

　　李慎之晚年在行动上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在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他认为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岁的知识分子党员启蒙—起信—革命的历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19]

　　在他看来，顾准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过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转型的人，“顾准是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几乎走完全过程的，因此他的觉悟特别可贵”。[20]

　　赵紫阳晚年对老战友宗凤鸣说：“在中国需要有个启蒙运动，以树立新观念，迎接人类的新纪元。”这一见解不仅与许良英长期的思考殊途而同归，也与晚年孜孜以“重新举起启蒙火炬”的李慎之异曲同工。自从1978年结束20年的右派生活、重返中国科学院后，许良英就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补民主启蒙这一课，经历像欧洲17、18世纪那样的启蒙运动。”“使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逐渐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他在1993年写的《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文中概括的。[21]1980年7月，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起草的讲稿《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其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22]那时，他对民主的理解还很粗浅，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将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思想奉为圭臬。自1988年起，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离休的老伴王来棣先生一起致力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尚未完成的这本书凝结着他们23年来的思考和辛劳。他最终告别了卢梭，回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源头洛克那里，并推崇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实践。他指出首先实践了现代民主制的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比它早208年的荷兰共和国，荷兰影响了英国，荷、英两国的民主实践又催生了美国革命，美国革命则直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　2011年7月16日，许良英在此书前言中充满自省地说：“我们青年时代都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可是对民主概念并不真正理解，以为只要共产党掌权了，中国就民主了，因为共产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经过反右、三年大跃进和大饥荒，遗迹对文化进行革命的十年浩劫，幻想彻底破灭，不得不重新探索前行的道路。”[23]

　　方励之曾公开说过他在1980年代早期的民主思想来自许良英，1989年的学运领袖王丹、刘刚等人也都深受许的思想影响。正是包括顾准、许良英、方励之、李慎之在内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年来的反思和探索，构成了我们百年民主价值谱系中最近的一个环。辛亥百年之际，上距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二十多年，挣扎在经济开放、政治高压的现实夹缝中，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已出现高度的分化，并再次面临激进还是渐进、民主还是专制的路径选择，他们的民主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尊重。
　　
　　参考文献：
　　1、《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第四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2、《东方杂志》1933年1月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3、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4、费孝通著《大学的改造》，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5月初版。
　　5、沈从文、张兆和著《从文家书》，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6、宋云彬著《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7、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
　　8、李慎之、许良英来往书信手稿（复印件），1998—2003年。
　　9、李慎之著《李慎之文集》，李慎之家属自印本2003年。
　　10、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美国，明镜出版社2001年。
　　[1]《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175—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2]《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39—240页。
　　[3]《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75—276页。
　　[4]《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72—273页。
　　[5]《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323—324页。
　　[6]《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358页。
　　[7]《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第41—42、43页。
　　[8]《东方杂志》1933年1月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9]《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6—5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7页。
　　[11]《费孝通是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12]费孝通《大学的改造》，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5月初版。
　　[13]转引自陆耀东《冯至传》第229—23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14]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第163—16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15]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第167、172页。
　　[16]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126、127、15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8]李慎之、许良英来往书信手稿复印件1998—2003年。
　　[19]《李慎之文集》下册，李慎之家属自印本2003年，573页。
　　[20]李慎之、许良英来往书信手稿复印件1998—2003年
　　[21]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明镜出版社2001年，美国，第254-255、256页。
　　[22]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第29-30页。
　　[23]许良英先生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