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一个平常人的教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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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贵：一个平常人的教育传奇


    作者:毕唐书   



　　他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而在于他让教育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归了教育“常识”--教育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培养“工具”的；是“自由呼吸”的、自为的，而不是“灌输”的。

　　他来自远古的潍河之滨

　　---黎明的河边“红高粱”的故乡……

　　这片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慷慨悲歌话剧的沃野

　　在齐鲁文化的交汇地带耕耘

　　耕耘,是为了在复苏的田野上收获

　　收获一个民族沉甸甸的未来

　　和站立于地球村的傲岸

　　他是一个平常人。

　　貌不惊人，个子也不高大，很瘦弱的样子，看不出什么才气、英雄气。如果许多人和他在一起，你不会第一眼就注意到他，第一眼就留下印象。就连他的名字也很普通：李希贵---一个标准的农家名字，带着中国农村的乡土气，既不文雅，也不响亮。

　　我认识他纯属偶然，或者说是一种缘分。

　　那是1995年，好像是5月份，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中学语文教改会。会上他有个15分钟的发言，介绍他所在的高密四中的ACT语文教改经验。当时他的发言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印象里只有一口并不标准也不中听的带有浓重山东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当时甚至还有些反感---“ACT”？又搞什么新名堂？所以也就没有认真听下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留意。

　　中午吃饭时无意之中我们坐到了一起。本来，萍水相逢，坐到一起吃顿饭，彼此之间点点头也就完了，不会有什么故事的。碰巧，当时山东潍坊市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秦若可先生也在这一桌。秦知道我是山东教育社的，他又是一个热心人，所以就主动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当介绍到希贵时，他说，这是高密四中校长李希贵，是我们潍坊市普通高中中最年轻的校长，今年才35岁。这些话也并没有触动我作为记者的所谓新闻敏感。年轻---说明不了问题。看来秦对希贵是情有独钟的，又不断地说下去：“高密四中是一所乡镇上的农村高中，高考升学率却在70%以上。希贵校长现在已经拿了两个本科学历，现在还在读在职研究生。”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动了。拿了两个本科学历，还在职读研究生，以功利为目的者是断不会如此的。看来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校长不可小视。碰巧，希贵就在我身边，于是就随意地拉了起来。

　　他进一步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并不怀疑你们学校办得不错，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学校的男青年教师能否找上对象，我说的“对象”是国家正式职工。他说，没有问题！来之前我刚刚为8对青年搞了一个集体婚礼，为办这个集体婚礼，我们把市人大、政协的轿车都借来了。现在，连高密城里的姑娘都托人到高密四中找对象。

　　---为什么？

　　---她们都说，四中的老师人好，可靠。

　　我被震撼了。虽然事情并不大，但它足以说明这所学校的办学魅力，她的社会认可度，这比什么“规范化学校”之类的荣誉称号是更有说服力的。要知道，那是1995年，那个时候一所农村中学的男青年教师要解决好婚姻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冥冥之中我感到我发现了一块值得开掘的宝藏，遇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人。那个时候我正筹办《山东教育》中学版，一个刊物要想一炮打响，当然要靠重头文章，要靠重大典型报道，而这，首先要选好典型。几个月来，我苦于找不到这样的典型，而现在，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

　　后来，我到了高密四中。在四中，希贵讲的两件事终于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

　　---一位家住高密城区、父母都是干部的学生来到四中，不久给父母写信，谈对四中的感受，告诉爸爸、妈妈：“……在四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感到我成熟了。”

　　---一位名叫徐文燕的同学，过去在高密市内很有“名气”，高密市所有的高中几乎都上遍了，谁也不敢收留，谁也不愿收留，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关怀、帮助”。一位教过她的师长曾恨铁不成钢地发誓：徐文燕要能考上大学，我倒过来走。最后，被当作包袱甩给了四中，结果竟奇迹般考入大学。徐文燕从自己曲折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在四中的经历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中，对每一个懒惰、想混日子的人都是沉重的压力，因为四中是生气勃勃的，给人的感觉是蒸蒸日上的，一切老气横秋、消极、甘于落后都是与四中不协调的。四中给每一个追求着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撑，那就是：永不屈服！……生活是复杂的，命运是变幻的，如果我真的从四中学到了什么，那么我就应该是不屈不挠、热爱生命的人。”

　　读着这两位同学的信，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吗？于是，我回来后写成了2万多字的长篇通讯报道《风景这边独好---高密四中教育改革纪实》，发表在1996年元月《山东教育》中学版创刊号上。通过这篇文章，我要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在山东农村一个偏僻小镇，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校长是如何把这样的教育变为现实的。我要告诉读者：“发展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并不是一个只有大人物们才能考虑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就在我们眼前，普通的学校、普通的校长、普通的教师完全能够付诸实践的现实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家是完全能够从中国落后的农村崛起的。

　　四中的故事还正在进行，1995年暑假，希贵又被调到高密一中任校长。当时的一中是个老大难，但是，短短两年时间，他便让这所处于低谷的普通高中一跃成为全潍坊市乃至全山东的实施素质教育的“龙头”学校，让许多人认为在普通高中实施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后来，他当了高密市教委主任，再后来，又当了潍坊市教育局长。从高密一中校长到高密市教委主任到潍坊市教育局长，平均3年就换一个岗位。时间虽短，但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做出了只有具有教育家境界和眼光的人才能做出的业绩。这些，我在《志当存高远---高密一中李希贵校长的教改大思路》、《弘扬语言文化，塑造人的心灵---关于高密一中的“语文实验室计划”》、《东风夜放花千树---高密市课程体系改革纪实》、《康成，中国教育的经典》、《走进教育的本质---潍坊市普通高中教育写意》等文章中已经说了许多，希贵在他刚刚出版的收入“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中，也有更多的具有教育经典意义的故事。我想，这些，是可以佐证他作为中国当代教育家，是名副其实的，所以，我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这里我想说的是，希贵做的许多事情，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其意义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教育本身。他所搞的改革，其意义固然在结果，但更在过程、方式。因为一提改革，许多人马上就会想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壮举，想到两派对阵、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想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想到闹事、交学费甚至流血，仿佛不如此就不叫改革。希贵走到哪里，就把改革带到哪里，但不管什么改革，都没有造成动荡和负面影响，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他把改革变成了一个个合情合理、富有人情味的故事，用他的话来说，他所进行的是没有“压力”的改革。例如他到高密一中上任，就没带一个所谓亲信，从学校领导班子到教职员工，用的全是原班人马；也没有发表什么施政演说，宣布的唯一戒律就是不准非议前任领导。但是，不到两年时间，从四制改革到教学改革，都取得了成功，而且没有人闹事，甚至没有人不满。就连前任领导都说：“这校长就该人家当。”其中奥妙，发人深思。我想，中国多少年来方方面面如果都能进行这样的没有“压力”的改革，或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动荡不安，就不会付出那么多的学费，我们前进的步子就会更快一些。再如，他担任一中校长期间，每学期只开一次全体教师会，担任潍坊市教育局长期间每年只搞一次、每地只限一天的“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估，这对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也很有启迪意义。我们国家是一个会议成风的国家，在很多领导者的意识里，好像做领导工作就是开会、检查，不开会、不检查就不会工作了，就找不到当领导的感觉了，就不是领导了。于是上上下下会满为患，检查成灾，不但造成了一层层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造成了一层层严重的精神负担。尽量不开会或少开会，不检查或少检查，照样可以干好工作，而且干得更好，这是希贵的又一值得研究之处。我想，什么时候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学会了这样的领导方式，我们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如此，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但对于希贵，我最为欣赏、最为看重的还是他的人品，他的基于人品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公共关系的能力。他是这样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只有朋友，没有敌人---无论是私敌还是公敌。他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从上级领导到同事下属，从党政干部到工商界的经理、老板，从学生、普通教师、学生家长到司机、伙房工人，他的朋友无处不有。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真诚；二是尊重；三是从事业、前途到生活，处处替对方想；四是不流于世俗，不汲汲于功利。他的一个叫栗瑞莲的学生（高密四中毕业，现在北京大学附中任教）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自己的“李老师”：

　　高一时曾主办过一份班报，第一期的前言是李老师写的，以后便时常拿过去请他过目。而李老师也总是很恰当地给我们一些鼓励，告辞时无论多忙他必起身相送，末了也从不会忘记叮嘱一句：有什么问题来找我……

　　上大学后终于压抑不住满腔遗憾与仰慕，我给李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回信，却很快收到了。在信中，他很真诚地告诉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多读好书；（四年里，李老师曾无数次告诫我要多读书，而靠着李老师的告诫，我没有成为让自己都不喜欢的人）末了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另外在北京我们有不少朋友和校友，我让他们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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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遇到一位师兄，他问我：你认识李希贵老师？他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要我多照顾你一下。我一时愕然，继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感动……

　　我念大一时李老师调任市教委主任，几年来一直想去看他，但直到寒假才得偿夙愿……走时李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教委门口，路上还叮嘱我：工作的事给我打电话，我不能给你作决定，但是可以给你参谋一下。我频频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后来跟哥谈起李老师，我说，我觉得李老师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不管在什么位子上，他的真诚与修养竟一点不改。

　　对学生如此，其他方方面面关系的处理也都十分周到，且又不落俗套。

　　在高密一中任校长时，他上任不到半年时间，高密市各个部门主动向一中捐款近100万元，连市公安局都捐了3万元给一中图书馆添置图书。而他让学校专门刻了一个“高密市公安局赠书”的图章，逐一盖到每一本图书的扉页上。每年到年节，他也给关系单位送礼，但他送的“礼品”是装裱好了的学生书画作品。教师节时，许多企业的老总都纷纷打电话：“李校长，教师节到了，你得让我们表示表示。”有一位企业老总一张口就“表示”了10万，而他，只收了5万。

　　在高密一中任职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似乎很小的事。这一年的年终，学校搞福利，给每一位职工发100斤大米，大米拉来后，正好教职工下班，后勤上的人就让每个教职工顺便用自行车把大米带走。恰好被希贵看到了，他立即让后勤上的人停止了发放，并告诉他们，应当先把大米给学校退休人员送到家里，再给在职的教职工发放……

　　这是一种品质、修养，还是一种能力、智慧？应该说都是，也都不全是。正确地说，这是一种品质、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智慧---洞彻人性、参透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有真品格、真修养，才会有大境界、大智慧；反之，有了人生的大智慧、大境界，才会有真修养、真品格。希贵常说，要进行没有“压力”的改革，要试着做不可能的事；别人也都这样评价他：没有李希贵办不成的事。其实，进行没有“压力”的改革也罢，试着做不可能的事也罢，主要是跟人打交道。只要会做人，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做什么事情，自然也就能“随心所欲”了。所以，我常常想，像希贵这样的人，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是一个成功者；不管是从事何种职业，也都会是一个成功者，而且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者---他永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事教育工作，他成了教育家；如果从政，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文明修养的政治家；即使办实业，他也会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而且会是一个引领潮流的实业家……

　　但他的确又是一个平常人。

　　说他是个平常人，首先是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低姿态。他从来不自以为能，更不会为了抬高自己而否定其他。随着事业的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劝他要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对此，他总是不置可否；他也从来不承认他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做的，其实都是中外教育家已经说过、已经做过的。据我观察，他这样说并不是作秀，以此表现自己谦虚，而是很真诚地这么看。对此，我深表赞同。我所以赞同，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五十几年来，中国的教育一直不正常，一会儿“左”得不正常，一会儿又“洋”得不正常；多少年来“英雄辈出”，纷纷呼风唤雨，自立门户，称孤道寡，而又昙花一现，速生速灭，以致使中国的教育面目全非。别说“创新”，就是离教育的本来面目---教育的“常识”也越来越远。所以，中国教育迫切需要的不是“创新”，而是回归“常识”。或者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创新”就是回归教育“常识”。所以，对于希贵，我认为他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而在于他让教育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归了教育“常识”--教育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培养“工具”的；是“自由呼吸”的、自为的，而不是“灌输”的。这是他的“平常”之处，也是他的“非常”处。

　　教育是培养人的，这是人人都会说的话。问题是你到底培养出了什么人，这才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尺度。以此来衡量50多年来的教育，恐怕谁也不会得出让人欣慰的结论。50多年来的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些人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并决定了中国国民的素质。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是否可以这样扪心自问于己：多少年来我们接受的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呢？在我们身上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又有多少西方文化的东西呢？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我们又有多少社会主义抑或共产主义信念呢？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面对这样“灵魂的追问”，我们岂不汗颜！既无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无西方文化根基，也无以平等和公平为主要标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根基---有还是没有，不在贴标签，自称如何如何，而在是否已经生命化为国民的价值观念---这样的教育能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吗？在一片精神的荒漠上只能生长出一个个怪胎！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只要认识到了，就有希望。可悲的是，我们至今对这样的“常识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想到这些问题，我常常一方面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做批判家，过多地触及，因为这太残酷，残酷到让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都难以接受。再说，打笔墨官司也不会有好效果。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过去教育上的功过是非少讲，多谈今后应该怎么办，特别是从教育实践方面能够让大家看清前面的路到底应当怎样走。这也就是近10年来我一直尽自己之所能宣传希贵和他的教育实践的初衷。当然，他的改革还有许多文章可做，但能达到目前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中国需要像他这样的实践型的教育思想者，像他这样的教育家。

　　说希贵是平常人，还因为他始终甘于像平常人那样生活。他现在是名人了，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名人，并没有进入名人角色，举手投足还是老样子。即使作报告、写文章，也仍然是过去那种平平淡淡拉家常的语气。到潍坊市任职后，父母还住在高密，除了出差在外，到了周末，便携夫人一起回高密和父母过星期天。前些日子我到高密四中开座谈会，他过去的同事们谈起他，也都是一种老朋友的口气，全然没有那种“仰视”的感觉，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些“棉花地里的事”。后来我和希贵谈起这些，他笑了，说：那时候我什么没干过啊！只要出门开会，就背个书包，里面装的都是校办工厂的产品。只要碰到同学、熟人，就忙着搞推销。我得挣钱给老师发奖金啊！说起这些，全然没有曾为“吴下阿蒙”的愧色。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无为，而无不为。

　　希贵的为人处事，如果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还是这两句话最为妥帖。这些年，我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和悲哀，面对眼前这个弱肉强食、权贵横行、物欲横流、一切都已失去道德底线的世界，有时会有一种恐惧感。每当这时，我便想起这两句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话，这两句话似乎还能让我有所希望。而想起这两句话，我便会马上想到希贵……

　　附记：

　　这篇文章完成并发表不久，大约是2006年的10月份，希贵离开了潍坊市教育局长的位子，进京受命负责组建国家教育部所属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大大出人意外的是，一年之后，当监测中心基本成形后，他突然辞去了厅局级的监测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到北京十一学校当了校长。他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不过我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他是想在有生之年实现以自己的教育理想办一所国内外知名学校的梦想，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办一所“受人尊重的伟大学校”。他为十一学校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和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社会栋梁和民族脊梁。”他的勃勃雄心让我感动，但同时又有所怀疑。因为在现在的体制下，教育要想真正突破，是很难的。这期间，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并附了一首诗赠给他，表示了担忧，同时也对他寄予了希望。其中有这么几句：

　　明星作秀成名易，

　　国士立人救国难。

　　世上已无蔡元培，

　　谁能无愧对先贤？

　　他给我回信说，自己也有同感，但可以做自己能够做的，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后来我到十一学校和老师们座谈。科学实验班的班主任王笃年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科学实验班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所以我经常思考和带领学生讨论未来领军人物的基本素养要求，并把要求付之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坚持并努力落实自己的如下观点：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尊重学生集体的决策，让学生在集体决策中学会民主，学会妥协，学会理性思考。所以首届科学实验班入学之初，第一次班会课上，我就跟学生交代，我一个人的智慧肯定比不上大家的智慧，所以我们班的重大事项一定是由集体讨论决定的，我这个班主任一定会尊重大家的意见。……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魏勇老师曾经这样告诫我们，务必要培养我们的学生理性思考和科学决策的能力。要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是要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想想看，20年后、30年后，国家的决策者会是谁？如果是一拨无法无天的人当政，那我们的生活岂不要毁在他们手里吗？看似调侃，实为真理。……3．培养合作精神和领导力。前面说过，十一学校科学实验班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所以，我经常带领学生讨论未来领军人物的基本素养要求。大家意识到，合作精神非常关键，领导力非常重要。我问学生“你们觉得自己具有合作精神吗”，学生说“基本具有”。我说“不对，你们还差得远呢”--自习课说话，美其名曰“讨论问题”，可是你不知道你已经在侵犯别的安静自习同学的权益；值日生“忘了擦黑板”，于是影响老师的正常授课，耽误大家每个人1分钟的宝贵学习时间；进出教室“忘记”关门或随手摔门弄出大声，于是影响到了靠门口近的同学的注意力……这些都是合作不力的表现。合作的基础是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不给别人添麻烦；领导力的基础是沟通和理解。这些素养在我们目前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学生群体里的确非常欠缺。所以，我经常让全班就某一同学选举时得票率高的根本原因深入讨论。除了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外，引导他们看到最为重要的一点--有他人意识，合作精神强，时常想到集体、想到别的同学，而不是只想自己的事。一个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他人意识的人是可怕的，他将来有可能成为“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那样的灾星，特别是他成了未来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人从十一学校的科学实验班走出去。作为教师，应当有这样的责任感。

　　王笃年先生的话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所“伟大的学校”所应有的精神高度--看来，希贵的教育理想正在得到全面的实施。

　　上个月到潍坊，晚上饭局上几个熟人又谈到了北京十一学校。原潍坊市坊子区教育局长刘伟先生的儿子在十一学校就读。他说，儿子在十一学校的最大感受就是“自由”，在那里，学生如果不想学习，教师也决不会干预，但问题是十一学校不会有这样的学生。儿子在那里读了二年，现在已经立下志向将来要成为数字科学家。同桌的刘同贵先生曾经多次到十一学校深入考察，他说，十一学校用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

　　“现代公民社会”--这不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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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天：何谓受人尊敬的伟大学校（《学生第一》）     作者:刘笑天     


--《学生第一》读后

　　《学生第一》是李希贵先生回归校园之后的一部力作，乍看书名，会产生两个疑问：

　　其一，李先生先前出版过《学生第二》一书，且深受读者喜爱。此次以《学生第一》命名，是否属于出版者抑或作者本人的策划招式。商业行为无孔不入的今天，教育和出版自然不能幸免，但是教育家应该对此具有免疫力，而且这也与作者的处世风格不相吻合。那么，答案究竟在哪里？

　　其二，李先生由“官场”复归“校园”，坊间版本众多，说法纷纭。据说李先生本人做过一个形象的譬喻：“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吃馒头，有的人喜欢吃米饭，我是北方人，更喜欢吃馒头。”譬喻尽管妙绝，可是按照专家学者的论断，这属于描述性语言，不合学术规范，算不上标准答案。那好，踏破铁鞋无觅处，或许答案隐含书中。

　　阅读《自序》，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

　　读过便可明白，“学生第二”其实是管理学概念，而“学生第一”则是教育学的取向。一位成熟的学校管理者，谁也不会糊涂到弄不清学生在自己工作中所占分量的程度，重要的是如何去实现学生为本的价值、怎样去落实学生中心的地位。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如何将教师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尊重他们，相信他们，最大程度的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成为校长治校最为重要的策略，也是校长的管理智慧。因此，也可以说管理工作中的“学生第二”，从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校园里的“学生第一”。

　　“全美100家最适合于工作的公司”之一的罗森柏斯国际集团老板豪尔对公司“顾客至上”的说法不以为然。豪尔认为，从长期来看，不愉快的人提供的只能是不愉快的服务。最高级别的服务水准是发自内心的。因此，能够让关心、关爱到达员工内心深处的公司才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也是管理者能为顾客做的最好的事情，他们终将认识到，虽然顾客被排在第二位，但事实上却是第一位的。豪尔认为，当公司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员工就会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同理，虽然把学生放在第二位，但事实上却是第一位。

　　同样，一位教师，当他的家庭问题、待遇问题、被社会认可的问题都不成问题时，他们自然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学生中心、学生主体地位是靠教师去实现的。对校长来说，教师就是实现你教育理想的“天使”，只有当教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应该把学生放在首位的时候，他们才会发自内心地这样做。虽然目前好多学校已经开始致力于培养教师在学校的“幸福感”，这是教育的理性和管理的智慧。但是想一想我们当下的学校，给予教师更多的是压力。或许管理者更多的相信“压力就是动力”，更原意倚仗手中的权仗，过多迷恋立竿见影式的招数，痴迷在各类评比中摘金夺银，赢得主管部门的青睐，因此根本无暇从内功修为练起，结果最高境界也不过是九阴白骨爪，登上华山之巅论道无异痴人说梦。

　　这样的管理以企业相类比，不过是作坊而已，虽然码洋可能巨万。如果你说他简单套用了行政化模式，那这种模式在源头就已经走火入魔。所以某些学校急功近利式的管理泡沫，与智慧没有半点缘分；那种痴迷于厚黑学和驭人术的神话、模式、风暴，压根就悖离常识，说得直白一点，目前的某些教育管理是一种智慧缺失悖离常识的“管理”。从这个角度论，《学生第一》为教育管理提供了一册内功秘籍，也就是梅师姐没有偷到的那一部分。因此即使“真经”在手，也要看修炼者有没有足够的诚心与耐心，亦即时下教育中已然迷失的两种精神：真诚与理想。就如作者在扉页郑重表明“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同事们”，而且独出机杼把同事的姓名印在那里，我更相信是镌刻在内心。作者在自序中说：

　　在每一个故事背后，其实都有我们伟大的老师们，他们的鞠躬尽瘁、他们的甘为人梯以及他们的匠心独运，时刻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老师们实在太棒了……谢谢了！

　　这种情怀贯穿于整部书的每一则故事之外。作者所敬重的“主要是制造人才”的松下幸之助先生说：“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般的虔诚之心来领导员工。”虽然我们不能把管理者人格和品行的作用无限放大，然而它确实是高配置的管理资源，其显性、隐形功能源源不断甚至用之不竭。

　　当然以虔诚之心来领导员工靠的绝不仅是理念，它更需要具体的实践与策略来支撑。我们国内的教育专著中往往在背景、动机、取向、意义、影响上大费周章，一旦涉及到做法，就如同胡适先生专著的下半部--没了。大到到教育家书院成立、月度人物评选、青年才俊评选，小到退休纪念册的设计、将优秀校友与教师的联系，书中都有“现成的做法”可供参考。比如“表彰教职工的优秀子女”一节：“工作再忙，校长都一定参加表彰会，和获奖的教职工子女分享他们的成功与喜悦。”作者做大事而极为重视细节，他的指向并非一件事情简单的成败，甚至并不过分看重一块马掌与一场战争成败对等关系，我觉得这更像一种卓越的做事习惯，或者一种超越了功利的文化--只是我们这个处处渗透着实用理性的民族于此过于冷漠和麻木了。

　　与此同时，这种策略、智慧与情怀也决定了管理的眼界与高度，虽然不必轰轰烈烈、锋芒毕露，然而它一定蕴含对教育事业的一份担当与使命，这是建立一所伟大学校的基石。

　　既然如此，那“学生第一”的本体内涵究竟何在呢？这里面包含一个堪称伟大的教育梦想与愿景。

　　笔者阅读《学生第二》时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时至今日，李希贵经常把自己在校园的日子当作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仍然向往做一个学校的校长，他时常艳羡外国校长能够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他时常回忆把每张毕业证发到学生手中的感觉……他做局长后，仍然兼任着一些学校的“助理班主任”，因为这样，他可以触摸到鲜活的校园，握到沾满青草气息的小手，感受真实的心灵律动。

　　其实早在2007年4月10日，《中国教育报·现代校长周刊》发表了记者对李希贵先生的访谈，谈到了他所领衔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学校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新学校”的概念，并且指出优质学校主要是从学校外部人们的感受来定位，而理想学校则更多的是要遵从学生和老师的感受--他们是否感到愉悦，希望通过改变一些我们能够改变的东西，使学校办得让孩子们快乐、幸福一些，创造自由的教育，塑造幸福的学生。

　　这样的学校即为理想学校，或者称为伟大的学校。“伟大”一词曾经被过度咀嚼，过度误读，用它来形容一所学校，会呈现为何种景观呢。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纲领提出：“着力于培养志远意诚、行圆思方民族脊梁和社会栋梁。”我觉得这应该是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制高点：富于理想精神，而又脚踏实地；恪守心灵的最高律，又讲究做事策略；铁肩勇担道义，学做国际公民。世界上最远又最近的距离，是从“知”到“行”的距离。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反对坐而论道，提倡站起来立即行动。它需要是行动方案、操作方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十一学校在2010年正式成立科学试验班，每位学生配备三位导师：成长导师、学业导师和学术导师，学术导师特聘科研院所的知名教授担任，意在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拔尖人才。而在学生社团中，少年文学院、少年科学院、少年社会科学院、少年经济学院最为引人注目，有的“院士”仅仅是初二学生，几位创始人还获得了首届校长奖学金“金钥匙”奖。在生存如契约的时代，处处充斥功利短视的拜金主义和权力崇拜，生活在网络、游戏、玄幻、选秀、追星、NBA等诸多泡沫虚拟神话的狂欢和伪浪漫氛围里。志远意诚、行圆思方的脊梁和栋梁需要从校园着手，精神底色更需要从校园打起。

　　与此同时，你不要误解“民族脊梁和社会栋梁”的定位，它并不仅仅包含对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的原始培养，而是致力于培养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培养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歌唱家、出版家、大厨、武术家，而不是培养博导、写手、犬儒、政客、奸商、娱乐圈人士、书商、下三滥、三脚猫。比如开设马术课程，建立校园录音棚，建造汽车设计教室，借以挖掘学生在不同领域的特长与智慧。除此之外，学校组建专门的咨询辅导中心，开设社会职业考察课程，到三十到个职业领域进行亲身考察，近距离触摸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规划。更有学生尝试在校园开公司、出版社、复印社、书苑，与职场零距离对接，感受其中的杂陈五味，获得原初的职业素养体验。这种做法无疑在当前国家课程语焉不详的范畴内建构了极具前瞻意义的模板。

　　我们一般意义的优质学校所以无法激发学生的快乐，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根部原因在于过于重视外部因素对学校的评价、介入、监测，却淡漠甚或悖离了学生的成长规律、年龄特点、心智特色，南辕北辙堪为悖论。所谓多元智能理论只能在理论上风靡一时，培育学生在各个领域的智慧常常只是挂在嘴边。我们的学校始终端着“架子”，不肯纡尊降贵，与贵为“一切”的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呢--或者依然故我，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跪着教书。

　　实事求是说，中国基础教育的校长不堪生存生源重负，实属不易。然而十一学校却主动把招生规模进行了压缩。实行小班教学，每个班只有30人。回想许多学校70、80甚至上百孩子拥挤在逼仄不堪教室的场景，老师即使是教学大师，年年岁岁如此，学生的个性、特长如何获得关照。所以我们感佩十一做法勇气与担当的同时，更敬重他们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学校实行走班制，把学科教室命名为学科博物馆。在那里，斥巨资建设的高端实验室博士并非供参观用的陈列品，学校引进的40多位博士也不是无所事事的“花瓶”，他们共同营造学科氛围，探求学习规律，探究如何学得快乐、轻松。学校成立自主研修学院，当在教室的学习内容不能满足学习需求时，以另外的学习方式迎接挑战。

　　在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做节目时，李先生提及学校为了满足一名热爱声乐学生的要求，专门为她一人开设一间专属教室。当女孩在观众面前落落大方演绎世界名曲时，相信每位教师、家长、学生都会发自内心企及这种教育方式，祈愿让阳光普照每个心灵王国的角角落落……

　　如何实现这种理念和精神--虽然口头上我们标榜教育方式的嬗变与转换，可是思维惯性难以想象的强大。就如语文教科书的开篇，依然是《劝学》《师说》，经典文本虽然依旧经典，只是其中投射出仍然是“教师本位”取向，“师道尊严”糟粕部分的扬弃何其难哉。

　　在十一学校的改革中，他们实施的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譬如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延请名家为学生讲述成长故事，诠释人生哲学。在其中尤其关照学生的思想需求与心理需求。孙玉玺大使的讲座让许多喜欢当外交官的学生明了了外交官的使命、幸福、自豪，同时也感受到外交官无限风光背后的艰辛；郑渊洁不但担任少年文学院的名誉院长，而且定期讲学--这种近距离介入为学生提供观察世界与人生的巨人肩膀、宽阔平台。

　　十一学校的学生在校园不但是自己的主人，选取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初步勾勒实施人生的初步规划。他们同时也是校园的主人，他们和老师共同编写教材，票选决定餐饮公司的去留，在模拟国际组织活动中纵横捭阖，在学校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界上一展风采，在校务会上发出属于学生群体的声音--重要在于亲身经历，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民主意识、综合素养、国际视野由此获得发乎自然顺理成章的培育。想一想，当我们习惯了以强势的教育方式教给学生现代公民素养，那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反讽啊。

　　作为校长，李先生让学生感受到的存在方式是奇妙的--不是居高临下、疾言厉色或者罩着面纱，而是与他们的成长同在。他会带着学生与国学名家傅佩荣对话；引领学生参加高规格音乐会，让学生聆听共和国教育部长和知名乐团小提琴首席的谆谆教诲，甚至被误会“超生了女儿”；带领学生参加各国大使馆的外事活动--这种人生课程会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当然，还有对学生成长的适时点拨，比如学生曾与伦开书店，向校长借5000元进货资金，李先生没有答应，并且告诉他，原因在于需要他自己动员社会力量，依赖老师无助于能力培养，但最终还是从稿费借给他400元。曾与伦认真经营，提前还款，更重要的是经受了一次人生历练。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李先生如此爱护甚至“溺爱”他的学生们，被学生昵称为“贵爷”，生日的时候手机险些被学生打爆。

　　教育不是秀场，教育家拒绝走秀，所以李先生并不是偶尔为之，他把这种爱护发展为一种常态。每天中午确定一位校级领导与学生共进午餐，学生自主报名，网上选择与校长进餐的时间，名曰“校长有约”，在这种非正式活动的轻松自如气氛中，学生畅所欲言，校长亲切随意，沟通桥梁在不经意间架起。北大毕业生哲学家冯友兰这样描述他的老师蔡元培：“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诚哉斯言。

　　有的论者说：三流管理靠人治，二流管理靠制度，一流管理靠文化。初看赞叹不已。细想之下，构建一所伟大学校，人格魅力、高效机制、文化精神缺一不可、兼全最佳，何苦老是单打一思维呢。温总理提倡教育家办学，而真正教育家需要兼容并包的气度、独立思想之精神、外圆内方的行事原则与能力、做大事而重视细节的习惯，如果兼有君子之风，那就“高大全”了。

　　李先生潜心校园，他的这部大作仍旧是做出来的，而并非写出来的。读罢遐想，会涌起些许澎湃心潮，会感喟教育改革虽然荆棘丛生、路途漫漫，但只要拥有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担当与智慧，建设伟大学校的距离就并不遥远，绝非心与心之间那样浩茫虚渺。

　　如果以为有了“上等”理念和做法就需要及时总结，要出版发行，名播远方，流传后世，那说明还需要静收心神，安心修道。故事和照片的背后包含着教育的绝对价值，一则则明白如话的故事背后，一幅幅意蕴丰富的照片背后，无一例外包蕴一点点言外之意，一点点画外之蕴，读懂它们，是最具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