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中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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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中的文学空间 ? 刘淑玲
	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民营报纸为数极少，最有影响的就是《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申报》和《新闻报》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创办的两家商业性报纸，办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赢利，虽然在以后的发展中它们也不断调整办报策略，但是这一基本定位并未改变。这两家报纸分别于1909年和1929年回归国人，但是仍然以赢利为主，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的代表。而《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的民间立场，树立了文人办报的典范。     《大公报》诞生于1902年。它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大公报》的发展历史中，1926年至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时期是它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在这二十三年间，他们以“文人办报”为宗旨，也成就了这个独特空间中的文学梦想。     “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和胡政之对办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前就已经有了多年的报人生涯，并从办报实践中认识到：一份理想的报纸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要站在民间立场上发言，用言论来报国。胡政之曾对“文人论政”的办报方针作过如下精辟概括：“中国素来作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关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但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之后，为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极点。但同时我们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     这种“文人论政”的舆论空间使得一些与政治相对疏离、又不愿与商业结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建构理想的文学蓝图。     《大公报》中的文学历程起起落落，留给后人不尽的怀想。其中最值得咀嚼和品味的是1936年《大公报》馆设立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个奖金的评选契机虽然是庆祝《大公报》续刊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其根本原因是基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认识。     “九·一八”之后，日本对我国不断进逼，从建立伪“满州国”到华北特殊化，这个时候，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公报》一方面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在社评和新闻中加强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报道；一方面告诫社会在“团结奋斗，为国牺牲”的大前提之下，也不应轻视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他们认为文学的修养能够帮助青年人培育自己独立刚健的人格：“必有以丰其感情，浚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体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正是出于对文学的这种认识，他们看到由于政治争端和商业因素的影响，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因而把倡导“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乃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     1937年5月15日，“文艺奖金”评选揭晓，这次评选活动汇集了文坛上的众多名家，成功地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和曹禺的《日出》为“文艺奖金”获得者，扩大了他们的文学影响，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一件盛事。《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评阐述这次评奖活动的意义：“最近数年来之中国文艺界则似反不如十数年前之生气蓬勃。盖党治之下，顾虑仍多，外患方张，人心忧郁，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随使文艺界不能如初期之明朗进展。吾人尝概念我一般青年文士，处拜金之都会，为商品之卖文，生计压迫之，法禁拘束之，修养读书，无此暇时，旅行考察，无此余裕，其见闻思索所及，将欲大声疾呼，以批判人生，箴规社会，而又动辄得咎，不得畅所欲言。于是不得已而转为苦闷的呻吟，或阴郁的讽刺，不然，则随俗浮沉，聊以投市肆之所好。十年以来，几许有望之作家，如此消磨，甚或抑郁摧残以毁其生命焉。夫吾人不否认文艺界有病态也，但以为病态之由来，则社会与政治负责，不应由一般之青年文人负责，盖中国政治上与社会上，实尚遗留旧时代之不少病根，需要廓清，且当前更有不少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此正需要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暴露而批判之，使全国公私各界之精神生活，能与时进步，不忘反省。是则文艺之自由保护，尚矣。”     因此，对《大公报》馆来说，“文艺奖金”的评选不只是一项纪念活动，它还蕴涵了这些报人对文学的根本态度。     对于《大公报》而言，抗战八年也是颠沛在烽火硝烟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发表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坚定的抗战信念。日军占领了平、津后，《大公报》天津版停刊。不及一月，又爆发“八·一三”上海之战，11月，上海沦陷。为了抗议日军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12月24日，《大公报》上海版停刊。至此，《大公报》踏上了抗战之途，创立了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版，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一张民间大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与《大公报》的社评和新闻一道，组成了广泛的抗日阵线，加入民族解放的大潮，成为抗战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1937年8月，教育部命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武汉陷落后，临时大学又西迁入滇，于1938年4月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之前《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很多重要编者、作者，如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孙毓棠等人随之到达昆明。其他作者何其芳、曹葆华、卞之琳、严文井、吴伯箫、杨朔等人辗转到达延安，田涛、碧野、黄源、芮中占等则转战于各个战区，周作人、常风等留在了北平，杨刚、芦焚、陆蠡、李健吾、宗珏、丽尼坚持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另外还有曹禺、靳以、老舍等到了重庆……《大公报》津、沪两馆被迫关闭之后，这些作者又在抗战中的《大公报》上重新聚首，重启不平凡的文学之旅。     这些作家此时已经融入了不同的抗日阵营，带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文学观念来到这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作品也随着抗日烽火的燃起而改变了。这是一个立体、复调的文学世界，这里有交融与对话、也有差异和分离。那个与社会有些疏离的艺术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抗战的到来冲散了他们以往的文学梦想，此时再度相逢在这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中。     由于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大公报》的版面急剧缩减，原有的“图书”、“教育”、“史地”、“经济”等周刊都已停刊。《大公报》的编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文学副刊不应当只刊登纯文学作品，它还应当承担文化传递的使命，他们在告读者中说：“惟有在文化受着蛮性的鞭挞、杀戮，甚而奸污的今日，各种期刊陆续夭折，出版界为战争所笼罩时，这需要才更为急迫起来。”所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又开辟了一个综合版，每周六、日出刊。综合版出刊之前，编者明确指出：他们的报纸将整个跳出纯文艺的范畴，而以广泛的文化作界墙，“文化”然而不是“技术”。因而，用“文化”来击退野蛮，用扩大的国际视野，从文化角度来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     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在昆明被刺。1946年8月17日至8月28日，《大公报》全程追踪、详细报道了“闻一多被刺案”，特别注目这一事件的社会反映和政府态度，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表明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事件发生后，《大公报》接连发表多篇文章：《悼闻一多先生》、《李公朴闻一多案感言》、《闻一多的生平——悼念一代学人》、《闻一多和他底死》、《闻一多案的判决》以及闻一多的儿子给父亲的悼文，对李公朴、闻一多这样“无拳无勇的文人”和“书房学者”的不幸遇难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对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家前途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当前国事，极度阴郁。兵争未已，和平渺茫，社会不安，人心烦躁。……我们极希望这件凶案没有政治原因，还可以使我们对国事前途不太失望。假使不然，此风一开，其后果是可忧可惧极了。”然而现实的残酷性击碎了他们的期待。案件调查及最后的公审虽然在起起落落中放下了帷幕，但是这其中隐藏的政治背景却已清晰地浮现出来。国民党政府对闻一多案审理的最后结果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惨案中感受到了动荡的未来。所以，闻一多案判决之后，《大公报》为此发表了社评《闻一多案的判决》，由这一案件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权利的剥夺。     国内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国、共两党尖锐对立，一方面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一方面是“人民大革命”的到来，随着国民党由开始的战略进攻转为全面溃败，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已经给作家摆出了新的课题，自由主义的文人立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看待这个时代中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新确立“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以及如何面对“今日文学的方向”，已经成为一个格外突出的问题。     随着国内战争的全面展开，《大公报》的“文人立场”及作家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强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依然从“文人立场”来看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关注民族国家命运，反对内战，认为“目前的局面，真如千钧一发，但其关键却握于国共双方之手”。呼唤和平的声音成为《大公报》这一时期的主要言论。以《大公报》为阵地的作家群如沈从文、萧乾、杨振声等人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坚持了他们的文学选择，《大公报》也记录了他们的彷徨、磨难和坚持。历史地来看，这种选择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但就他们的文人立场而言，这种选择却符合他们自身的思想逻辑，因而也是值得留存的历史。     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和平无望》，宣布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人类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期；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检讨了过去，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当晚在炮火中，《大公报》天津版最后一号，由职工手摇印出了两千份，报道了天津的解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改组了《大公报》天津版，易名《进步日报》。     穿越历史风尘，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经历二十多年的求索，《大公报》留下了现代中国一个人文样板和文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