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是个好人呐”——关于“棱镜门”的思考之一

教师之友网

载2013年7月1日《解放日报》
薄暮空潭曲（1）

“斯诺登是个好人呐”——关于“棱镜门”的思考之一

江晓原

　　随着“棱镜门”事件的持续发酵，悬念迭起，异论频出，天天都有新情节。昨天听一位离休老干部感慨说：“斯诺登是个好人呐，因为他说了真话。”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大白话，此时却“言谈微中”，引发了我一大段思考。
　　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何美国一再出现这样的人，前不久有阿桑奇，现在又出了斯诺登？阿桑奇现在已经联系上了斯诺登，公开表示支持斯诺登。他们这样做，是认为政府做了不正义的事情，比如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公众自由——注意，个人隐私是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隐私就没有自由。所以现在人们经常将Snowden（斯诺登）和freedom（自由）放在一起讲，还押韵呢。
　　这种事情其实并非偶然，在美国的流行小说和电影作品中，经常塑造这样的英雄，他们看到政府做了不正义的事情，就挺身而出进行揭露和抗争，哪怕为此被指为“卖国”，被迫亡命天涯也在所不惜。这种观念，来自美国人对“自由”的长期崇尚。正是这种观念，使得像阿桑奇或斯诺登这样的人不惜挺身去对抗政府。
　　比如，丹·布朗的小说《数字城堡》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想象美国政府建造了一台被称为“数字城堡”的庞大机器，可以偷看全世界所有的电子邮件。于是“数字城堡”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挺身出来揭露这件事，接着遭到追杀。今天斯诺登的故事完全就是《数字城堡》中故事的现实版。
　　前几天看到报上刊登斯诺登父亲发表的讲话——估计是美国政府叫他出来讲的。老斯诺登呼吁儿子不要再继续爆料了，并且呼吁他到美国来接受审判，等于是让他投案自首。并且说他相信儿子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但老斯诺登接下去说的一番话，听着又像是在道义上支持他儿子。老斯诺登表示，政府不应该搞这个事情（指“棱镜”等监控项目），但他后面的话更是意味深长。老斯诺登说：“如果认为我们必须这么搞才能对抗恐怖分子的话，那么恐怖分子已经赢了——因为正是自由让我们成为美国人。”他的意思是说，搞“棱镜”项目让我们失去隐私亦即失去自由，那我们就将不再是我们自己了。
　　我们可以用《数字城堡》中表达的思想，来为老斯诺登的话作脚注。小说中那个义士反抗美国政府，揭露“数字城堡”的思想逻辑是：政府说窥视个人隐私是为了对抗恐怖主义，但窥视个人隐私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恐怖主义。我们为了对抗一种恐怖主义，就要先接受另一种恐怖主义，这不是很荒谬吗？更何况，你要对抗的那个恐怖主义，此刻尚未降临到我们身上；可是你的恐怖主义却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你要我们为了对抗某种可能到来的恐怖主义，现在就接受一种恐怖主义，这是荒谬的。
　　奥巴马为“棱镜门”的辩解，也是很荒谬的。奥巴马说，“棱镜”项目只是用来监控外国人的，并不监控美国人（所以它并未侵犯美国人的隐私和自由）。姑不论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就算真是事实，这也无法为“棱镜”项目提供正义性。
　　监控外国人就正义了吗？如果监控美国公民，是侵犯了自由和人权，那么监控外国公民，为什么就没有侵犯自由和人权呢？除非奥巴马公开承认，美国经常挂在嘴上的“人权”、“自由”，是只适用于美国人的，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是不适用的。如果是这样，那你们的“普世价值”从何谈起？“普世人权”又从何谈起？当美国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不好时，所依据的不正是“普世人权”吗？那么现在奥巴马宣称不监控美国公民但监控外国公民是正义的，就等于承认美国所宣称的人权不是普世的，那么美国也就没有资格再去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了。
　　以前人们经常说，美国所宣称的“自由”、“人权”之类的理念是虚伪的，特别是当看到美国对人权实施双重或多重标准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这样认为。但现在又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斯诺登这样的人所认同的“自由”，是不是虚伪的呢？他敢于挺身而出揭露“棱镜门”，这能否说明他在这方面的信念是真诚的呢？当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小说或电影中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只是虚构的故事，但现在我们看见的阿桑奇、斯诺登都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而且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有民意调查显示，约一半美国公众赞成斯诺登的行为。看来在他们心目中，斯诺登应该也是一个好人。
　　所以，“棱镜门”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现在全世界人民都通过“棱镜门”在等着看，美国人所宣称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教师之友网

载2013年7月5日《解放日报》
薄暮空潭曲（2）

互联网：如今我们与魔鬼同行——关于“棱镜门”的思考之二

江晓原

　　亡命天涯的斯诺登前程未卜，但我们对“棱镜门”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谁接受他政治避难之类的问题上。接下来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是什么使得“棱镜门”成为可能？
　　监控公民的言论和行动，在美国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1948年7月1日的一次晚宴中，爱因斯坦曾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现已解密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那时FBI是如何监控爱因斯坦的呢？手段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简直太像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了。
　　在今天看来，这类手段实在太落后了，为了监控爱因斯坦一个人，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如今互联网完全改变了局面，随着人们在生活中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实施监控的成本越来越低，并且可以同时对大批目标实施常规化监控。正是互联网使得“棱镜门”成为可能。
　　互联网现在经常让我联想到核武器。
　　在核武器之前，人类早就发明过无数杀人武器，但核武器与所有杀人武器都不同。例如，虽然世界各拥核国家已经制造了千千万万件核武器，但它从问世到今天只实际使用过两颗；又如，人们已经为核武器展开了裁军谈判，而人类从来没有为了别的杀人武器展开过这样的谈判。为什么核武器会有此“殊荣”？显然这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人们不会为了机关枪展开裁军谈判，但核武器的杀伤力实在太大，它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得不开谈判尝试共同限制它。
　　如果说当年FBI监控爱因斯坦只是使用了机关枪，那么今天的“棱镜门”就是使用了核武器。技术手段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杀伤力，同样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人们对核武器有了戒心；那么出了“棱镜门”之后，我们对互联网也应该有戒心了。此事让大家看到，原来我们的个人隐私，只要有人想监控，它就可以荡然无存。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相信，技术是中性的，只是要看谁掌握了它、用它做什么事情。对于大部分已经出现的技术而言，这个信念目前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反例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DDT是不是中性的？三聚氰胺是不是中性的？
　　其实核武器也未必是中性的。虽然迄今为止它只被当时的“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施用了两颗，但美国当时研发原子弹是被形势所迫——因为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为希特勒研发原子弹。那些本质为恶的东西，经常会在这样的机制下“劫持”人类：看到坏人要掌握这种为恶的技术时，“好人”被迫跟进。原子弹就是典型的例子。
　　互联网的“中性”色彩当然比核武器要浓烈得多，它最初也不是作为杀人武器研发出来的。但DDT最初也不是作为害人毒药研发出来的，所有的杀虫剂最初都不是作为害人毒药研发出来的，但现在杀虫剂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摆脱不掉的魔鬼。这情形和互联网非常相似。网络最初只是科研的工具，后来它和商业结合，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结果它就开始做坏事了，恐怖分子用它作联络，美国政府用它搞“棱镜”。而我们作为一般公众，在沉溺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虚幻娱乐（实质上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为大公司赚钱）的同时，却使得我们的个人隐私逐渐走向毫无保障乃至荡然无存的境地。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正在利用这一优势为维持它的霸权服务，“棱镜门”只是冰山的一角。为什么斯诺登要挺身出来揭露“棱镜门”？为什么人们会把这个事情跟自由联系在一起？有人赞美斯诺登说“这样的人可以拯救人类”，也许就是看到了事情的这一层。为自由献身的斯诺登，也许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了，但他做出来的事情确实影响深远。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已经从瓶子中被放出来的魔鬼，那我们如今只好与它同行。但随着“网络战”战云密布，人类开启“网络裁军谈判”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