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咖啡馆是最好的书房

教师之友网

白永瑞：咖啡馆是最好的书房

文、图：韩见 翻译：李葵仑

白永瑞的书架都是双层的，里面一层主要是中国现代史，外面则是最近看得比较多的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东亚的内容，中文书占了很大一部分。

白永瑞藏有大量中国出版的书，他每年去中国三四次，每次去都买很多书。上海的汉源、北京的万圣和三联、台湾的诚品都是他常去的书店。
在东亚研究或汉学方面，国内对韩国学者的认识，要远远少于欧美和日本学者，尽管韩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地域上都离我们更近。对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东亚问题专家白永瑞（Young-seo Paik）的了解，如果不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基本上就仅限于他被引进内地的唯一一本专著《思想东亚》。但是白永瑞对中国的了解，却从 1970 年代就开始了。
“我在 70 年代读的本科，那时候韩国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很普遍。他们以批判的态度看待韩国的大学教育，认为‘文革’是人类的新实验。”白永瑞就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选择攻读中国现代史。1999 年，他去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从此开始转向以东亚的视角思考中国：“去哈佛大学读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自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专家，但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好多中国人去了哈佛，那边的人如果要问中国历史，都先问中国人。作为韩国人，要提高竞争力，就要有自己的特色。我就决定从韩国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这样一来，自然也关系到日本，因为三个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学成归国以后，他又发现了研究东亚的现实需求，即韩国和东亚各国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东亚中的韩国和韩国的东亚”的局面。令白永瑞自豪的是，他 1999 年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与亚洲》一文，从相对的角度看中国，他自认比大部分中国学者早了不少，“葛兆光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从周边看中国》，我们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最近在读的是两本内地出版的中文书：孙歌的《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和王晓玲的《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
白永瑞位于延世大学历史系的独立办公室空间狭小，书架之间的过道只容一人转身。给客人坐的板凳上铺着毯子，同时也是他休息时的床。他用带口音的中文和我们打招呼、寒暄，不过正式开始采访时，他还是希望通过翻译，有时翻译对专业术语不熟悉，他才改用中文解释一下。在韩国，原本汉字是中学必修课，所以中文读写对白永瑞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不过听和说是从专修中国现代史以后才开始学，表达起来多少有一点障碍。现在，韩国中学生不需要学汉字了，白永瑞担心以后韩国人学中文会像美国人那样，得从拼音开始：“这是很大的问题，慢慢地我们丢掉了共同的文化，非常遗憾。”
由于完成学业之后一直在延世大学教书，到现在已有 20 年，属于白永瑞的这个房间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而且像自己的家一样，有很多小摆设。他甚至把部分书放到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室里，那里空间更大一些。白永瑞的书架都是双层的，里面一层主要是中国现代史，外面则是最近看得比较多的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东亚的内容，中文书占了很大一部分。他最近在读的书，也是两本内地出版的中文书：孙歌的《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和王晓玲的《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
提前看过采访提纲之后，白永瑞特别记得问题清单里有一项是问“理想的书房”。他回答说，其实他最喜欢周围是书架的咖啡馆：“那种感觉很好，可以喝咖啡，也可以接待客人。”现在白永瑞常常在早上去咖啡馆看书，因为“在咖啡馆很容易读，读得深入”：“周边有很多专业书的话，会压力很大、很难产生好的想法，我喜欢广阔的空间。其实许多东西方学者都是在散步的时候有了好的想法，光看书而没想法是不行的。”

白永瑞与他最敬重的导师闵斗基(他是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泰斗)的合影，被他郑重地制作成金属纪念牌，放在书架上。
B=《外滩画报》
P=白永瑞（Young-seo Paik）
B：你有这么多中国出版的书，是去中国的时候买的吗？
P：主要还是自己去中国的时候买，有些是朋友送的。中国的书应该要直接去看，否则没法知道内容。日本和美国的书基本上是通过亚马逊购买。或者是去韩国最大的书店“教保书店”买，这个书店很好。
B：那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书店？
P：像上海的汉源书店、北京的万圣书店，我都有会员卡，觉得非常好。有时候会去三联书店。三联是他们自己出版的书好，万圣是专业书好。到地方上的话，就去新华书店，但是现在新华书店越来越不好。台湾的诚品书店也很好，台湾人比较关心人文学科。我每年去中国三四次，每次去都买很多书。年轻的时候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带回来的，现在都用寄的了。
B：有什么书是你特别珍藏的吗？
P：我全部都喜欢。对书的形式我不是很在意，只要内容好看都可以。最近除了东亚视角的问题，还比较关心东亚的学术史，包括大学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的大学历史。
B：在你看来，学术史和你的东亚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P：我觉得要扩大东亚的影响力，首先要巩固学术界的地位。现在的学科还是受到19世纪末分科的影响，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我觉得不符合当今的现实，希望能从东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

白永瑞延世大学办公室门上的名牌。
B：你还有 5 年退休，办公室里累积了 20 年的书都要搬回家吗？
P：搬起来会很辛苦吧，怎么办？很难啊，以后的问题只好先不考虑吧。其实家里也有很多书，爱人有时候会说我书太多了。专业方面的书大多放在学校，文学、教养方面的书在家里。
B：在你的学术生涯中，有没有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书？
P：我的导师闵斗基的书，他也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他去世之前，出版了《与时间竞争》（从韩文直译），以 19 世纪末为背景，从东亚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中日韩三国。他讲到，很多人追求现代化，急于求成、焦虑不安，‘5 分钟热潮’这个词成为热门，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快，谁能更快实现现代化，就可以支配东亚。他以此批判东亚三国追求速度的现状，我受到很大影响。
B：你和中国学界来往很多，对中国总体的历史研究有什么印象？
P：很难简短地概括中国广阔的学术界状况，但还是觉得，年纪较大的教授还是更多以“汉文化中心”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和以前没什么变化，而年轻人逐渐开始关注东亚的角度。我注意到的新趋势，是很多人开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B：你最近在写什么书？
P：最近会出一本关于东亚的论文集，明年年初要出版一本《东亚学术史》。大概两年之后，我准备写关于“东亚”这个概念的历史。

声明：本文由《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转载请保留）拥有版权或由内容合作伙伴授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