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施爱东：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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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施爱东：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 杨早 施爱东

对话背景：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各媒体也多有报道，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话题。有人为其早逝惋惜，有人同情他留下的两岁幼子，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是否真的如张晖生前所说，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知识分子又是否该坚守那份清冷？由此推及中国青年学者普遍的生存境遇，以及中国学术圈的生态环境，我们能够做出怎样的反思？

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杨早：爱东你是从高校出来的，现在社科院工作，我看你经常批评中国高校的学术管理，是因为跳出三界外，所以敢说话吗？

施爱东：我一向口无遮拦，没到社科院以前我也是这么批评的。一是因为我了解高校的学术管理机制，二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学术队伍绝大多数出自高教系统。说到中国的学术腐败，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教育部就是最大的发动机。正是它各种各样的评价体制，以及扔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骨头，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一方面导致大多数的学者都落入体制的圈套，不得不为了争夺各种以学术名义发出的非学术的利益、荣誉而疲于奔命。

杨早：高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项目化生存”，学者的生存都系于项目之上。一位著名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么抢，我们也知道不好，对学术没有益处，可是如果你不抢的话，你连吃屎都吃不上热的！所以你不得不抢，你即使不为个人，为了你所在的集体，你也不得不抢，这是一种恶性竞争，不是良性竞争。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拿下项目，至于拿下来之后，怎么结项，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跟考大学一样，都是严进宽出，进来非常严，但是你怎么都出得去，怎么都能毕业，怎么都能结项。现在高校里的竞争倒是比前几年厉害多了，但是大家觉得还不如前几年呢。因为这种竞争，它是一个逆淘汰，不愿意在这方面动太多心思的学者就被淘汰了。

施爱东：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最大的发动机。中国的高校建设，自从建国以来，就日益蜕变成为一个官僚化、政治化的学术机构。

杨早：中国学术（这里主要说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好的时代，自从有了现代学术之后，最好的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且基本跟世界接轨，不管学术规范还是学术水准，我们跟世界的一线是可以比较的。

施爱东：从学术本位来说，中国的学术肯定是一直在进步的，也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毕竟你投入了这么多的钱，学者本身也有向上的内驱力，学术成果也在不断积累，时代总是在向前走的，你要说中国学术完全没有进步，或者退步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那还真的很难说。我对民国的学术体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是真失望，官僚化、浮夸、面子工程，诸如此类，千疮百孔。

杨早：我们自己会觉得中国学术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但是很明显，今日海外学者到中国来，他仍然与三十年前一样，主要还是买史料，他基本不会看大陆学者的论著，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施爱东：那是因为我们的论著太多了，他眼花缭乱，他们一时间哪分得清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次品。你想想我们有多少人在评职称，每个人都非得要有专著，而且都在比谁的专著多，谁的论文多，那些老外来了，他能买什么呢？看专著论文成堆的，说得不好听，《文心雕龙》它本身也就一本书，你想想，这个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论文得有多少？至少能堆我们这一个房间吧？大部分论著都是绕来绕去地抄，你抄我的，我抄他的，他又抄你的。你让人家老外来了，他怎么买？他要都买回去，绕来绕去也绕死他。

杨早：上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确实是跟国际脱离太久，中间经历的挫折也比较大，到了80年代，再重新开始，再恢复元气，80年代那帮学者，我们导师那一辈的学者，运气比较好，他前面是空白的，他们直接跨过上一代人，向再上一代人学习，这种状况导致他们当时上升空间比较快。但是学术发展也是有波峰、有波谷的，开头有一个开放性的空场，空白很多，你只要能填补一块空白，你马上就出来了，但是慢慢的，成果越来越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发展也越来越平缓以后，它就进入一个收敛期。在收敛期，基本上是出不了大师的，学者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更引人注目，非常非常的困难。

施爱东：要说人的智力，你会相信这一代人的智商，或者是这一代人的努力程度就一定比上一代人差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决定了的，所谓乱世出英雄嘛，比如像胡适他们那个时代，跟他们平齐的学者，全国就那么多，做得好不好都能留下点印迹。胡适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些人的资质其实也是很一般的，他们做的东西并没有多么的出色，好学者和差学者，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可现在不行了，学者基数太大，你根本看不过来，大家只能比数量，你出了10本书，我出了5本书，数字10和5比起来就方便多了，行，你比我多，你牛。

杨早：民国学者中，许多人的学问，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施爱东：对，可是他放到今天就是经典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它留下来的的东西就这么些，可是现在呢？同样的跟他们一样资质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十本书，你一下就读完了，本本都有价值。可是现在呢，假设是有一万本，你想从一万本书里面挑十本书，你怎么挑？你没法挑。所以一万本的后果是什么？一万个人，你谁也别出头。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大师的，不是说没有具备大师水准的学者，而是不具备凸显大师的学术氛围，大量庸才就能淹死天才，拖死天才。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杨早：今时今日这种情形下，评价一个学者，或者学术成就，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评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是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我们无法建立起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因为我在高校工作过，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公正，至少来说，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不多。文学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张晖也是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张晖的水平得不到承认，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文学所的同事们其实一直很看重张晖，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

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这个单位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高级职称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样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年轻人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生活待遇也总是上不去。

施爱东：说到待遇，我们的确比普通高校更低一些，这是中国学术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一流高校比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

杨早：但是你这个说法，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在于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

施爱东：越是老的单位，越是会论资排辈。资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标准，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有些人侧重理论，有些人侧重考据，还有不同的专业，你如何比较？对吧？你要是敢公开说谁谁学问不行，或者说谁谁理论功底差，那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这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他会恨你一辈子，人事关系就会变得特别复杂。大家一辈子就窝在这一个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非常麻烦了。

当然，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得论资排辈，有些人几年十几年没有新的学术成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嘴上不说你，但一到投票的时候，彼此心里还是有数的。起码的公心，多数人还是有的，只是说，不可能事事做到绝对公平。张晖的学术研究做得不错，成果也多，这个大家都知道，文学所也没有亏待过张晖，这是得向社会澄清的一个问题。只有当蛋糕实在切不开、分不匀的时候，就只好拿资辈来说事了，这也是一种能尽量减少矛盾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杨早：这才是体制最让人无奈的地方。谁都没有错，谁都是与人为善，但谁也无法跨越规章的籓篱。有人因为没有名额评不上，有人因为没有参加外语考试评不上，有人因为年资不足评不上，说起来这些都不是学术的标准。年轻人是比较天真热血的，会想说：难道不该看成果与水平吗？等到他想通了为什么论资排辈，他成熟了，但学术积极性可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贫家子弟从事人文学术会拖累整个家庭

施爱东：其实，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像于丹易中天那样拿到电视里讲的，都只是一些常识，和一些伪知识，那不叫学术。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

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尚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

杨早：爱东是不是后悔过从事学术研究？

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吕微老师的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们家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你知道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的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端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去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与其如此，你还不如到地方高校去，他们的待遇更高一些，这也许能改善你和你的家庭生活。

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不仅伦理上说不过去，我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认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反正就是哈哈哈，嘿嘿嘿。

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学术工作的影响。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庭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庭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杨早：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是读书的成本投入是很高的，尤其是选择了基础学科。你看维舟写张晖的悼文里提到：“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3月15日那天我在医院里，一直绷着没哭。到了看见张晖的父亲站在他床前，看着儿子的生命一点一点流失，昏厥过去。我四五年来第一次失声痛哭。

施爱东：“学而优则仕”，那是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历史记忆。封建社会在科中之后还能得举，现在教育不是这么回事，科中之后，没有得举的必然结果，越是学而优者，越是不得仕。你考上大学，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通过学而优来改变家庭的命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

杨早：如果将前提设定为目前这种体制为不变量，那么我赞同爱东的话，贫家子弟在这种体制下，他很难做得下去，做得发来。那么做学问要不要外来的保障？这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好像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保障？还有人拿底层说事儿：你看人家农民工不是更苦吗，还有北漂上漂们不是更苦？

我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学术是比较特殊的工种。特殊在于，第一，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儿，第二，它的结果无法确定，并不见得做那么多时间，就一定能出多大成绩，而且很可能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想做的越大，出来成果会更慢。学术成果不是可以计件来衡量的。前一阵子还在跟朋友讨论一个事，说书籍按现在这样算印张来定价、销售，是很可笑的，那是在卖纸。各个领域里面的经典著作，可能只有十来万字，甚至几万字，但足以不朽，也有很多大部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在卖的时候，定价也好，稿费也好，版税也好，显然都是厚的那个占便宜，包括你去报课题，也是厚的结果比较好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变成说你如果自我要求越高，写得越精粹，你最后的回报会越少。基于这种状况，我觉得学问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支撑。我们看鲁迅书信，鲁迅后来从广州再到上海定居，但他一直很想回北平去做几年学问，把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写完，因为北平的资料比较全，环境也比较舒服，但是鲁迅又不愿意再去教书，那就麻烦了，他回北平，收入从哪里来？鲁迅最后没有回北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北平没办法得到和上海一样的收入，所以他只好留在上海。

施爱东：拿学者跟农民工比，这种比法特别无聊。要成为一个学者，需要的智力训练和经济投入是非常之大的，古人所谓“十年寒窗”就是了不得的煎熬，但现在的一个博士，至少也得“二十几年的寒窗”才行吧？任何投入，都应该有大致合理的回报。我投资一百万，收回一万，我觉得太少，不公，你却教育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那些投资一万的人，他们的回报只有八千，比你还少两千呢！”这是多么无知的比较。对这么无知的人，你都不知道拿什么理来跟他讲。

杨早：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做学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的，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越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得到的物质保障可能会越弱。国家提供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资源目前的倾斜方向是有大问题的，不管是职称还是课题，资源的流向是不对的。如果资源保持这样的流向方式，那就是爱东说的，贫家子弟不太可能做出好学问，做出来对自己伤害也很大。

我们这代学者等不来良好的制度设计

施爱东：最近复旦大学陈尚君老师在说到各种所谓的“学术计划”与“学术工程”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非常赞同：“现在折腾许多的名义，不愿意从面上普遍提升教师的薪资，说穿了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同样的钱，普赐民爵一级，没有显著的效应，必要堆成一个塔尖，让极少数所谓精英得到，追求轰动效果。其实这正是中国教育或学术失败的根本。当代无神仙，大牌拿去还得雇人操刀，最后是全体平庸或造假。”其实这样意思的话，陈老师不是第一个说的，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大家都在呼吁适当提升学术工作者的普遍待遇，不要总是拿什么项目、计划、工程之类的名堂来胁迫学者按时按量完成学术工作。希望国家能给学者们一个相对宽松点的环境，让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做学问，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争项目、赶工程。

杨早：很难。比如刚才说资源流动有问题，资源如何流动，如何向张晖这样的人倾斜，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但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困难。

施爱东：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来说确实也很难。

杨早：希望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我们这一代学者是等不到了。它不是说政府加强管理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管理制度来防止学者乱用钱，甚至有的时候跟防贼差不多，变成很多人申请到了项目，也不见得幸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怎么去用这个钱，有时比拿不到项目还糟糕。学者又特别不爱做这种程序性、事务性的事，没有智力含量，又耽误时间。

这种现象恐怕也是全球性的。我记得有一个哈佛出来的教授，后来跑去做电视了，他的说法就是：我才不要再为了几百美元去报销一堆单子，现在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学术经费确实需要有一个控制，但是这个控制也应该有合理的流向，学界自己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来对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与导引。有时候民间的学术基金会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人才流动是建立起学科共同体的前提

施爱东：为什么我们的学科共同体对学者没有一点约束力？因为我们都是体制内的学者，都是单位上的人，我们的一切利益和荣誉，都来自于单位。单位认你，社会就认你，单位不认你，社会就不认你。学术共同体能有什么作用呢？它既不能给你评职称，也不能给你分房，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实际的待遇。甚至民间的学术共同体也会要求你为这个共同体提供一些有效的资源，如果你在自己的单位上没有地位，你就没办法给学术共同体提供任何学术资源，这样，你在学术共同体中也不会有多高的地位。

体制内人事制度的弊端必然地限制了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我们往往是一个人进到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文学所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进行预判，他是不是一棵好苗子？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预判往往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的，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优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真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一定能做出好的成绩吗？万一你做不出来，社会上肯定也会骂，你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我们养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你不可能为每一个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预支优厚的生活条件。在你的起步阶段，你还是得靠你自己的家庭来为你投资。

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说，实现人才的充分流动才是促进学术发展最根本的道路。比如说，一个真心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你可以先到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如果你做得好，你们先到那里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传播你的知识，适当的时候，如果你真做出成绩来了，再从边缘逐步向中心位移，去到更高级的学术机构。另一方面，应该给予那些高级学术机构更充分的人事权力，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相应的选拔机制。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直接进学生，而且往往是近亲繁殖，导师帮学生留校，一留下就是一辈子，做得好做不好你就在这呆着。

杨早：可是这里又会出现的问题是，毕业后你敢离开北京？一旦离开，你还回得来吗？而且你往往离开是一个人，回来就得是拖家带口三个人，你回得来吗？所以谁都不敢轻易离开，都要先抢，要卡位。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包括户口的限制，包括档案，捏着你档案不放。整个一系列的流程都会限制你，使得你举步维艰。

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术资源非常不平均，这些年不但没有好转，感觉还在更加地恶化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像北漂上漂的问题，你说你不想当北漂上漂，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家，更糟糕，因为那里都在拼爹，你又没爹可拼，于是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学术界其实情况差不多，你不留在这里，说实话，以很多地方高校的氛围，学问会更加做不下去。

施爱东：对。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整个大环境不变，事实上谁都提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国的学术垃圾是世界之最

杨早：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呼吁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国家应该保证这些做学问的人的生活。其实我倒觉得可以反过来想，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学术领域的市场化不够。

比如说美国读博士学位是没有年限的，你完全可以读完硕士，就去工作，工作到什么时候，觉得钱挣够了，又回来读博士，尤其是人文学科，基本上都是这样。张晖到香港念博士之后，也发过一句感慨，说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来做人文学问的，都是绝了别的念头的。据我们观察也是这样。人文学科确实是一个没有可见的物质产出的领域，所以你要是没有巨大的兴趣做后盾，很难有动力做经年累月缺乏物质回报的投入。现在都说人文学者苦，但这个领域里的人也不少，因为进入门槛太低，判断标准又很混乱。如果真正市场化之后，其实肯来做的人不会多，因为认真做人文学问绝对不可能发大财出大名。

施爱东：这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制度。比如说像张晖这样的人，你根本不要对他施加什么压力，他自己就给自己压了很重的担子。我们社科院其实还是比较宽松的，没有实行量化管理，或者说量化程度比较弱，我们更重视对质的评价，张晖给自己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可是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的教师，根本就没有做学问的资质，许多人只是把学术行业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普通职业。学术界表面上看起来人声鼎沸，可是，学问还真不是人多就能做的。可以这么说，在学术界，我不敢说多，至少50%以上的人是根本没有做学问的资质，他们没这个资质，你却硬要他一年出几篇论文，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杨早：我觉得你说的比例还是偏低。中国有那么多高校，可是教书跟做学问并不是一回事，能教书的人一定比能做学问的人多得多。但现在所有高校都在向所谓科研型转化，结果就是学术大跃进。

施爱东：我本来想说80%，为了少招点骂，压低了比例。

杨早：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吗？肯定不合理。学术共同体怎么形成？共同体需要有淘汰的机制，但比如说有些刊物，或者某些个人，他在整个学界，名声已经很臭了，但他能够符合政府的某些需要，他仍然在高位上。要是没有这样的保障呢？这些人根本没人买他账，大家知道他没学问，但是因为有别的东西保障，他仍然可以耀武扬威，所以有的时候政府的介入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事情。

施爱东：这就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必须在这里混下去，那么他怎么办，他就得琢磨如何哭，他要花更多的心思来琢磨杂志社编辑会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如何才能通过课题申报，如何才能获奖，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这些诗外功夫上。而对于一些真正的学者，他可能更多的心思花在如何去钻研问题，他不愿意为了申报一个东西天天填表，那么，他就没得奶吃。

杨早：你看这几年评职称的丑闻，去年湖南给评委送钱的事情，各高校的抄袭丑闻、贿赂丑闻，层出不穷。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丑闻频出不穷？因为有这些资源，又没有合理的机制分配这些资源。你要，你只能用这些办法去抢。最终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这是典型的逆淘汰。

施爱东：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太过庞杂，人数太多，这个数量太大了，而且现在的学术体制对于每一个人都有量化考核的要求，这就导致了滥竽充数的学术垃圾的大量生产，那么多的重重复复，抄来抄去的论文，堆得满地都是。当你满地都是垃圾的时候，中间有几块金子你是看不见的，都被海量的论文淹没了。中国的学术垃圾之多，当居世界之最。

杨早：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回忆前北大校长周其凤，说某学院要从海外请学问，竞争不过别的学校，因为别校给的工资高，周就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你本来要请20个人，你只请10个人，按双倍工资给他就完了。其实真没有必要那么多人，一个顶用的学者，可以抵上10个，甚至更多不顶用的学者。体制这个事情很复杂，一旦有了这种竞争和评选以后，它就多了一个寻租的空间，然后谁来掌握这个话语权就变成了问题。为什么我说民间基金会相对靠谱？因为民间基金为了保证声誉，他不想买一个骂名，会找一些公认比较靠谱的学者来当评审，而且规则也会相对公开透明。有动力去这样做的只有民间基金，政府没有这个动力，因为它自然就有权威感，它不用靠这个来赢取公信力，中间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我倒是觉得在这方面，国家其实可以少介入一点，可能比现在这个样子要更好一些。

施爱东：而且现在国家动不动就评什么长江学者、什么千百十人才、什么优秀青年拔尖人才、什么百篇优秀论文、什么特殊贡献特殊补贴之类，各种夺标的数量加在一起，就是衡量你这个学校的硬指标。什么武书连之流搞什么中国大学排行榜，火上浇油，把许多地方高校弄得鸡飞狗跳的。这样一来，每个高校都不得不参与这些资源的争夺，这就像夺标一样，教育部不断的放出一些名目让高校去抢，说得不好听，教育部不断地扔骨头，各个高校就像狗一样，争着抢这些个骨头。

真正的学术永远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

杨早：一个人的一生当然要追求意义，而这个意义是你自己所看重的意义。所以你如果去做一些你自己都觉得意义不大的事情，那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个浪费。但是因为每个人认知的意义不一样，所以说你最后的价值要靠自己判定。

施爱东：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种标准，这个东西跟我们看不起易中天，看不起于丹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是从学术本位的角度衡量学者，我们会说易中天那怎么能叫学问呢？于丹那怎么能叫学问呢？所以学者，学术共同体内的正统学者，一般都看不起那些明星学者。这对于学术界外的人来说，他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他们那么有名，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你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吧？可是他们在学术圈内就是没地位，大家对价值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但是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于丹所拥有的口才，她那种流利的表达能力，远在我们大多数人之上，我们，至少我自己是根本没办法跟于丹这种演讲天才相提并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丹有她的独特优势，我听过于丹的演讲，她说话极其连贯，语词非常华丽，简直是出口成章，你把她的东西录下来，她说的每句话都像是我们写出来的一样，句子是完整的，篇章也是完整的，不像我们，可能不断地有一些嗯嗯啊啊之类的语气词，或者重重复复、颠三倒四的东西。

杨早：啊，这个、那个，是因为我们要想，要选择，她不用想，直接提取。

施爱东：但是对于许多学者来说，他根本不认为口才好是好学者的一个标准，会觉得于丹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她只是一个语言学者，就是一切东西都只是活在自己的语言里面。听起来很美，听完什么也留不下。

杨早：这就是传播学者。李泽厚说于丹，她就是个传道士，她就是传道的人。

施爱东：我觉得她甚至连思想都没有传播。她只是个学术说书人，或者说，一个电视说书人。

杨早：不，你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一门学，叫做宣传学，于丹是可以在里面占一行的，就像戈培尔说“谎言一千遍就是真理”一样，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者，她能够把你给催眠了嘛。关键你研究的方式不对，你说对不对？

我们2007年开始讨论于丹，《话题2007》就讨论于丹，你认为于丹拿那么多钱，赢得那么多的喝彩，一点都不冤，她就是有这个本事。但是请不要把她放在学术层面来讨论，说她是个学者，或者她对孔子有什么研究，这个就完全说不上，其实这就是正本清源的做法。

施爱东：一个真正的学术工作者，如果要把他的学术思想拿到电视上、大众传媒上去传播，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学术永远是超越生活的，它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一个学术它直接就进入到生活本身了，变成生活常识了，它就不再是学术了，只能叫知识、常识。学术永远是超前的，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

杨早：许多人没办法区分什么学者，什么是文人、知识分子。其实文人和学者很容易分别。当年章太炎就问过这个问题，说文和学怎么区别，鲁迅就回答得很好，他说，“文以增人感”，就是增加你的感受，或者感情；“学以启人思”，启发你去思考。很简单就分开了。

南方媒体塑造了太多伪公知

杨早：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是被污名化了，实际上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发言途径，他的发言的方式跟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自己不懂的领域里乱说话。现在公知也是把它给泛滥化了，好像是个人都叫公知，怎么姚晨就能变成公知了？怎么这个艺人就叫公知了？这些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施爱东：造成这种误解，媒体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尤其是南方媒体，什么《南方娱乐周刊》、《南方都市报》之类，把什么姚晨、汤唯、伊能静都能捧成中国最著名的“知女”，这太搞笑了。韩寒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被他们命名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他可以是个赛车手，甚至在他的这个抄袭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作家，可是，你怎么能够说他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扯淡嘛这个，这就是扯淡。有些媒体就是故事扯淡，好引起争论，吸引眼球。

杨早：这实际上把公知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施爱东：媒体具有话语霸权，它一出来就是发行量多少多少万份，一天之内就能把一种声音迅速扩散出去。今天我在这里说话，就你听到了，可是媒体发个言，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看到了，他的永远大过你的声音。

杨早：这个倒不是坏事，我倒不觉得说他的声音大过你就是坏事，我想说其实问题在于混淆，就是你把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给他，更糟糕的是这种混淆，比如说央视这个媒体诡异就诡异在，它既是一个商业媒体，它又是一个带有政府性质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大家认为说上过央视的学者就一定是好学者，所以说那么多地方会花钱去请于丹，于丹被炒起来，不光是只是观众把她炒起来的，各地的推波助澜，包括这种场合那种场合去做论坛的这种也是。这个可不是于丹自己的本事带来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后面的光环，所谓央视学者的这个光环带来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它混乱到极点。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一个自律的问题。

学而优可能成了“傻博士”

杨早：中国的学术机制，问题很多，所谓的创新和造假也是一个大问题。说白了就跟牛奶一样，你就这么多奶源，但是你要供应这么多人的需求，你不供应你就要倒台的情况下，你肯定只能造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创新本身空间很小，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又这么多，而你又要求每一个人的创新，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弄虚作假，你要弄出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来，为了创新。

施爱东：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真正的学术良心。我觉得对一些内心强大的学者来说，眼前的名和利都很难诱惑他偏离自己的学术轨道，许多学者是非常执着的。

杨早：如果你真的对学术的兴趣大到无以复加，那也不会因为五年十年在外面混，真的就不回来做学问。你要是真的兴趣消失，也无所谓。我要呼吁的是尽可能地放开限制，第一读博士不要限制年龄，第二也不要逼着大家三年、四年毕业，而是真的实行学分制。我读一年，就出去工作，或是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我就出去工作。美国都是这样的，可能我教十几年书，再回来交博士论文，再拿博士学位。你干嘛非逼着我在三年、四年之内把它拿到呢？有什么好处呢？

施爱东：所谓的读书改变命运，不能狭隘地理解。读书读到一定的程度，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有效技能以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值得，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再往下读，再往前走。并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向前走，多读书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读书改变命运，以为书中真有黄金屋，书中真有颜如玉，以为一直读上去，一直读上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读到最高了你就能改变命运了。恰恰相反，你读到最高了，你可能就是最穷的那类人了。

杨早：改变是改变，是往哪方面改变，向上改变还是往下改变。

施爱东：对，古代是“学而优则仕”。在官本位的中国，“仕”当然是可以彻底改变你命运的，可现在是学而优却没有仕可以给你，除非你另外学会了一套诗外功夫。

杨早：其实这个都一样，哈佛的MBA全华尔街都抢，但哈佛的DBA没人要，因为我不需要你有这么高的学问，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这个事情，博士现在越来越多，一窝一窝的，这绝对是个大问题，干嘛你要读博士？

施爱东：中国的博士可能是最滥的。中国的博士中，很多人是属于根本就没有学术资质的，都是逼上梁山，一条道走到黑的，许多人做个博士论文就做傻了，这个完全有可能。“傻博士”这个称呼可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的博士论文也好，现在的学者出的书也好，说句不客气的话，刚才我说50%的人是没有做学问的资质，现在再加多一句，所谓的学术成果，70%是根本没有人看的，有些是因为垃圾没人看，甚至有些精品， ，也没有人看，被淹没了，你看不过来，看不见。

杨早：学术管理部门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激励和管理。

施爱东：许多高校规定每个教师每年要在核心期刊发三篇论文，否则这个教职就恐怕保不住。那怎么办呢？我就只好把这两页论文，中间夹上一百张人民币，我得找找关系去，求人发了这篇论文，否则你说怎么办？生存第一啊！

杨早：就是公开的说我们收版面费，而且公开透明收版面费的，就算好的了，最怕的是背后的那个交易。

施爱东：因此出现一种怪现象。谁来评判学者的学术水平？不是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些权威杂志的编辑。学术研究一旦被量化管理，好，你拍出1篇论文来，我拍出2篇论文来，你拍出专业学刊的论文，我拍出权威学刊的论文，论数量我多，论刊物级别我高，你敢说你比我强吗？谁在主宰我们的命运，权威杂志的编辑呗。

杨早：对啊，比数量比级别就行了，就不用比内容比质量了。

中国学术已经到了快崩溃的地步

施爱东：权威学术期刊如此重要，他能不和钱发生关系吗？钱和学刊的关系已经密切到了什么地步？经常听到有人说，只要你的钱够多，即使说你的文章是狗屁文章，只要你找对人，他甚至可以找人帮你改，改到能发。

杨早：有些是自己操刀帮你改，帮你改得看得过去。

施爱东：许多学术弊端都是教育部的量化管理机制逼出来的，所以我说，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最大的发动机。现在中国学术看上去繁花似锦，实际上危机非常大，甚至我觉得都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了。

杨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然后真正的学问可能就很少人做了，你驱逐来驱逐去，剩下的人就没有真做学问的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转入民间。

现在有不少民间学者，纯粹靠兴趣，不跟体制玩儿，我自己做别的工作，传媒也好，经商也好，无所谓，单靠自己的兴趣来做学问。因为现在的资讯传播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如果不能利用比如说国家图书馆或者什么研究机构的材料的话，你的学问都做不下去。现在这种材料的广泛与易得，导致任何人想做学问都能做。所以我猜学术往民间化的发展会越来越强烈。

而且如果说民间的学术基金能慢慢建立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制衡力量。

施爱东：民国时期，哪有评什么长江学者，什么几级教授？现在倒好，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还不算，教授也给你分级了，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天天让你们去争，去抢，去闹矛盾，他就是成心不让你安心做学问，折腾你。你好不容易混到教授了，以为可以轻松一点了。不行，他重新评一个级，把你定成四级教授，我在你前面再放几个梯子，你继续爬吧。然后用“绩效”来管理学者，把学者当做生产线上的企业员工，规定你一年得憋出三篇论文。

杨早：这是个管理策略。你看有些外企就是把员工分成二十几级三十级，从刚进去的新人，一步步做到高管，层次极多，让你们不断的竞争。所以说这是管理。

施爱东：是啊，你到了教授了，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杨早：对啊，你就没有什么诉求了。我就要制造一个让你有奔头的。

施爱东：我一下就把你贬回到四级，你还有三级要走，你听不听话？

杨早：就是行政化，高校行政化，学术管理企业化。

施爱东：那么，作为已经不能回头的学者，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杨早：我非常欣赏张晖在去年12月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地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说过，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学术是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刚才关于荆棘的层面我们说得很多了，除了体制的束缚，荆棘还来自于它的艰难：想在人类的知识大厦上添砖加瓦，谈何容易！然而这种艰难同时意味着光荣。我自信除了做学问，咱们去做别的很多事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声名、利益。之所以走上学术之途，我自己是希望做一点跟前人不一样的事，可以不需实验室与团队，可以单兵作战，做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人文学科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就像鲁迅说的，如果已经走到悬崖，也没必要跳下去，我们在刺丛里随便走走，也有它的意义。

（本文原标题为：学术生态与青年学者的生存境遇

）

文章来源：粤海风，转载自教育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