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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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

发布时间：2013-10-31

今年高考已结束，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的讨论，一如既往成为热门话题。有阅卷老师甚至称，“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这些热烈的讨论凸显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本报特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把把脉、开开方。

“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

王旭明：最近几年我接触了不少北大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基本上对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会综合各种评论后再自己评论。这么多硕士或博士，无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某个现象，或社会某个现象，竟没有自己独立的真知灼见。你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吗？

陈平原：去年我在北大出版社的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评论集《假如没有文学史……》都涉及你谈的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我认为，这跟1903年开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有关。以简明扼要的“文学史教材”为中心，“多快好省”地进行“文学教育”，我开玩笑说，这更像是在学外国文学，只要求学生初步了解某一时代的作家、文类、风格、流派等，并不苛求对作品有深入体会。

今天中国的文学教育，过于强调“系统性”，在我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除了专家，普通人没必要全面掌握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一百多年来，文学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日渐精微，迅速膨胀。学者们不断发掘新的作家作品，下一代人的文学史图景，必定比上一代人更繁复、更庞杂。这么一来，必须精简书目，有选择地阅读，否则，根本读不过来，也读不好。我再三强调，当老师的，应该允许学生有所“不懂”，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真正“懂得”的。北大中文系出考卷，基本上不考偏题、怪题，而且可以选答，就是基于此设想。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学院比比皆是，北大现在还叫中文系，一直没有改名是什么原因？

陈平原：都说要“跟国际接轨”，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绝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级换代”成的；而这恰好跟国际主流的大学“不接轨”。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院有14个系，包括中文、英文、历史、哲学、艺术、音乐、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等，这倒是跟欧美及日本的大学类似。我们单单是“文史哲”，还不是人家“文学院”的全部，就能分拆成文学院、哲学学院、历史学院、艺术学院、考古文博学院等。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这些年大学扩张造成的，鸟枪换炮，“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于在学校争资源。另外，“院长”叫起来好听，比“系主任”响亮多了。在公众场合，一般是先介绍院长、副院长，接下来才轮到系主任。好在北大没有强求一律，校长说，你们若不觉得委屈，那依旧当系主任吧。在北大内部，校方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与其他学院等同视之。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优良传统，不想赶这个时髦。这么顽固地坚守，很多人预言我们兔子尾巴长不了，迟早会更弦易辙的。但也听到不少叫好声。几个月前，我参加一场学术对话，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一见面就说，单凭你们不改文学院，就得敬一杯酒。

“眼学”与“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年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进的是广东潮安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插队8年，记得“耕读传家”这一古训，没有一日废弃书本。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许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缺少正规的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上有明显缺陷；好处是善于自学，不墨守成规，无论日后学什么专业，常有超出常轨的思考。还有一点，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章太炎说过，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而且，得益于人生忧患。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恶补别的科目有用，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心态要摆正，不能太急。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异，不说培养目标，也不说课程设计，就说教学方式吧。以诗文为例，过去主要靠自学，学生面对经典文本，仔细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去请教；现在则以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为教学中心，经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学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获得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结论”。一星期就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再过一星期，《楚辞》也打发了。一年下来，什么李白、杜甫，还有《西厢记》、《红楼梦》，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样的教学，确实推进很快，可学生真的掌握了吗？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满于时人对新式学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

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这也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王旭明：这个问题其实从小学就存在了，语文学科承载了太多的责任，有意识形态、科普知识，真正涉及国学，涉及经史子集、传统私塾那些应该继承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

陈平原：语文这门课很特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也无论谁来主持，课本编写及讲授方式必定跟整个时代风气有关。远不只是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作文那么简单，这门课还涉及人生观建立以及文化传承等，所以，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必然的。差别仅在于自觉程度，以及操作时能否隐晦些、优雅点。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准确且有创意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这既是语文课的工作目标，也是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明显标志。周作人曾不无夸耀地谈及自己，说别的没什么，就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其实，这已是很高的标准。

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与“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说到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陈水扁当政时推行“去中国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即便如此，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

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书时，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

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大学语文，往往成了鸡肋，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如此，这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中学文理分科，本就十分遗憾；实行自主招生后，更有著名大学公开宣布不考语文，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我写过《“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特别感慨这个问题。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借用晚清重臣张之洞的话。在他看来，既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此处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110年前的深谋远虑，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这其实很悲哀。

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

王旭明：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单位喜欢请著名大学教授担任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对此你怎么看？

陈平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当然有好处。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写格局，其次是更多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最后，为推进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将原本应在大学才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学课本中去。大城市里的重点中学，教师和学生水平都很高，可这不是整个教改及课本编写的主要目标。另外，过多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欣赏趣味等。若是这样，调子唱得很高，但所编教材可能不切实际，不好用。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了解中小学教学规律；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比如，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派老师参与高考命题、组织高考改卷、培训中学教师等。现在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袁行霈教授带着我们好些老师参与编写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积极介入中小学教育、成功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当推钱理群和温儒敏，他们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

王旭明：有观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创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创新是个好词，人见人爱；问题在于，什么叫创新以及如何创新。教育理念变了，教材的编写方式也会跟着变；这样的“新”，乃是有源之水，起码能自圆其说。另一种“新”，着力点在选文，强调的是“新人”与“新文”，期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努力，我不太欣赏。有一阵子，我为大学生编散文选，和几位老师分头做，结果发现，大部分篇章重叠。原因是很多传世名篇的“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为教材选文，应该只管好坏，不问新旧。对教师来说是旧的，对学生依旧是新。基础教育不同于文学创作，讲求的是教学有效性，而不是编写者的特立独行。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二者如何协调，历来见仁见智。我更偏向于前者，因为越是时髦的东西，生命力越短暂。而基础教育是打底子的，这个“底”会长久地留存下去。小时候阅读或背诵的诗文，应尽可能纯洁无暇，掺杂太多时代的以及个人的色彩，我以为不妥。

所谓“创新”，一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一是古典与时尚的协调。此外，还有一点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养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这么大，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统”。所谓地方性知识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搁置了，这实在可惜。

（发表于《 中国青年报》2013年06月19日《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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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百年母语教育一直走在歧途上

发布时间：2013-10-31● 叶开

母语教育失败不能怪罪于英语，以为削弱英语就能提升母语教育质量，无异于缘木求鱼。语文教育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把丰富的语言、文学内涵抽空，干瘪成一种粗糙语言文字工具。语文教材垃圾化，课堂教学无趣化，考试方法标准化，对语文学习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中小学生语文周课时最多，学生要完成的语文作业也最繁重。每天带回家的语文阅读分析作业，隔三差五的作文和周记，让学生浪费大量的时间，而挤不出哪怕半个小时来阅读经典作品。停留在语文教材的视野狭隘里，是语文教育的大问题之一。要切实提高母语水平，须轻化语文教材，让学生系统地阅读、学习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经典著作。

曾经被胡适之、鲁迅等文化大师深刻批判过的礼教毒文化，很可能披着国学外衣再度侵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以怪异僵化的秩序思维，打压学生的个性、而强化威权，长期以往，语文教育将加速朽化，而形成无解死结。

中式英语教育可检讨处也很多。如能抛开高考制度的制约来思考，将会得到很多教益。

目前英语教育太热，各种英语课外班泛滥成灾。极端者据说早就鼓吹外语学习从胎儿开始了，而低幼儿童培训班更是名目繁多、遍地开花。即便如此，以通过严酷考试为学习目标的中式英语教育，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哑巴英语、聋子英语，有语言无文化更无文学的空洞英语学习方式，仍是中式英语教育的怪异现状。很多擅长考试的英语应试神童在面临现场听力及会话环境时，仍然张口结舌，面红耳热。

英语教育走入死胡同，跟学习目标偏差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的交流日渐深入，普通公民的交往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作为非母语教育，英语学习应重视听力及会话的训练，应重视基本的文化、文学作品的具体阅读和训练，而不是故意设置障碍、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怪异英文题目考试。从有效学习的角度来说，普通人具有英语的基本听说读写能力，不但便于工作上与外国友人交流，在旅游上可以获得自主自由便利，在正规学习或者自我学习上，更可以获得全世界无穷尽的资料和信息。只有外语专业人员，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语法、翻译等方面的专业训练。

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象形文字、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修辞性语言，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使得中文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而在汉语、汉文化的学习上，也需要进入中文具体语境，以中文方式思考。

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过分注重字词、句读，缺乏有效的经典作品诵读，轻视修辞训练，无法形成基本的文学、文化的经典美学经验。

母语学习因为特殊的语言环境关系，学生无需过多地重视语法等语言问题，他们从开始学习说话，就已经运用汉语了。对于一名中文母语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做的，是强化这种母语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学习，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

学习母语而用学习外语的方式，岂非咄咄怪事？

母语教育如果要取得突破，要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育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母语教育需要根植于中国的多样性、而非儒家独尊的文化传统，进行严格有效的修辞训练，需要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长期的阅读书写和背诵而获得提升。

现行语文教学思想和手段都太僵化，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主题归纳之类的可笑模式，仍然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行无阻，奉为圭臬。而在考试评测上，则依靠死板的标准答案，学生必须死记硬背以应付无穷无尽的试题。这样做，无异于愚公移山，最后只能求助于神明。

如果要真正地提高学生的母语学习水平，需要从考试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来慎重论证、综合考量，不能仓促做出决策。

在目前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的新世代，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通用语言，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新世代学生不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将会失去竞争力，也将会失去很多人生机会。单方面削弱英语考试比重，会给尚在成长、缺乏足够判断力的学生一种“英语无用”的强烈暗示，而降低学习热情。当他们长大、明白英语的重要性时，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期，而事倍功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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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沦为边缘课程 91校仅3成设为必修课新京报

新京报记者郭延冰摄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课改为选修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大学语文的存废与改革也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其实，人大并不是国内第一所将大学语文由必修变为选修的高校。今年年初，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公布的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显示，在全国91所高校参与的调查中，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仅有34.8%，课时也在逐渐减少，超过八成任课教师对大学语文的前景表示担忧。

可以说，“边缘化”已成为近些年大学语文课程发展不争的事实。但不可否认，很多高校和学者也在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做着积极的努力。对处于尴尬境地的大学语文而言，“变则立，不变则废”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大学语文是“高四语文”？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课改为选修课引起社会热议。在今年北京高考(微博)改革增加语文分值的背景下，人大的做法难免引发质疑。人大校方曾表示，该校之所以做出如此调整，是因为学生对这门课热情不高，多次课程测评的综合排名都排在倒数第二位。

其实，在人大之前已有很多高校将大学语文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甚至取消。今年年初，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公布的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显示，在全国91所参与调查的高校中，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仅34.8%，62.5%的高校大学语文课时在32个或更少。有专家称，实际把大学语文作为必修课的高校比例肯定没这么高，还有很多高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大学语文课一直饱受非议。有人直言大学语文是“高四语文”，教授内容和教法与中学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备受学生冷落，学校开课的热情也不高。北京某理工类高校的毕业生小李就向记者表示，他大一时上的大学语文课就是老师照本宣科，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去上课也偷偷干别的事。当然，也有一些高校学生表示，上大学语文有很多收获，如增强了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和修养等。大学语文课质量参差不齐。

大学语文课程教材五花八门

据记者了解，以北京地区高校为例，把大学语文设为必修课的高校属少数，有的学校只是将部分专业设为必修课，而且是否开设由院系自己决定。很多高校则有大学语文选修课或阅读、写作等相关选修课程。在开设大学语文必修或选修课程的学校中，该课程一般上一个学期，2个学分，大概32个课时。授课教师主要为各高校中文系的教师。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教材来看，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可谓五花八门，有统计称，有几百种甚至一千多种不等，编写思路也有很大不同。记者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语文革教材，有的按照文学史脉络来编写，有的则按爱国、青春等专题来分类，还有的按记叙文、议论文等文体来编排。“老师们大多自己选择教材，也有的老师不用教材。”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

教育部(微博)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当时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约占市场的30%；南开大学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招生办)丁帆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东南大学(招生办)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等5种教材占市场份额的15%，其余55%为其他品牌的教材。

专家分析，目前高校对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有的老师会上成文学作品鉴赏课，有的老师则侧重于应用习作。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还是语言能力，也存在争论。老师不一样，学生群体不一样，课程发挥的空间就很大。“这是优势，也是劣势，这是大学语文迟迟没有发展成一个学科的重要原因。”

多种原因造成大学语文“边缘化”

从1978年至今，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经历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发展，期间探讨与争论不断，但目前仍没有发展成一门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洪大用曾表示，人民大学自2007年在全校恢复建设“大学汉语”必修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开设，2个学分。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学校发现课程教学中存在着目标定位不清晰、与专业教育脱节、教学质量不均衡、师资力量不足、学生满意度不高等多个问题，甚至沦为“高四语文”。人大“大学汉语”课程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高校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目前大学语文的‘边缘化’境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北大中文系副主任漆永祥解释，“首先是全社会对母语教育的不重视，包括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不重视；其次，上世纪80年代大学语文兴盛时，它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那个时期选修课也比较少。而素质教育推行以来，大学里增加了类似‘中国文学名著作品选读’的课程，这些课程分散了学生的兴趣点；最后，很多大学语文的授课方式、教材等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另一方面，虽然大学语文在高校不是很受学生欢迎，但人民大学文学院2009年对几所高校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80%的被调查学生认为高校开设母语教育课程是必要的。学生对语文教育确实也有着一定需求。如何让大学语文课摆脱中学语文的影子，更加符合学生的期待，就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高校课堂

课堂一希望给学生“大语文”的观念

学校代表：北京大学

课时介绍：大学语文也曾是北大的必修课，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等名师都上过这个课。据了解，目前大学语文在北大仍然较受重视，是中文系12门主干基础课之一。但就全校而言，大学语文已由必修改为选修，每年春季学期开设一或两个班，2个学分，一周2个课时。明年9月，北大将针对理工科的大一学生开设大学国文必修课。

“目前高校的大学语文课都不是很‘景气’。北大每年本科生有近三千人，但选大学语文课的不超过200人。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老师上课，人少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老师。老师都是中文系的，现在已经换过几个老师来负责，怎么讲课全由老师来决定。”北大中文系副主任漆永祥透露，明年9月，北大将针对理工科的大一学生开设大学国文必修课，目前正在编写教材。

“现在大学语文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希望大学语文能把中学语文没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漆永祥认为，大学语文不应该是单纯的文学鉴赏、语言或者文化知识，而应该在综合的情况下有所侧重。“虽然学校已有很多与语文相关的选修课程，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希望给学生一个‘大语文’的观念，对他们进行理念上的引导，逐步形成自身的语文素养。”

漆永祥强调，个人的语文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和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重要的是方法的引导。“当然，老师也会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增强学生的技能，如以小作业的形式加强理工科学生的写作能力。”

课堂二通过“融合”实现语文能力的培养

学校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

课时介绍：目前，北外没有大学语文课，但在公共选修课里有中国文化模块，里面包括中国文化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老子庄子选读、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十几门课程。学校规定，外语专业的学生都要这个模块里至少选一门课程。

“2007年我们做本科生培养方案时讨论过是否开设大学语文的问题。北外有很多外语专业，最早我们是通过外语来学外国文化，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现在，我们把让世界知道中国也当成自己的任务。学生很多时间都在学外语和外国文化，所以他们还是挺期待中国文化课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说。

“说到母语能力，第一是语言能力，第二是对本国文明、文化的认识能力。我们觉得把提高汉语语言能力的任务放到大学教育里来讲不是很适合，其实这应该放到中学里来提高，这是与整个教育环境相关的。我们觉得大学阶段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很重要。于是就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而是设置了中国文化模块。”

金利民进一步解释，语言文字总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北外将慢慢探索在通选课中提高母语能力，如在一些课程中加入报告、讨论等环节，锻炼学生的母语口笔语表达能力。“大学生的语文能力确实有待提高，但通过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来实现，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语文能力的培养在中学中是显性的，在大学中应该是隐性的，通过融合到其他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来实现。”

课堂三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角度阅读

学校代表：北京某理工科类大学

课时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将大学语文作为全校必修课。近年学时由72个逐渐减少为32个，去年学校还把全校必修改为文科必修。

11月19日，记者来到该理工科大学时，正赶上文法学院老师冯老师为英语和广告专业的大一学生上大学语文必修课。课堂上，冯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曹禺的《雷雨》，他通过对剧本的讲解，引领学生进行人物分析，阐释《雷雨》的主题，并不时与学生互动。在讲课过程中，冯老师并没有对人物或主题下结论，而是通过文本分析及引述评论家、作者的观点来引导学生思考，力求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还为学生播放了两部《雷雨》话剧的视频片段，让学生辨别哪一部剧的演员形象更符合原著。

正如很多大学课堂一样，这节课上很多学生都在认真听讲，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大学语文课与中学语文课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师会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角度来进行阅读。“虽然我很想读老师推荐的文学作品，但专业任务很重，课后很难有时间来阅读。”

“在我看来，大学语文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审美教育。大学语文应该有一个问题意识，这样才能像打井一样往深处打下去。”冯老师说，他对大学语文的发展也感到很焦虑，总觉得路越走越窄了。“现在大学语文没有学科归属感，大学里专职讲大学语文的基本没有，大都是中文系老师授课。很多老师是把专业研究甩一点给大学语文，像是带上它一块玩。而且，大学对老师的考核是专业科研、论文，做大学语文的教师体现不出业绩来，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学生也一样，觉得学得再好也没用，所以不会上心。”

大学语文大事件

1904年

癸卯学制，规定国文科为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必修科，大学堂（本科）“随意科”（选修课）。

1913年

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国文为预科必修课。

1929年

民国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其后大学国文逐渐演变成“大一国文”。

1952年

国内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学语文作为公共课程从此消失，中断了近三十年。

1978年

南京大学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并与华东师范大学联手重新编定了大学语文教材。其后几年里，国内部分高校也相继恢复大学语文教学，并设为必修课。

上世纪80年代 大学语文发展进入一个小高潮。

上世纪90年代 不少高校开始将大学语文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并减少学时。

1996年

原国家教委高教司提出要求，“希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把这门课程的建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手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函，建议各地教委、部属高校“结合本地区、学校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接到通知后，北大、南开、清华、北航、华东师大等学校马上采取行动，把大学语文列为除中文系以外的学生必修课。

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在此前后，陆续有高校将大学语文改成选修课）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悦

大学语文“五宗罪”

1、教学质量不均

大学语文课程中，老师的谈吐、学识、个人魅力往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上过大学语文课的学生表示，在实践教学中，同样的课有的老师上就非常受欢迎，有的老师讲则学生缺勤多。老师个人的水平对课程起着重要作用。

2、教学方式呆板

不少学生对记者表示，高校的课堂应该是活跃的、互动的、有思想观念碰撞的，大学语文课亦如此。但他们所上过的大学语文课，就是老师从头说到尾，灌输式的教育让他们不感兴趣。

3、班级规模太大

目前国内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经常是公共课，一般都是一二百人的规模。“美国一些大学的写作型通识课程一般都是20人以内，没有超过30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认为，要想保证语言教学的效果，应该采取小班教学。

4、师资力量不足

宁波大红鹰学院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何二元指出，中国的师范教育没有专门的大学语文师资培养系列，大学语文课的教师九成就是中文系老师，所以他们很容易讲成文学。而剩下的一成往往是语文教育专业的老师，所以就容易讲成“高四语文”。

5、教材内容陈旧

“讲大学语文总要有所依傍，以文选的方式来编写教材没有什么错。但是一些大学语文的教材所选文章陈旧，和现实不搭，有的甚至类似中学风格。”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不必过分强调文学性，也不应该再追求字词句，而应该把人类最精粹的东西选到一块，让学生感受到人类情怀，乃至人格教育。

名家观点

大学语文应该教什么？

我个人认为，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是实用文，一是艺术文，母语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大学语文应聚焦在语言文字上，用应用文和艺术文来进行教学，回归到听说读写。

重开大学语文30多年来，大学语文不断遭受外界的冲击，首先是“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第二次是“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第三次是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我预测下一个对大学语文造成冲击的将是“通识教育”。如果说，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主要是高职院校面临的危机，那么通识教育取代大学语文将是本科类院校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越是重点院校，通识教育开展得越普遍，危机越严重。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程，可以看作是这一冲击的显现。

——何二元，宁波大红鹰学院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大学语文”主要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也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特别是把以往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兴趣重新激发起来，让学生体味语文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应当把兴趣的培养放到重要的位置。同时，不应当忘记“大学语文”还是“语文”，有综合性和工具性特点，上课应当扣着“语文”能力来讲，做读写训练。我不太赞成把“大学语文”上成一般的文学欣赏课，它是一门综合课。

——温儒敏，山东大学(微博 招生办)文科一级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域外经验

母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占重要地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和台湾，母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以纳入必修课体系的方式予以制度上的保障。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苏达大学均设有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母语教育课程，这些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能力，都是公共必修课。其中，哈佛大学的Expository Writing（阐释性写作）课程和普林斯顿大学的Writing Seminar（专题写作研讨）课程都是学校唯一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

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都设有母语教育的专门课程，台湾大学设有“国文”课程，台湾政治大学设有“中国语文”课程，在大学本科一年级开设，均为全校本科生公共必修课。台湾大学的“国文”课程，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3学分，共计6学分。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均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开设汉语教育课程，且均为全校或大部分本科生必修课程。香港大学学规规定：所有本科学生要取得毕业资格，须修习3个学分的“中文进阶”类课程。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