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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殇:权力对写作者的迫害史
作者:林贤治
摘要:迫害古已有之。所谓迫害,是指个体由于强势者--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带有针对性的暴力或潜暴力行为,致使生命、财产、名誉等遭到侵犯、损害和剥夺的情形。集体迫害实质上是对个体迫害的集合。这里强调受迫害的个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将生命抽象化、符号化。事实上,在历史叙述中,许多集体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杀和窜改,众多鲜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简化为寥寥几组数字,失去原来的可感性。
写作者: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迫害古已有之。所谓迫害,是指个体由于强势者--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带有针对性的暴力或潜暴力行为,致使生命、财产、名誉等遭到侵犯、损害和剥夺的情形。集体迫害实质上是对个体迫害的集合。这里强调受迫害的个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将生命抽象化、符号化。事实上,在历史叙述中,许多集体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杀和窜改,众多鲜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简化为寥寥几组数字,失去原来的可感性。
集体迫害主要有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两种。至中世纪,宗教迫害进入极盛时期,宗教裁判所是著名的。近世以降,政治代替宗教成为主角。在崛起的民族国家里,只要沿袭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其中的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体制,集体迫害事件就不会绝迹,甚至有增无已。20世纪苏联的肃反和纳粹德国的反犹,论规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故事相形见绌。
除了种族清洗,在社会群体中,具有知识分子意识的写作者由来是政治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从西方到东方,这是对女巫、癫僧、史官的历史性迫害的一种延续和扩大。这些人是天生的异议者,统一意识形态的敌人,他们不但可以作为忠实的记录者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鼓动家,影响社会舆情。为了维护固有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势必通过各种手段迫害他们,以期剪除这根社会的大舌头。
在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也是专制--政体之下,写作者面临三种选择:一、跟随权杖起舞,颂圣成为主流;二、逃避现实,顾左右而言他,最常见是风花雪月,娱乐化,形式主义。这两种选择,其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就是私人利益至上,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作当然是最稳当的买卖。另有一种选择,就是直面现实,干预社会,抨击专制体制,反抗权势集团。但这样,写作便成了一种冒险的职业,轻则失去自由,禁止发表作品,遭到监视、囚禁、流放,重则失去生命。
迫害与写作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两者的博弈一直在进行。
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
写作是需要余裕的,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相对安全、宁静的环境。正如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要一个作家置身于一年比一年厉害的有组织的迫害气氛中,从事创作是不可能的。"这里仅就一般文学写作而言,思想性论著还不包括在内。
在苏联,只要"倾向性"被认为出了问题,就随时有被剥夺写作机会的可能。真正的作家视写作为生命,正如扎米亚京所说,写作机会一旦被剥夺,则无异于面临死刑。
在出版被严格统一控制的情况下,意欲突破查禁的罗网而坚持写作,对于作家的勇气、意志和智慧,无疑是一种考验。
对异见者的迫害,在帝俄时代是有传统的,但是,人们无法预料,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迫害竟致于变本加厉。1922年,"哲学船事件"发生震惊世界。在这一驱逐事件中离境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境外出版了一批论著和回忆录,评述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总算保存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此期间,高尔基主编的《新文化报》发表了在当局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系列时评,结果被"动员"到国外疗养,且一去长达十二年,实际上让他噤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利用他的声誉,尊之为苏联作协主席,带头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打造了一批粉饰性的文学作品。
苏联当局掩盖了所有这些事实,几十年间,国内对"哲学船事件"一无所知,包括高尔基的时评《不合时宜的思想》成为禁书。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稿,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1957年11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报》认为授奖是西方的"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小说也被《真理报》等指为"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鉴于作者的"背叛行为",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团中央书记骂他是"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作出检讨,拒绝接受诺奖,从此郁郁以终。1929年,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同样在国外出版,遭到批判后退出苏联作协,被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开除。如果不是高尔基施以援手,让他及时离境,结果将不堪设想。二三十年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先后遭到镇压,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等;或者以自杀结束生命,如茨维塔耶娃。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上了"黑名单"。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戏剧、小说和诗作都被禁止上演和出版,甚至被目为"敌人"送至劳改营。在苏联,严厉的政治文化政策及出版制度窒息了思想,扼杀了独立、自由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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