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认我们时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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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认我们时代的大师 作者: 朵渔      



　前不久，著名画家范曾状告艺术批评家郭庆祥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说：郭文通篇用“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贬损性语言，对范曾的诗、书、画及其人格进行评价，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判决郭庆“在十日内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７万元”。


　　判决一出，立即引来争议无数。有人哀叹“看来以后艺术批评可以休矣”，有人抱怨“评论家们要记着啊，大师伤不起”！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更是直陈：“据我所知，范曾的名誉至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就很低，这是源远流长和举世公认的，跟郭文的影响毫无关联。”（@贺卫方）


　　范曾也许会打赢一场“名誉权”官司，但注定难以挽回名誉，因为对艺术的判决，从来不是依靠法律进行的。有人说他画风“开创一个时代”，也有人说他的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李敖更是一贯的尖酸刻薄：“范曾人品有问题，当属可信。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他的字，做作讨厌，帐房的毛笔字而已。”（李敖《评范曾》）判决一出，汹汹网议也是一边倒地指责范曾“大德有亏”，比如他与恩师沈从文的过节，（范曾的老师沈从文曾说，文革时写大字报“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沈从文《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他的去国与回国，他的“流水线作画法”等等。范先生似乎有些百口莫辩了。靠打官司，能堵住众人嘴么？


　　中国有句老话：文人无行。文人做出点出格的事，也容易被人原谅。只要其“大德不亏”，“私德之污”也可解读为“个性”。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曾写了一本书《知识分子》，专揭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私德”。比如，他说罗素很财迷，把自己的一笔笔收入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看看，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说萨特“一心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并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帮助下，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说托尔斯泰的“博爱”只是一种表演，事实上他从未爱过一个具体的人，等等。读过此书，不禁心中懔然。暗想，如果老托活在当下微博时代，他会不会在没有写出《战争与和平》、《复活》等巨著之前，就被口水活活淹死？


　　公德与私德，向来难断，扯不清的事先搁置一边。本文感兴趣的，是范曾老先生头上那顶“大师”的帽子。范老顶着“大师”的帽子已久，他到底是不是大师？如何辨认我们时代的大师？在一个口水淹死大师的时代，如何不误伤我们“时代的大师”，不做“乌合之众”的一员，同时又不被形形色色的“伪大师”所欺骗？


　　这是一个“推倒大师”的时代，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虚无。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大师，每个大师也都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只不过是，大师多为后世指认，只有时间才可以将一个真正的大师充分经典化。也就是说，大多数“活着的大师”是隐而不彰的，就像深海里的大鱼。但他们毕竟存在，哪怕只是一个传说。


　　前不久，在新浪微博看到一则段子：当代最著名的小提琴家JoshuaBell，用价值350万美金的一把琴，在华盛顿DC地铁站L’EnfantPlaza的入口处，连续演奏了45分钟。他一曲曲地拉，从巴赫、舒伯特、ManuelPonce、Massenet，最后又拉回巴赫，最终却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结束时也没有掌声。而两天前他在波士顿歌剧院的专场演奏，门票百元，却一票难求。（@远牧师）是我们的脚步太匆忙，还是我们的耳朵出了问题？也许都不是。只是大师站错了地方。在一个需要背景、平台、象征资本确认身份的时代，仅靠人们的耳朵就能辨认出“时代的大师”，的确有些不现实。JoshuaBell做这件事本身就有些“行为艺术”的味道，他至少揭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大师，既要承受得起万众瞩目的尊荣，也要承受得起无人问津的落寞。


　　著名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条深海里的鱼。他在物质匮乏、政治空间逼仄、个人自由和尊严亦得不到尊重的最艰难的岁月里，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成为暗夜里的持灯人。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这让我想起了西哲伊拉莫斯，哪怕他已被当世承认，哪怕他已抵达声誉的顶峰。每天傍晚，他照例要拉上窗帘，独自读经。


　　能够在自己的时代“默默者存”的大师，已属幸运。事实上，大多数“时代的大师”都是很难见容于时代的。因为他们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与时代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属于少数“特立独行”者。因此，在一个“铁的时代”，打倒一个大师简直轻而易举，因为附加在“大师”身上的枷锁实在太多了。“政治正确”是一根棍子，“生活作风”是一根棍子，甚至一句梦话、私语都可以入罪。


　　1987年，在中国访问的《纽约客》记者Peter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书《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回答道：“陈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陈梦家还活着吗？”Peter接着问。“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老杨告诉这位“纽约客”，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不能署名。“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还曾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挨批，最后服药自杀。什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老美不懂。“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老杨说。


　　1934年5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而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了自由、生活、亲人和诗神，绝望中的曼德尔施塔姆企图跳楼自杀，但仅仅摔断了胳膊。斯大林闻知此事后，进行了过问。他问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这无济于事”。这其中的潜台词是，无论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大师，他的命运都不会有什么不同，最终还是会悲惨地死去。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时代，任何溢出合唱队的声音都会被取消。正如曼德尔施塔姆的后辈布罗茨基所言，“其声音愈是清晰，便愈显得不和谐。没有合唱队喜欢这种声音，美学上的孤立需要肉体的容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面对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文明的孩子》）


　　至此，我例举了三种“时代的大师”：取消了背景、身份和象征资本的芸芸众生中的大师，“默默者存”的深海里的鱼，以及溢出合唱队的“特立独行者”。第一种大师最易辨认，也最易蒙混。在一个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大师”的帽子随时有被贱卖的可能，尤其是在“说不清”的艺术领域。在一个金钱与大师的帽子互撑门面的浮华市场里，当可以量化的银子成为衡量“大师”的唯一标准时，这样的大师最易忽悠和造假。因为人们看重的不再是“大师”的精神含量和人文价值，而是通过“大师”这个帽子所产生的利润。而选择做一条“深海里的鱼”，不仅需要天大的定力，更需要“向死而生”的勇气。你所做的一切，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会有多大的价值，更遑论让他人去承认。“无人会，登临意”，寂寞深处，只能让创造的价值自然沉淀。我所钦佩的，自然是第三种大师。他可能会被口水淹没，会被合唱队取消，甚至在当世永远都得不到一顶“大师”的帽子，但他是真正的大师，因为他清晰、有力、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