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选”：千年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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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选”：千年等一回
王军


    １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考试的时代。

    所谓考试，无非就是通过口头询问、书面答卷、以及某些心理测试的手段和方法，来鉴定和鉴别人的知识、能力、思维品质、专业技术水平和思想品德状况。这个，我们曾经很熟悉。然而，当考试与人的命运、前途甚至身家性命紧紧联系起来之后，它的真正面目日渐变得模糊了。

    考试，在某种意义上，已构成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许多欢乐与悲伤的源头。   

    著名作家何建明在写《考试三部曲·高考报告》一书时，采访题目刚刚透露，就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提供素材和意见的人络绎不绝。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做一档关于高考的节目，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生，用视死如归的口吻说：“我以我血荐高考。”

   《梦里花季不下雨》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愤激地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

    某农村中学老师介绍，他们学校每年高考结束时，学校操场上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焚书仪式。所谓焚书，就是参加过高考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将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书籍、资料、试卷统统烧掉。据说那焚书的场面极为壮观，几十甚至数百个同学，每人都将宿舍和教室里自己的全部课本和复习资料、考卷统统搬出来，堆得像山一样高，然后一本本点着烧掉。这样的活动由白天到夜晚，由毕业班到非毕业班，由学生到老师，参加人数众多，持续时间较长，校方也阻止不了。大家一起围到火堆前，一边向火堆里投送书书籍试卷，一边默默地流泪！大家用这种特别而反常的方式，告别一段难以忘怀的伤痛和悲哀，告别一程苦涩的梦想与眼泪，告别一段不愿回首的青春和历史。

    有人说，在中国，只有经历过高考洗礼的学生，才是度过真正意义上“成人节”的人；只有经历过考试煎熬的年轻人，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光荣与梦想，什么叫痛苦与屈辱，什么叫努力和无奈；同样才有经历了陪伴孩子中考、高考的家庭，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绝望。

    “考试”——这二个其实并不难写的字，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却实在太沉重太沉重。它将中国太多父母的腰背压得弯曲。

　　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甚至也被它压得出现严重的畸形。

　　２

　　上个世纪初，腐朽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湖广总督张之洞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呈上一份奏折，折子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尽管要求废除科举的浪潮早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光绪皇帝接到张之洞这种元老的折子还是大为震惊：近千年的用人制度，祖宗之法，岂能说废就废，老佛爷会答应吗？然而奏折到了慈禧手中，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老太婆却迅速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断，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之十二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停止。”废除科举，西学大兴，举国欢腾。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江南一学府”复旦大学相继巍然崛起……

    然而，当初谁能想到，废科举之日至今未满百年，倡导西学与科学的现代学校教育，在华夏大地也走到今天这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二十世纪末新世纪初，国内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堪称新中国有史以来，除文革外，参与人数最多，讨论范围最广，政府出台文件最多的一次教育大讨论、大批判、大建设。讨论对现行教育制度大加鞭鞑，彻底树立起“素质教育”这一概念的绝对权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1999年夏，中共中央国务院牵头召开了第三次全教会，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大决定，这是一次对既往教育内容，形式及其评估方式进行全面纠偏的一次会议，也是新世纪中国新教育的一个政治宣言。在某种意义上，它宣布了“应试教育”的彻底失败和素质教育的全面胜利。

    然而，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远没有善良的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减负减负，2000年教育部头等大事，给全国的中小学生减负，然而学生的负担不但没减下来，由于实施高考中的“大综合”科目，学生的负担反而更重了。新课程计划甫一出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数年下来，在实际的操作中，更多学校依然我行我素，一切始终在原地踏步。

    在中国这块由高考决定大多数人梦想和命运的土地上，应试的幽灵诡秘飘忽，千年不散！现代科举――高考如夜幕下静静东去的一江春水，滚滚不息。只是高考的时间不再安排在每年的“黑七月”，而是提前到每年的六月份举行，有关部门以朝三暮四的高招，巧妙地绕过了万人唾弃的“黑七月”恶名；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有了些许换汤不换药的变化。满怀期望之后终于失望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打起全部精神，督促孩子继续开始新的长征。几年的折腾，社会终于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科举虽然废了，但高考不能不在；当前我们需要着力改变的，仅仅又是“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高考存在的价值是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的。

    考试，是现代人宿命的噩梦！

    然而，为更多人不知道的是，考试，其实是东方人曾经的自豪和骄傲。

　　３

　　从传说中的“选贤与能”尧舜禹禅让，到隋唐开科取士；从传统的世卿世禄，到考试的文化选拔；从狭隘的察举征辟到开放的“唯才是务”，历史走到以考试选拔人才的今天，其实凝聚了华夏民族无数探索者的心血。考试制度的确立，是我们祖先贡献给人类文明最优秀的遗产之一。

    一般认为：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制度起源于西方的文官制度。殊不知，当西方文官制度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时，在1570——1870年的三百年间，英国国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已达70多种。对东方人创造的科举制度，西方叹为奇迹。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就考任制问题作过如下精辟论述：“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全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流，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凡属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

    此处，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华民族在“如何选人”这一关键问题上所历经的坎坷与焦灼；重新体会一次以隋唐科举制度诞生为标志的中国考试人事制曾给天下士学带来的几多欢欣与亢奋。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按照自己的需要和面貌，去造就为自己统治服务的人才队伍。换言之，必须要替为自己阶段或集团服务的官员及侯补官员寻找或创造一种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形象和资格。那么，什么样的人既能为统治者所赏识，又同时能为社会所认可呢？相传上古贤君尧年老的时候，曾召集各位酋长商议继任者的人选问题，大家一举推荐隐居在民间的贤才舜。尧就把联盟酋长的位置让给了他。我国古书上把这种选择继承人的方式叫做“禅让”。孔子很推崇这种做法，把它称为“选贤与能”。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选贤与能”的作法，在中国曾经实行了很长的时间，到禹的儿子启，开始发生变化。

    禹治水成功，被舜立为继承人。舜年老的时候也按照舜的办法，举皋陶为继承人；因皋陶先禹而死，禹又“以天下授益”，然而禹的儿子启却不干了，他借助禹的余威，联合一些忠于自己的部落酋长，篡夺了益的位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出现，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世袭制是一种典型的任人唯亲的人才制度，尽管在中国数千年的漫长演变中，它虽然始终受到“任人唯贤”思想的质疑和革新，但连绵不断，直至唐代科举制度完备和成熟后才寿终正寝。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诞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在早期的阶级社会里，以宗法血统关系为特征的世袭制（又称世卿世禄制）是社会人才选拔的主流。国家机构比较完备的商朝，王位实行父子继承制，以嫡长子继为主，弟继为辅。西周的分封制，基本上也是在宗法制基础上按血缘的亲疏关系进行的。周天子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或同姓子弟，是为诸侯国；诸侯又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是为“采邑”，任命他们为卿大夫；卿大夫又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是为“禄田”，任命他们为士。天子世世相传，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世代为官，世袭地享有卿的政治地位。史书关于周文王访吕尚委以左师重任而周室大振的记载，堪称古代纳贤的楷模，但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是极个别的。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确立，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开始冲击西周以来的世卿制。他们率先选用一些不是贵族而才华出众的人担任要职，为他们战胜旧势力、打开新的活动天地开辟道路，如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一些普通人凭军功也可以获得土地，取得做官资格。

   “士”这个阶层在当时应运而生，这为后来的官僚制局部取代世卿制作了人才上的准备。春秋末年，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官学”（主要供世袭贵族子弟学习）的一统天下。孔子以及晚些的墨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士”——知识分子阶层。战国时期，士阶层广泛为各国卿大夫所养，称为“家臣”，也就是“门客”，其中不少人被委任为区域性国家政权的官吏，成为最早的一批官僚。苏东坡所谓“三代以上出于学（‘官学’中的世袭子弟），战国至秦出于客”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应该说，我国古代出现并形成“士”这个独特的阶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它打破了完全依靠血统继承的世袭制，从而使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舞台上闪光的机会大大增多。

    秦朝选人，有保举、军功、通法入化（通晓法律者，可以直接被任命为法官、法吏）、葆子（世卿世禄制度的遗留）、考试等法。这时的考试主要还是简拔刀笔小吏。

    汉兴，长期的安定局面，为国家在更大范围内选拔更多的人才提供了可能。汉代主要是通过“察兴”和“征辟”两条途径选才。察兴，又称荐举或乡举里选，中央在事先规定所需人才的种类、数量和规格，然后皇帝命令郡县官吏察访贤者，推荐给中央，不认真推荐人才的官吏要受到处分。至于皇帝直接下诏征贤，公卿、州郡长官辟举士人为官，历史上称为“征辟”。“察举”与“征辟”都是汉武帝于元光元年根据大儒董仲舒的建议而实施的，它表明封建统治者已将选才的眼光由身边投向更为辽远广阔的民间；由被动接受投靠而来的士子转向主动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寻找社会遗贤。这种由道德偶像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选才制度，与儒家一贯坚持的性善论与宗法论理相吻合，充满了历史的温情主义，很为史家赏识。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名公巨卿，有不少就是孝廉出身，他们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很大。如张衡、王吉、周章等，只是，地方长官的视野毕竟也是有限的，进入郡县法眼的人依然有限。更重要的是各地方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层次、品位也大不一样，那些在选拔民间贤才上握有无限权力的人物的内心厚薄，更成了民间士子生死予夺的惟一准尺和最终判决。

    两汉选官用人，以推荐和征召为主，同时也以考试为辅。考试主要是作为推荐用人的补充形式而加以运用的。东汉中叶以后，因为推荐用人的流弊日益严重，考试遂日益重要起来。

    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日益腐败，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和征辟制遭到严重破坏。三国时期，曹魏政权首先对汉末用人制度进行整顿。曹操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主张和“唯才是举”的原则。但曹操只解决了用人的原则问题，而没有解决选才方式问题。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继为魏侯，他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此后，这个新的选才制度为两晋南北朝各代沿袭，成为这一时期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中央在各州郡设置中正官，直接到地方选才。政府精心选择有识别能力的社会贤达充任中正，品鉴士人，决策人物，专门负责发现人才。九品中正制保留了西汉以来乡闾舆论品核士人的传统，但改变了汉末名士清议、左右分论和地方豪门操作选举的局面，把品评和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来了。中正根据士人的家世、德行、才能对士人作出不同品策的评价，吏部按品策升降士人的官职，评为上品者可以做高官，评为下品者只好供低职，九品中正制开始的确能“盖以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随着门阀士族政治的盛行，中正之权尽被士族独占，人物品核中，才德的标准逐渐抛弃，剩下的只有家世阀阅，九品中正制终于沦为世家大族垄断仕进的工具，成为历史的第二个人所不齿的选人制度。“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叹道：“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门阀政治的盛行，一方面使世族豪门的势力空前膨胀，另一方面使世族子弟的涉政能力迅速堕落，这给许多以军功而跻身显贵的寒门庶族在政治上的发展打开了契机。当然，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掌握了实际政务的寒人，还是登上了皇帝室座的篡位者，在精神上仍然受着世家大族的压抑。出于加强皇权和打开仕进道路的目的，皇帝和寒士有了打击门阀士族的共同要求，九品中正制摇摇欲坠，科举制开始萌生。梁武帝即位积极推行考试取才的选举原则，并辅以相应的教育制度：“诏开五馆，建立国学”，国子生入馆学习没有门第的限制，在五馆就学的国子生均有参加选官考试的资格，考试合格就可以解褐入仕，“不通经者，不得为官”明确地写在梁朝的法令之中。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朝来几百年来的分裂局面，实行新的选官制度，设秀才科；隋炀帝大业年间设进士科，“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一切都以考试合格与否为标准）。科举制正式出笼。科举制在隋代虽不成熟，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但“千年等一回”，它真正结束中国一千年来乡举里选的用人制度，代之以冷静而稳妥的、客观性较强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的诞生，“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其确立的将文化水准的考查作为选拔人才首要条件的原则，在某种意文上宣布了为后世沿袭千余年的机关型选官制度的诞生，历史意义怎么描述也不过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走向歧途和腐朽，应另当别论。

   “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二句话八个字，千呼万唤始出来，整整走了一千年，其对天下沉沦下僚的莘莘士子而言，不啻是久旱的甘霖和隆冬的春雷。

　　４

　　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历史走到二十一世纪，当我们这个民族继厌倦了科举之后，又开始厌倦曾给我们以巨大希望和梦想的现代考试制度。

    人类在不断给自己以挑战的同时，确实在不断给自己以悖论！或许这也是一种轮回？

　　实事求是地说，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通过严格的考试择优选录人才，比之世袭制、察举推荐制，恩赐官职制以及政党分赃制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以考试为主的选才体制，其实应是一种可行的、不得已的、有弊病但相对而言最不坏的选择。欧美诸国抓住中国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加以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方经典的文官制度。目前，在西方，考任制已成为通用的任用方式，全面实行考试取仕者日益增多，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由总统直接任命官员人数最多的国家，它的“联邦文官”中，十分之九也是通过公开竞争考试的方式录取的。1946年的法国《公务员总章程》规定，凡适用本章程的公务员，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才能录用。作为考试制度的原创者，我们在面对新时期的人才选择困惑时，动辄以废除什么什么相标榜，这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只能是后退。

    建设永远比破坏来得重要。

　　然而，任何事情一旦走向极端就是反面。对于当前我国的高考制度，我们或许需要反思的是：这到底是考试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复杂的精神追求在发生作用？

　　十年“文革”，国家一度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改用推荐选拔的方式，其给中国教育及一代学子带来的损失，至今还难以清算。无数适龄学子骤然，失去了竞争入学的权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处于人生前途的黑幕这中。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干预下，中国恢复高考，消息如惊蛰的春雷在僵死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耽搁的一千一百六十余万考生在同一天涌进考场，上演了世界考试史上声势最浩大的一场奇观。据说当时国家因印试卷没纸，调用了准备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试卷！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届学生陈传敏用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当时我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那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就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我赶快蹦到那儿去。”

　　俱往矣！“高考不死，天下不宁。”

　　笔者今天回眸中国千年考试史，仍然不标志着认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和未来来选拔十一之一人才的高考制度。今天的高考是不成熟的、充满罪恶的。但中国人的惰性和天性非撞南墙不回头。等吧！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回声中获得时代的感悟，则天下学子大幸！民族大幸！！人民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