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之魂：惟精神思想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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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之魂：惟精神思想是取









   ■潘新和

    《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原书为《全国高小国文成绩新文库（甲编）》，于1922年出版，由蔡元培先生鉴定。读了该书的编辑宗旨“惟精神思想是取”，品味孩子们率真坦诚、朴实无华的文章，对当今的语文教育，势必会有更深切的思考与领悟。

    上个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国文界尚能抱持“以思想为主”、“具真精神”、“惟精神思想是取”的宗旨，小学生尚能写出有自我见解的文字，文章普遍可见勃勃之朝气、锐气、英气。该书选文辞章之美、修辞之工，非但今之小学生，甚至多数的大学生，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最可贵的是久违了的“精神思想”，文章中人格方正、遒劲、蓬勃，文气自然、清新、豪迈。而当今衣食无虞之小康之世，学生的文章竟然思想萎靡，假话、空话、套话泛滥成灾，文章华而不实。对此，良知未泯的教师，定会感到痛且愧。决非调侃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以推脱、敷衍得过去。

    该书的文章，不是凭感觉、聪明，或者凭天生的灵性、悟性能写出来的。文章中的理论类，要有哲学修养；说经类，要熟读经典、积聚学养；论史类，要广读史书，谙熟史料，史识深刻；论事类，要知社会、民情、人事；杂说类，要广闻博见、杂学旁收……今之学生，缺乏文字技能，并不可怕，缺乏德性、学养、思考，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致命伤。

    语文教育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原因固然甚多，但与“应付生活”的本体论，“工具性”功能论，不无直接的关系。此一“应付生活”的“生活”，指的是日常“物质生活”，而不是人内在的“精神生活”；语文，仅仅被当作是“工具”，而不是人文、人生、生命。这便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沿着这条实利主义路径，自然便会走上应试、唯名利是图的道路，语文教育必然失魂落魄。

    语文教育是培育“物质人”还是“精神人”的矛盾，已然不能不予正视。语文教育本体论应向“人本主义”回归，也是势所必然。今天师生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国文成绩”，即指优秀“作文”。因今天的“语文成绩”，指的是一纸试卷上的“分数”。试卷主要考的不是“作文”，而是以“阅读”、“语基”为主的试题。这涉及“语文成绩”是由什么来呈现的问题。——是写作，是阅读，还是语基？是考作文，还是考那些标准化题？

    作文即“国文成绩”，道出了语文教育最朴素的真理。语文成绩，不看“写作”看什么呢？作文好，就代表语文好，文章是语文水平的综合呈现、最高呈现。写作素养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中国两千多年官方的考试考的就是写文章，其间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语文课的唯一目标就是学会写作。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作，阅读要指向写作。今天的孩子对该书的真文体写作，也已经久违了：说经类、论史类、杂说类、答述类、戏拟类、哀祭类、赞颂类、箴铭类、诗词类……这是按照传统的“真文体”分类，而今天惯用的是“教学、训练文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等则“伪文体”。

    当今教的是“伪文体”，即“伪写作”。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十几年，到头来发现自己写的竟是报刊上从来不登的假文章——是到了诀别伪文体、伪写作，回归到真文体、真写作的时候了。民国小学生作文虽然重心是“实用写作”，在19类文体中，大约只有“戏拟类”与“诗词类”属于纯粹的文学，但其他17类，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色彩。其用语之考究、笔致之灵动，可归入广义的“文学”。对偶、象征、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都可以视作“文学性”的体现。我国古代所谓的“文学”，指的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学性，并非只存在于文学写作中，实用写作也十分必要。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认知是重“应用”轻“文学”，或将二者对立起来。语文教育的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炫目的花环，但终将成为精神的绞索。——“重应用，也不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就个体言语生命的发展而言，进一步的问题是：处理好写作“共能”与“异能”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该书也提供了很好的导向。

    共能，是指所有人必备的写作能力；异能，是指个人专擅的写作能力。该书将重心放在“议论”上，体现了对作为“共能”的议论能力的重视，但是也不忽视个性化写作的“异能”的展示。语文教育应以培育写作共能为基础，以促成异能的发展为终极目标。而“精神思想”，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言语生命之魂。

    历史昭示当下与未来：“惟精神思想是取”，是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也是语文、写作教育的普世价值。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