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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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王建辉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25日   14 版）

    新出版之源
    民国出版有不同的概念。我们这里把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作为与唐宋元明清并列的历史朝代，把有关的出版内容往这个筐里装，这样民国出版就可以成为一个出版的历史单元。就中国几千年出版史来说，民国出版是很重要的一页。我们通常说的民国只有不到四十年，时间是很短暂的，其出版也是短暂的，虽然短暂，但从承前启后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与前朝与后世不同的东西就是它的历史性贡献，这样说来民国出版自有其灿烂的一面，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
    中国出版史有几千年之久，近代意义的出版却才百十年间。晚清时期中国出版业开始了近代化转型，所谓近代化转型，是近代出版具有了不同于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传统出版的新质，从而形成近代形态的新出版，但是与近代机器文明相匹配的近代出版，在民国前承之后才真正的成型与成熟。中国古书向称浩如烟海，只有到了民国才完全改变了书籍的内容、生产以及物质形态，这是民国出版的真正价值。这种出版形态不仅承前而且启后，现当代出版与之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体现在：民国出版的主要业务形态为后世继承，民国出版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与物质基础基本上悉数为新政权接收，民国出版中属于进步力量的那一部分更直接融入新时代出版。因此，我们可以说民国出版也就成为新出版的源流，也成为新中国出版的一个源流。
    多元社会基础
    民国社会处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又有这样几条重要的经脉构成了社会的重要元素：民国的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所谓“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中国全面推进；政治上的政局多变、国共二十八年的分分合合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敌侵入，全民族奋起抗战；思想文化上又遇到了有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之称的“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在社会基础方面近代都市形成与市民社会兴起，为出版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平台和文化市场。这四点，使民国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多元的无序状态，这也是数千年没有的一个变局。这一切就把民国出版放在一个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上，民国出版的社会土壤就是如此。
    出版的多元性
    由社会基础的多元决定了出版的多元。学术界人士也多认同民国文化上的多元化与有活力，而出版正是民国这一多元文化时代的浓缩。如把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看，在出版方面就有着不同范畴的多种组合。从所有制看，有官方资本（如正中书局、拔提书店等），有民营资本（如商务、中华等民营出版机构）；从思想范畴看，有代表旧思想的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如《甲寅》、《学衡》等），有代表新思想的（如《新青年》、北新书局等）；从政治角度看，有代表不同政治势力的，有革命党派的，有统治者的。从多元组合当中又显示出几个节点，一是民营出版机构不论是从机构数量还是从出版物市场份额来说，都成为出版业主流与主导；二是多种政治力量均借助出版作为重要的政治平台，如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并由当时三位中央领导人中的一人李大钊担任社长。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出版业及其进步出版业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出版斗争，形成民国出版的光明占取黑暗的主线。
    商业性比较充分
    这里所说的商业性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与文化性相对而言的商业性，文化性与商业性是出版的一对最重要的基本范畴，这一对具有博弈性的范畴在民国展现得最为充分。民国出版人张静庐在其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有一段话，是当时的论述：“‘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邹韬奋说得更明白：“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本人十几年前也曾以《文化的商务》为题，对王云五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做过研究。第二个含义是指民国出版形成了一套商业运行体制与机制。这也是过去历史年代的出版不曾有过或不充分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滋长，出版作为一种行业大体形成，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出版后导致职业人群的出现、随行就市的商业原则之下书店街（如上海福州路一带，武汉交通路一带）的形成，内部业务流程的形成，几大出版机构出版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出版的商业手段较以往更丰富，如大部丛书的预约征订，借助报刊广告等。出版的商业形态乃至产业形态出现雏形，产业形成初期就呈现了产业集中度很高的格局，俗称的商、中、世、大、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等几家占有中国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并且形成了一些很好的出版理念与商业伦理，如民国出版的重要人物陆费逵所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这句话，现在来看都不过时。
    新载体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式教科书与报刊杂志的出版，这是过去年代不可比的。现代都市的出现，市民社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推广，现代交通与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给新式教科书与报刊杂志提供了以往年代不可能产生的土壤。可以大批量生产的白话文新式教科书，代替了《三字经》之类的幼学童蒙书以及《四书五经》之类的科举应试书，并且从幼儿园到大学以及职业教育教科书都应运齐备；而出版机构办杂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新出版与旧出版相区别的所在。中华书局在民国成立后创刊八大杂志，依次是：《中华教育界》（1912）、《中华小说界》（1913）、《中华实业界》（1913）、《中华童子界》（1914）、《中华儿童画报》（约1914）、《大中华》（1915）、《中华妇女界》（1915）、《中华学生界》（1915）。这些可以迅速铺向全国的近代报刊，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形式。民国最重要的出版形式在这几项。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强项也在这几个方面，这两家的竞争格局也主要在新式教科书与杂志群方面的对垒，以上所举中华书局在民初创刊的杂志群便是全面针对商务即有杂志而来的。这些新载体社会需求量大，既受到社会的欢迎，也为出版业创造了利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基础。
    过渡性特质
    说民国出版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一是由于民国是一个动荡离乱的年代，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年代，中国社会站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民国消亡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湮灭了。民国出版由于社会的多种原因并没来得及完全地更充分地展开历史的活剧场面，便随着民国的覆灭随风而逝。二是由于民国出版的进程被打断，民国出版的传统经过后来也就是50年代的公私合营后实际是斩断了的，民国出版提供给后世的只是较短的一个历史时间段遗留的不太坚实与充分的基础。三是民国出版毕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新的出版形态与出版业务流程的基础，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出版，许多东西如编、印、发的体系，与那个时候有着比较多的相似性。民国出版的这一过渡性特点，其实也正是其价值。
    两面看
    以上说了民国出版比较辉煌的一面。人们很推崇民国出版，在学界“人人都说民国好”似乎成为一种学术潮流，那实在是因为把这个去今不远的民国四十年浓缩了看，既难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难免只见其精华，而未见其糟粕，未必就达成了深刻的理解与准确的把握。其一，民国出版业产业规模有限，还不能说民国出版就成为了一种产业，毕竟规模还太小，就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注册资本和销售都不是很大，国中第二的中华书局的利润常年也不过百十来万，与今日更不可同日而语。其二，实际上民国出版也有很多的不足甚至糟粕，民国出版除了整理以外，并无巨制。对于当时好书不多的现象，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胡适留美回国前后就说国内没有好书可读。鲁迅更尖锐批评过中国出版没有出息，并把“中国没有好书”归咎于“书坊专为牟利”。至于言商逐利、粗制滥造的比现在要严重得多，盗版书和一折八扣书的现象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至30年代，张静庐对面对书业艰难甚至长叹说：“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书、杂志三项可存在。”其三，民国出版自由的观念是空前的，但民国出版并不是自由的，文禁与书刊审查制度比之前朝并无放松，国民政府实现江山形式上的统一后，尤其是30年代起，对于出版的限制加强，因此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成为民国出版的重要视点。
    末了，我想要着重说的是，民国出版是中国出版史长河中的一段，对民国出版要重视，民国创造了出版的新范式，新形态，要研究，要借鉴，但对民国出版不可过于拔高，需要冷静的分析与理性的观察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