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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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
王 宁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5 版）
    一年前，胡明扬先生在病后的很短时间里突然辞世，这位为中国语言学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带着他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深切思考离开人间的。去年春节，胡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一年一度的聚餐会上，他谈笑风生，述说自己最近关于语言学思考是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他一再说起如何促进黎锦熙先生全集的出版，说起关于海宁方言志的校对，说起他想要修订《语言学概论》教材，要突出汉语的，还要加上最典型的汉语与汉字的关系，说起北京口语语法问题……这些就是胡明扬先生心中的牵挂，他带着这些问题去了。

    胡明扬先生从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起，就跟语言教育与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胡明扬先生在语言学界教书育人、研究应用、主办学会、主持评审、访问讲学……他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贡献非常全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胡明扬先生在语言学界“摸爬滚打”的半个多世纪，正是中国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60年；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在改革中崛起，寻找自己道路的60年；也是中国语言学逐步有了自己的流派、自己的理论、自己的队伍的60年。胡明扬先生是这60年中国语言学的见证者，也是这60年中国语言学的推动者，他是走在语言学队伍的前列的。

    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前身是“小学”，“小学”积累的语料以文言为主，缺乏理论通论与总结成熟的方法论，没有语法这一分支。因此，汉语研究走入现代的标志应当是传统“小学”的理论化和现代语言学门类的完善。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便成为其中最明显的标记。5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向普通语言学索取理论的年代，汉语作为分析型语言，如何与国外语言学的“语法范畴”理论交流对话，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话题。胡明扬先生在阐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和必要条件之后，针对汉语的特点，提出了“无形形态”这一概念，把语序、语调和重音列入无形形态，使汉语语法可以纳入普通语言学来讨论。之后，他又在海盐通园方言中发现，连续变调群中具有明显的语法意义，由此将汉语语法意义的研究进一步推进。胡明扬先生关于语法意义的研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那就是他对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分辨和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他通过各种现象说明，同一语法形式本来应当只有一种语法意义，但是由于受语汇成分的影响，是可以产生不同的变体的。

    80-9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拓宽领域的时期。胡明扬先生对语言学的关注有了很多新的角度：首先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方言研究，这种研究是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的。他从语音出发，探讨了北京方言的语法和词汇，探讨了上海话100年的变化，探讨了海盐方言的句式和词汇。那时侯，一般的汉语方言调查都在总结各个方言统一的结构系统，胡明扬先生关注的却是同一方言中由于年龄、性别、家庭环境、文化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内部分化。他的成果从本体研究到了社会条件的研究，从静态的描写到了发展的动态解释。其次，胡先生开始关注近代汉语研究，为了甄别近代汉语的语料，他注意了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互相渗透的关系，描述了汉语书面语的复杂情况，对此作出了十分求实和清晰的结论。如果和西方的社会语言学比较，可以看出胡先生在认真发掘中国历史和现代社会的语言生活给汉语带来的特点。胡先生开始关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词典编纂等应用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新的创见。

    20-21世纪之交，中国语言研究正在进入自己方法论的探讨，走向共时和历时的结合、描写和解释的同步、结构和意义的一致，这是主流。但盲目西化的暗流也在涌动，用西化代替现代化的倾向在无形泛滥。许多西方语言学流派的方法对汉语明明是削足适履的，却被分别和混合地运用到汉语上，西方语言学的模仿和“汉证”以多种形式排斥传统，甚至连早期立足汉语、学习西方的探索也给否定了。但是，胡明扬先生却冷静而理智地分析了半个世纪语法研究继承与借鉴的互补，看到在汉语进入应用领域后日渐突现的个性和特点，提出了“兼收并蓄”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主张。跨入21世纪，胡明扬先生最令人瞩目的创建是通过对黎锦熙先生《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锐敏地提出了“向传统语法回归”的问题。

    从这些最简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明扬先生的创新精神。他的创新意识是自觉的。在他的《语言学论文选》自序里，他说：“从50年代起我就想寻找一条研究现代汉语的新路子，但是很难找到，所以只得打外围战，从研究方言、近代汉语、北京话搞起，想从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中找到一条新路子。”这段话让我们明白，胡明扬先生是想从实际语料中找到汉语的语法形式，并从中总结汉语的语法意义。他费了那么大的工夫去做汉语口语语料的调查，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只有口语的语音事实中，才能找到汉语语法意义赖以存留的语法形式。所以他说：“其实我心中的新路子对谁来说都一点也不新，那就是我一贯主张的形式和意义密切结合的路子。”胡先生的探索究竟是不是创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是符合“创新”的定义的。

    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创新与科技发明是完全不同的，绝对不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果一种创新的汉语研究到了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仔细钻研都听不懂的地步，到了理论框架无法容纳汉语语言事实的地步，到了越细越远离汉语多数语料的地步，到了号称“普遍”却与自己的母语相左的地步，“新”则“新”矣，那还能是“真”的吗？

    胡明扬先生的书和文永远那么平易、清新，说得明明白白，这和今天“越难懂越深刻”的时尚是完全不同的。胡明扬先生的创新是从大量事实出发，经过调查而走向理论的，不是从理论推到另一个“理论”而背离事实的。要研究哪种语言，先学习那种语言，一句藏语都说不来，用藏语字典去研究汉藏语对比，恐怕很难令人放心。胡明扬先生研究口语用的是自己最熟悉的语料——海盐话和北京话，而且仍然去做社会调查。他说：“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资料写出来的文章很可能是空头文章，那样的文章我不想写。”

    胡明扬先生作过翻译工作，介绍过很多西方经典的语言学论著，但他对西方的理论方法领会得非常透彻，找到了其中的精髓，“食洋而化”之后，用于汉语研究，而不是刻意模仿其中的具体框架和运作程序。他不把眼光放到去证实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普遍性，而是把眼光放到用汉语的事实中总结的理论去丰富普通语言学。胡明扬先生的论著里搬用西方概念很少，但得其精神很多，他是真正在借鉴，也借鉴真正的东西。

    胡先生在借鉴前苏联和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同时，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他在《说“打”》一文里引用了那么多古代汉语的资料。他从来不把古今对立起来。他也从不把自己寻求新路子建立在菲薄传统、鄙薄自己民族悠久历史的基础上。一门人文科学不管是否有意识，都会从自己的传统起步，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又去否定前人，发展了前人后反过来标榜前人不如自己，这是不道德的。我们在胡先生的论著里丝毫也看不到这种荒谬的态度。胡先生在对《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时，十分清醒地叙述了50-70年代中国语言学大批判的原因和所向，说得那样透彻，那样实事求是！可以看出，他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对走过的弯路充满惋惜和遗憾，也充满吸取教训引导今天的热情，他是丝毫没有那种用前代的“旧”来衬托自己的“新”的虚荣心的。

    也许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那些特点，胡明扬先生的创新让他自己觉得“不新”，但是我以为，“新”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动，每个人所能推动的，不过是一分半分。人文科学的创新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脱离历史，“新”中如果完全没有了“旧”，那只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对这个世界未必有用。

    2008年，为了给“黎锦熙先生诞生120周年纪念会”做好学术准备，我们请胡先生到北师大连续六周开设“现代中国语法”的系列讲座，筹备讲座时，胡先生对我们申明自己的理念说：“我没有虚荣心，不怕被人说成是‘保守’，我的讲座是前详后略，中详西略，实（符合实际）详时（时尚时髦）略。被大家遗忘的恢复记忆；被大家忽略的提醒注意；被不合理批判的也要有一点抱打不平。”开讲后，他从传统语法一直讲到计算语法。讲座以后，我对胡明扬先生的学术理念有两点又加深了理解，一点是他各取所长的公允态度，求真求准的学术品味。他做到了既不损有余而能补不足，对每一个语法流派，他都详细说明哪些是精华，值得我们吸取借鉴，特别是对当前已经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中国传统语法和教学语法，介绍得更为详尽，分析得更为透彻。没有学术客观的态度和对各种流派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另一点是胡明扬先生凭借他极为熟练的汉语和英语，阐释问题深入浅出的教学技能。学生们的评价很简练，不论是什么层次的学生众口一声，那就是“真的懂了！”这是对高端讲座很少有的评价。在以不懂为深刻的现时代，一个“懂”字，是有千金重的。

    2009年在杭州开会，胡先生要我陪同他回到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海宁，他说，看到过有人写的《海宁方言》，不但与他的记忆不同，而且记音也有很多错误，他要去说明情况，让他们不要把错误的东西写进地方志里。海宁是个小地方，没有大学，市长带领宣传部、文联和文史馆共同接待胡先生，第二天当我从家里到宾馆去时，他已经在和六七位年过七旬又没有出过海宁的老人座谈核实材料了。我体会到，胡先生对现实的语言问题一直在关注，他解决问题的习惯是立足语言现象，针对实际材料，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到寻求答案。对他来说，是习惯，是兴趣，更是责任。孔子曾经感慨：“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常常被今人误解。胡明扬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对这两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为己，是出于己心，迫于己任；为人，是做给人看，媚世媚俗。

    中国语言学又面临着继承与借鉴的抉择，面临国外语言学的尖锐挑战，正在中国语言学需要胡明扬先生这样的学者时，他却带着正在思考的问题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满怀责任心的语言学家临终的牵挂和遗憾。衷心希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能有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