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姗姗：汉字的临界思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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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姗姗：汉字的临界思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崔姗姗     



  
　　临界思维是汉字重要的编码特点，也叫作类符号性。主要表现为此与彼之间界线的模糊化和灵活选择性。同时这种临界思维也是国人的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中国人的时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域。约定时间是8:00整，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或许8:00-8：15甚至8:20都是可以的。中国人都深谙此道，所以对应这种癖性也早就有了招术。例如，曾有个风靡一时但又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例，院长跟主任说，明9:00开全体学生会议；主任跟班主任们说，明天8:30开学生会议；班主任跟班长们说明天8:00开学生会议；结果班长们发给同学们的飞信是“明天开学生会议，请大家务必到场，7:30在宿舍楼前集合”。这样如此的时间观念，会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啊！

　　2.中国人没有规则这不是说中国真的没有规则，中国有很多规则，中国人也很善于制造规则；而是说中国人有规则却不遵守、不贯彻、不执行规则，等于中国没有规则。这可以从中国纷繁复杂的潜规则和后门看出来，在中国你可以很牛、很有实力、很有能力，但是你也招架不住别人的潜规则和后门。前一段时间的流行语“我爸是李刚”也很好地表现了这种不良习气，因为爸爸是李刚，就可以特殊，就可以享受特权，就可以逃避正规法律渠道的制裁吗？这样的社会要怎么有威信力和凝聚力？

　　3.阳奉阴违甲骨文中“人”字是一个卑躬屈膝、拘谨小心的人的形象，从那时开始汉民族或许就在心理上承认一个受认可的、受欢迎的人是这样一种形象“谦虚、谨慎”。所以形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在人前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一味地是一种认可、赞同的态度，而在背地里却怨声载道、叫苦连连。这是一种不坦荡的民族心理状态，是一种阳奉阴违的做派。中国官员的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空喊口号和这种长久以来的民族心理暗示也不无关联。

　　4.对权力的浑成态度中国人对权力，尤其是对强权有着一种天生的仇视心理，可是一旦自己掌握了权力，状况又另当别论了。这可以从封建社会几千年农民斗争略见一斑。农民斗争的领袖大多是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与残害的对象，他们对封建统治者、对权力恨之入骨，一心想对这种状况进行一种颠覆和改变。可是当自己真正夺了政权、掌了权力之后，先前的雄心壮志早已抛之九霄云外，甚至比先前的统治者更为贪婪、残暴。这就是中国人对权力的临界思维态度，这种状态在今天仍愈演愈烈，谁也不敢保证它不会是一种恶性循环。

　　5.历史与文学没有明确的界线《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但《史记》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用了很多的创作手法，如“春秋笔法”，也加入了自己的观点，体现的是他的认知方式和认知体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史书，而是一种历史与文学创作亦彼亦彼的临界状态的产物。

　　6.书写与绘画没有分界书法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因为中国的汉字是一种笔画与线条的中间状态。笔画是文字的编码，线条是绘画的编码，相对而言具有这双重性质的符号就是类文字。在图像符号里面也有笔画化元素，如中国山水画画法中的“重叠的三角形山的母题”，山的线条轮廓呈现程式化的重叠三角形态；文字符号里面也有线条化倾向，如象形字中的图画性质，另外在今天的一些创意设计中，设计者们有意地擦拭笔画与线条之间的差异，营造一种浑成状态，如下图所示。所以，中国的笔画与线条难以截然区分，中国的书写与绘画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

　　7．绘画与诗歌没有分界中国的诗歌向来讲究意象，也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符号场中“文”与“象”融合的状态。这是在内在意象上的追求与外现，在形式上也有很好的体现。中国的文人在做诗时，往往会配上体现诗意象的画。与此相对，画家在做画时，也会配上体现画意趣的诗。由此呈现出诗与画并重，共同繁荣的景象。但在中国“题画诗”比“题诗画”兴盛得多，受欢迎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在诗画之间的临界性融合中，对书写或诗的一极更为重视。

　　8．戏剧中表演与现实的跨界中国的戏剧不同于西方实体性表演的戏剧，它是一种虚拟性表演。中国戏剧的舞台布景简单，几乎所有的道具和空间都要凭演员的演技和程式表现出来，这也就需要观众在观戏过程中以自己的生命加以深度介入。所以，演员的演技在中国的戏剧占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戏剧的生命力所在，是需要演员投入戏剧内容中的。可是，就在中国戏剧对演技这种生命式的需求之外，中国戏剧中还有一种经常用到的手法“背供”，即面向观众讲悄悄话。这样演员在投入地表现剧情的同时，又时时能感觉到观众的存在、感觉到自己在演戏。这种在表演与现实中穿梭也是临界思维的表现。

　　汉字符号及其中国文化符号的这种临界思维性使得中国的科学和文学都没有得到极致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绝对的求真热情，而文学的发展藉于一种想象的张力。所以，中国既没有顶尖级的科学家，也没有世界级的文学家，或许这种临界思维值得反思。

　　参考文献：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孟华，《汉字符号学讲义》，2013/

　　曾繁仁，《中西戏剧对比讲座》，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