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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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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9 07:56:4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


                                      
  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3D打印技术逐渐普及,数据库日新月异,远程教育蓄势待发,这个时候谈论古老且低效的“农活儿”,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之所以“逆潮流而动”,乃是有感于网络开放课程的声势浩大,国内各大学正奋起直追。亢奋之余,有点担心“文学教育”从此更加没落,故希望一探此潮流的好处与局限性。


  自2010年人人字幕组开始批量翻译国外名校的开放课程以来,呼唤国内大学紧跟时代潮流、推进远程教学的,不仅仅是民间,还有《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形势紧迫,北京大学自然不甘人后,今年3月发布《北京大学关于积极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意见》;6月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称5年内将建设100门网络开放课程;9月17日,北大首批全球网络公开课上网。据201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称,北大预计,未来一门课程会有10万人选修,课程结束后1万人通过考试,其中100名北大在校生得到学分,其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9900人则得到课程合格证书(参见《中国大学首批网络开放课程上线要颠覆传统教育?》)。我的直觉与记者的调查大致吻合,那就是,此举将对传统教育造成巨大冲击。为了吸引众多远离教授视线、没有课堂纪律约束、随时可能离开的受众,教师的讲课风格必然趋于表演化;精心准备课件的结果是,每堂课都成了颇具观赏性的电视节目;若大面积推广此类课程,总有一天,教授们摇身一变成了演员。那样的话,网络公开课可就成“百家讲坛”的升级版了。


  我当然知道方兴未艾的网络开放课程前途无量,但希望有关人士宣传时调子不要定得太高——此乃“传统课堂”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因为,大学课堂千差万别,通识课的讲授或许可以“无远弗届”,专题课则很难不面对特定的修课学生。“有教无类”的理念与“因材施教”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缝隙,须努力协调。而在所有课程中,最最麻烦的,很可能是兼及知识与才情、注重氛围的渲染、强调个体差异的文学教育。


  几年前,我撰写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国文学学报》第一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提及“文学教育”的特殊性——这是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此文第五节专论“创作能不能教”,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各体文写作”为例。


  作为著名小说家,沈从文站在大学讲坛上,到底表现如何,很让人牵挂。西南联大历史系本科生、外文系研究生何兆武称:“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上学记》117页,三联书店,2006年)表扬沈从文讲课“非常有逻辑性”,这与同时期绝大多数修课学生的描述明显背离;我更愿意相信汪曾祺的说法。


  日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在1986年第5期《人民文学》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回忆:“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参见《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3—46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不擅长在公开场合侃侃而谈,而更喜欢私底下与学生们深入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今天看来稀缺得近乎奢侈。


  可与汪曾祺的描述相呼应的,是诗人杜运燮的追忆:“虽然也曾慕名去旁听过,但讲课的口才不是他的特长,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又重,有的话听不见,有的听不懂,因此听过几次后,就不想去了。但一直认为他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可说是不上课的老师。更确切点说则应该是,在他家里上课的老师。他是一位善于个别辅导和施行身教的难得好老师。我十分爱上这种课。”(参见杜运燮《可亲可敬的“乡下人”》,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210-21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毫无疑问,沈从文的课堂具有特殊性,因其兼及欣赏与写作;但道理是相通的,即“文学教育”必须面对每一个个体的学生。沈从文讲课没有条理,但修课的学生感觉自己很有收获,这就是文学课堂的特点。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教学方式,效果极佳,但效率很低,不符合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一听说讲授网络开放课要考虑十万收看者,作为教师,我真的是无所适从。别的课程我不懂,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借用二位前辈的妙喻。叶圣陶在《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中提及,他很欣赏吕叔湘的说法:“最近听吕叔湘先生说了个比喻,他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叶圣陶集》第十一卷2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我相信叶、吕二老的话,从事文学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
                    

                                                         2013年11月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文汇报·笔会》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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