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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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危机

作者：王小峰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2期

明朝大书法家祝枝山擅行草，有一天来了兴致，铺好纸，研好墨，笔走龙蛇，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洛神赋》，他也因此获得明朝第一草书的美誉。这幅真迹一直被他的后人所珍藏。只是祝枝山不知道，500年后他的第N代后人没有遗传他书法的基因，连写自己名字都跟蟑螂爬出来的一样，因为他已经很少用笔写字了，多数时候都在用键盘打字。又过了500年，祝枝山的第N代后人的第N代后人，有一天把祖传的书法《洛神赋》拿出来，竟不知道这上面涂画的是什么。     这不是虚构或者科幻小说的某个段落，它可能就是汉字的未来。     汉字是中国人用智慧发明的文字，它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将文字书写变成艺术的文字。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音、形、义三者结合在一起，却又无规律可言。作为一个中国人，能把汉字学好，并且还可以通过书写与人交流，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还能在互联网上写出140个字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就更了不起了。     作为中国人，你从来没觉得识字有多大问题，因为学习母语都是先会说话，学会交流，再去识字，变得顺理成章。几千年来我们就一直这么使用汉字进行交流、记录，从来没有怀疑过汉字本身有什么问题。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写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上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电脑的不断普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将中文输入电脑？假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将来就会面临很多问题，甚至被时代抛弃。可能在当时，人们认为，用只有26个英文字母和几十个标点符号、数字键位的标准英文键盘，把几万个形状各异的汉字输入电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国人用智慧轻易解决了这个难题，从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开始，随着电脑在中国的不断普及，人们不断改进，找出了最快速、最便捷的键盘输入方法，输入速度并不输给英文输入。甚至在只有12个键位的手机上都可以完美地输入汉字，还有谁会怀疑汉字不能与世界接轨呢？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化时代只有十几年，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普及阶段，让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迅速掌握文字输入。但人们都忽视了另外一些潜在的问题，汉字音、形、义相结合的特性，即使通过键盘快速输入达到交流目的，但未必能写出这个字。比如，“打破砂锅璺到底”这句俗语谁都会说，说出来谁都明白，可是“璺”这个字怎么写，未必人人都会。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们经常会遇到。但毕竟“璺”是一个不太常用的汉字，民间俗语歇后语往往通过谐音来表达一个意思，人们就慢慢只记住“问”而忘记“璺”了。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人发现写字时总是提笔忘字，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怎么写。原因很简单，在没有键盘输入的时代，用笔写字可以强化人们的记忆，书写是记忆汉字最好的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可是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重码中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五笔字型输入法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你可能忽略它怎么读；拼音输入法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汉字除了音、形，还有义，要命的是，音和形基本上是分开的。在文盲时代，人们可能知道一些字词是什么意思，能说不能读也不会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在信息时代使用的汉字跟过去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太大差异，变化比较多的不是汉字，而是词汇。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用汉字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在交流层面上，只要互相能明白即可——哪怕通篇都是别字，其实和过去的文盲差不多。在古代，是少数人决定汉字的写法和意思。在今天，键盘输入不会决定汉字的写法，但可能是多数人来创造、决定字词的意思，比如今天人们赋予“雷”“囧”这类汉字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这就是大多数人参与创造、传播的结果。这是语言的发展规律，它永远是动态的，参与的人越多，变化就越大，文字本身的美感就越差。一旦变成静态，就意味它死亡了。     网络时代出现的新词和过去很多地区的方言一样：浅俗。不同的是，方言局限在某一地区，而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到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汉语的美感会越来越少。未来，即使能掌握汉语使用精髓的人，也会受大的语言使用环境的影响而逐渐丧失表达汉语美感的能力，过去的几千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信息时代会让这个变化更加迅速。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汉字危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存在一个错觉，过去汉字很纯粹，是因为使用汉字运用汉语的人都是用它来写作，创作书法艺术。而今天，大部分人使用汉字是用来交流，跟过去两个文盲交流时的水平差不多，毫无文采。当这些人在公共传播平台上通过语言去交流、表达看法时，会让人觉得语言的表达水准每况愈下。那只能说明你过去看到的文字都是唐宋八大家水准的。如果在唐朝，人人都可以去书写，去写诗，大概唐诗就不那么璀璨，变成被摧残了。     而眼前，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语言的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很难学的文字，汉语是很难掌握的语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证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没有任何问题，但语言的交流障碍不得不让我们去掌握另一种语言，比如英语。     几千年来，不管语言文字的记录传播介质怎样改变，汉字本身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即使在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变成白话文也没有改变汉字的书写方式。但过去，汉字、汉语、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进行。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点，当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可能会有更多不适合交流的语言慢慢被淘汰，被一种所有人接受的语言所替代，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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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革命

作者：刘汉俊 来源: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浩渺而深邃的海，那么语言文字则是奇幻的浪、流变的云、嶙峋的礁，那种铺陈与席卷的豪迈，那种撞击与融合的气势，那种攻坚与坚守的勇猛，让你不得不感叹语言文字的力量。 　　从哼哟嗨嗬的号子、比划的手势到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的诞生，语言是文字的母亲，文字是语言的娇子。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文字；没有文字，语言难以为继。“露西小姐”，非洲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展陈的古人类化石表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有320万年。语言文字的历史虽没有如此漫长，但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迁徙，究竟有多少种，怕是如原始森林那青黄荣枯的枝叶一样，繁多且无人知晓。 　　这荣枯生灭，便是语言文字进化的过程。 　　友好传播 　　公元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也拉开了欧洲各国抢占美洲的序幕。在这场争夺战中，掌握了制海权的英国建立了最早的北美殖民地，工业革命又使英国跃居欧洲强国之首。可以说，英国的战刀指多远，汽船就跑多远；战刀指向哪里，英语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不仅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也都曾随着殖民者的步伐走向世界不同的角落。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校长韩麦尔先生给孩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后痛苦而坚定地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韩麦尔先生或许是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这句话却是道出了民族的期盼：保护好自己的母语，就像保卫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不掌握母语文字的人，就像丢失了家门钥匙的孩子，难免会沦为精神的乞丐、文化的弃儿。 　　汉语的魅力在于她温暖的力量。遥想1900年前，西汉张骞首开西域丝绸之路，不但丝绸、皮毛、玉石、香料源源不断地到达中亚、欧洲，造纸术、印刷术也西出欧亚；遥想1300多年前，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雅安开始，经康定、进西藏，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最远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迢迢生死路，拳拳背夫情，沿途的摩崖石刻、巴蜀图腾、壁画字碑见证了中西文明交流、藏汉文化融合的历史；遥想1200多年前，唐朝鉴真和尚九死一生东渡日本，送去了律学典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自己的书法作品《请经书帖》至今留存东瀛……即便是600多年前，明朝郑和带领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五过马六甲海峡，也没有在海外占一寸殖民地，没有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军事咽喉建一个炮楼据点，而汉语言文字则通过这个险恶航路远播东南亚，直到非洲东海岸。 　　商路漫漫，文路绵绵，沿途各国如接受重礼般迎接中国汉字，拥抱中华文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如花汉字织起友谊之环。 　　血性坚守 　　四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形变而神不变、意不散，一笔几千年。 　　但是，近代以来的汉语之路也曾风雨飘摇。 　　公元1807年，马礼逊作为大英帝国第一位赴华的传教士，接到英国教会下达的三项任务：学中文、编词典、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后来，他干脆穿上领事服，参与英国对华政治、贸易、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通过他的手，大清政府大把大把的白银流入英国人的口袋。公元1793年，英国首次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华，使团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也随团前来，由于其乖巧伶俐，乾隆皇帝还赏赐了这个孩子一个香包。46年后，正是这个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小斯当东，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主张对中国开战：“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态度坚决可以取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撰文，鼓吹对付中国要用大炮。 　　还有的传教士则看到了汉字的力量。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被称为美国“汉学家之父”的学者卫三畏说：“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中国将不复存在。”他发现了解构中国力量的突破口。1858年6月26日，英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款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正是这个传教士兼驻华参赞卫三畏，参与了该条约的制订。用英语做中国人的主，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文化的悲哀。及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期间，强行推行日语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也曾如此这般在东北地区实施文化殖民，与此同时，大量珍贵典籍、碑帖、字画被劫运往日本。 　　国破山河碎，字在火中泣，腥风血雨中汉字坚挺依然。用子弹围剿方块汉字，迎接它的只有横枪竖棍撇刀捺剑。这是中国汉字的性格。一个民族哪怕是被打倒在地，只要精神还在，散落一地的点横撇捺就会在文化的号角下，铸成不屈的脊梁。 　　文化自觉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如果不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就难以承载时代的新思想、新事物，这是我们的文化自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官话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罗马字拼音法”方案，中国汉字在300多年来的文字变革中步履蹒跚。 　　文字改革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新生的共和国肩上。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4亿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间，1000多种方案，数万人参与，仅汉语拼音方案就有6套之多。扫盲班、识字班，电灯下、油灯旁，人民大众如饥似渴地识字读报，成为汉语言文字的主人。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历史进入上世纪70年代，汉字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1973年，联合国将汉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世界从此开始倾听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500多个孔子课堂搭起一座座汉语桥，谦和的中国孔子站在东方文明的桥头堡，拱手迎送远方之朋，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想象的美、古典的美，至于粗暴地把某种政治符号安插其中，更是对文化的割裂。文字改革不能借口现代消解传统，不能借口简洁制造空疏。没有繁体字，就没有古典的美；没有简化字，就没有现代的美。臃而不肿，简而不单，今天的汉字有着姣好的身材。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我们愿意聆听他国语言的流畅优美，但更懂得欣赏吴侬软语的温婉、秦腔南音的韵味，以及唐诗宋词的抑扬顿挫，王颜欧柳的神采飞扬。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欣闻不少地方中考、高考语文成绩的比分在提高，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学好汉语当从孩子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