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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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消费主义、电子文化和固有的文学体制，他们怎样认识自己，突出重围？70后作家的反抗《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7 版）

“我想把自己推到小说的前台来，不戴面具，不含含糊糊，不躲躲闪闪。”作家徐则臣说。 / 摄影：康慨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压力，但评论家张柠认为，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作家的遭遇最惨，压力最大。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不想去蹚商业写作的浑水；他们在书籍文化而非图像文化中长大，身上天然地继承了文学的基因，却是文学体制的局外人；他们熟知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媒介，却只能目睹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80后），既不能全力介入，也无法抽身而去。他们成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局外人。当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都躲在书斋里憋足劲儿试图炮制“红楼梦”的时候；当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躲在现代文学工厂里“指纹打卡”的时候，70后这一代作家任重道远。

    困惑一：作家比不上微博控

    作家反驳：不必瞻前顾后

    70后作家面临的环境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认为，在网络时代，讲故事并不是作家的特权。博客尤其是微博等各种平台蓬勃发展，每一个人成为讲故事的高手。所以今天的小说家可能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故事已经被终结了，你很难再去写一个多么好的故事。“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会对作家抱有很大的期待，你是作家，与新闻记者或者‘微博控’相比，你的优势可能只是会比他们用更好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但是后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杨庆祥说，他觉得当下的小说没有能够让人记得住的人物形象，也未必有更好的讲故事的方式。如果得不到好的故事，也找不到故事里应有的庄严，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去读小说？
    这是网络时代不同年代作家面对的共同话题。与前辈作家的个人经验与创作经历完全不同，也与一出手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叱咤风云的80后作家迥异，被称为处于“夹缝中生存”的70后作家，在写作中的局限再次被评论质疑。而此次提出问题的，恰恰是同时代的评论家。日前，在以“青年的写作：局限与创新”为主题的当代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70后作家与评论家交锋，对于创作的局限表达了不同的看法。70后作家计文君认为，在写作的时候，作家不必瞻前顾后，好小说有时候可能仅仅是一种陪伴的功能，滋润、安抚我们浮躁的心灵。

    困惑二：70后缺乏大视野

    作家：评论家要打开心胸

    作为70后评论家，李云雷觉得同时代的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跟这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教育及整个社会变化的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文学经验，都有独特性。所以这一代作家应该写出更好的大作品。但是他同时意识到70后作家以及更年轻作家创作上的局限性：“可能对个人的经验或者对历史的经验没有一种宏观的把握，或者说缺乏一种反思的视角。”
    李云雷举例说，我们理解现在的日常生活，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其实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化之中，比如现在很难想象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话的生活，这些东西其实在生活里出现也是很短的时间，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变化。同时，中国人整个的生活跟内心世界都是处于剧烈变革之中的。但是很多作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缺乏以历史的眼光看当下或看未来的视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刚刚阅读了VS·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体会到了作家不仅对于个人，更有对于国家的思考，能从中感受作品内在的宽广。但是当下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在语言层面已达到一定水准，但缺乏大视野。我们可以关注自我，但同时也还是要睁开眼睛，把内在的视野打开，这需要宽广的心灵，需要宽广的行动，这种行动不是说要去做什么，而是对自我批判的程度。
    作家冯唐指出，有些评论家喜欢宏大崇高的作品，这一点无可指责，但同时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作品，不能说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作品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评论家大概应该把心胸放得更大一点，不能太鄙薄当下年轻一代的写作，反而要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来看他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冯唐解释：“我想阅读的时候，这些人一定是没有名气的，一定是处于弱势的，跟巴金等大作家及国外大腕的名气比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正是这些年轻作者，他们代表希望，而且有些水平已经不低，客观地看待这些，还是要打开自己的心胸。”
    作家鲁敏也提到，经常被评说她们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写作者，在历史感或对社会的反应方面有所欠缺，几乎成为一种代际的局限。“写作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是一代人的产品，微小或者个体写作与宏大叙事的作品只是体量不一样，但审美上没有高下之分。”
    70后作家自棉棉等人的“私小说”进入大众的视野开始，很大程度上并没能走出个人经验创作。作家如何超越自己的创作资源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涛认为，不同年代的作家身上都有着不同的时代印记，其所处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风潮都对他们的创作会有所影响。一个作家写作的资源有两类，一是个人经历，二是阅读资源。有些作家已经在尝试脱离个人经历，比如鲁敏的创作就在往更深入的方向努力。不局限于自己的经历，不只为自己这同时代的人所写作，作家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评论家霍俊明认为，现在的小说家缺乏的不是对历史的叙述能力，而是对当下的讲述能力。在当下写小说的危险在于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被包括现实在内的很多方面所抵消。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离不开文学最终所承担的功能或责任。

    困惑三：谁能理解“这一个”

    评论家：不能只活在小坐标系

    作家徐则臣说，很多年里自己都在追求所谓的“完美”，近年却对这种“完美”有了厌倦和怀疑，他希望在艺术允许的范围内，真实地自我表达，不再削足适履。他说，在公共性方面，有无数人有求全责备的才华，也有无数人能够制造出以假乱真的赝品；擅长把自己藏在小说后面的人多的是，喜欢把绕着圈子说话的人也多得是；但是他越来越不喜欢。
    “我想把自己推到小说的前台来，不戴面具，不含含糊糊，不躲躲闪闪，我想让所有读到我小说的朋友知道，徐则臣之所以写这些小说，是因为他有话要说，这就是一个叫徐则臣的人想说的，这也是只有徐则臣一个人才能说出来的。”所以，从短篇小说《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小城市》开始，徐则臣的写作和过去有了明显的区别，个体的声音越来越强。“与‘完美’相比，它们充满了非法之举。也许它们跟过去的小说比，多了不少毛病，但我觉得心安，更加心安，我以为我在逐渐接近自己。”
    在甘肃作家王新军16年的写作中，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河西走廊西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地方，这便是他创作意义上所固守的“西部”。 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完全理出怎样对这片土地进行书写的头绪。他努力地在自己的文学中呈现着属于那片土地上的“这一个”。这是他写作的全部意义。“我是一个小地方的写作者，我只在乎精细地构筑我文学意义上的那个‘小地方’。”王新军说。

    怎样走得更长远

    徐则臣认为，就像体操运动员，如果过于想拿冠军，可能动作要出问题。70后作家存在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化。但也许这同时又是个优势。当作家的基本功具备了，所有该占有的资源占有了，想使写作再上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思想，要在小说里面表现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如果作家急于表达，反而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很多人的写作中止，可能就在于没能抓牢最基本的东西，缺乏思想的力量。
    “我们经常抱怨相对于文学的黄金时代，今天的文学渐处边缘，70后作家是尴尬的一代，其实真正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正在于我们自身，正是因为我们不敢发出声音或者发出的声音过于微弱，才导致了一代人的尴尬处境。”作家朱文颖的发言传达了很多人的心声。
    朱文颖说：“这和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教育背景有关，也和我们后天的修为以及精神强度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强调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朱文颖谈到当下作家面临的逆境，包括时代的浮躁，以及个人阶段性的创造力枯竭时说，自己在写作中越来越感到知识与视野的单薄与狭窄，内在的精神面无法完全打开，有很多知识需要补充。她认为，作家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拓展视野，建立深刻宽广的精神立场，对世界文化的脉络和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因为文学拼到最后拼的是内心的力量，作家需要锻炼自己的品格，写作要有非常大的自信。
    “中国大多数的作家，50多岁或60多岁创作力基本衰竭，当然也有例外，但多数的就只靠惯性写作的延续，还有一部分作家到60多岁以后，就剩一张嘴了。这是什么问题？”1家李浩分析，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或者说我们部分思考经验，不随时有填充、扩充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掏空，而且部分的经验是依赖时代存在的，当时代有了某种变化之后，有些经验会损耗，经验传达力、感受力都会遭到某些损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现在还有一部分青春荷尔蒙的冲动，也会逐步丧失，假如没有思想力做后盾，肯定厚积的力量不会薄发。未来的写作，作家学者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至少要能贯穿到他小说的每一部分，包括对语言、对母语的扩展和冒险，包括对流行思想的反思、思考和抵抗，包括对一些惯有的习惯的冒犯，这可能是小说需要提供的诸多可能性的存在的理由。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指出，与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70年代作家也有自己的优势。不同年代作家的遭遇，是一种独特的经验，可能成为文学想象的耙手，其实也是一种局限，他们的作品有历史感，同时也妨碍了对历史之外的想象，历史渐变背后的细微的心灵感应更丰富无比，更能触及到真相。在上下一两代人的比较只是小坐标，而70后作家中大多数写到了十年以上，如果还在小坐标系里活着，是一个缺陷。“像五四时期的文人，他们也是一个整体，一边反抗传统，一边用毛笔写东西。从经典的文学而言，70后作家是最后的整体一代，注定要留下来，也一定会留下值得历史深藏的纪念品。”
    ■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