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刘百川先生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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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刘百川先生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刘古平

刘百川先生1903年出生在江苏阜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师范，毕业后，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做到小学校长；抗战期间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的副教授、教授，1947年江苏教育学院教授，解放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工农教育主任；1952年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1956年奉江苏省人民政府之令调任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徐州师范大学前身）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动乱中又历经磨难，1971年不幸去世。刘百川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动乱变革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并在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截至到1957年公正是初版教育论著40余部，北京国家图书馆现存27部。他晚年身处逆境，但仍耕耘不止，教育不已。由于历史原因，刘百川先生的教育实践很少被人提及，其教育论著和教育思想也未见研究。但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回顾刘百川先生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于研究我国20世纪教育事业的历史轨迹并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无不启发和借鉴。他的一生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新学制小学教育实践与研究（19626-1935），乡村教育改革实践与研究（1935-1937），在大学授课并实施国民教育的实验与研究（1938-1948），全面发展教育的实践与研究（1949-1957），逆境中默默耕耘（1958-1971）。



一、新学制小学教育实践与研究（19626-1935）



“在民主、科学以极及文学革命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直接推动下，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和教育方法试验的深入构成了五四时期教育的主要特色。1922年新学制的建立同样受惠于五四新教育的发展。”[1]刘百川在师范读书期间就认真学习并研究教育方法试验和“六三三”新学制的一些理论问题，在谢鸣九先生指导下，以听课笔记为基础，写成了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1926年10月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当时的“师范小丛书”。全书24章，论述小学教学法的意义；研究法以及儿童中心主义思潮；社会化主义教学思潮；经济学习法与教学；教学式样研究等多方面问题。



师范毕业后，他先从小学教师做起，后当小学校长，1930年应扬中实小校长谢鸣九先生之聘出任扬中实小教导主任，兼在扬州中学师范班讲授教育理论课程，身体力行，将理论付诸于实践，不断总结提高。他主张教育教育科研应当由教师自己组织进行，从点滴的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互相交流。他发起组织了“初等教育研究社”并刊发了《初等教育通讯周刊》。“初等教育研究社”的成员多是江苏各地的小学教师，《初等教育通讯周刊》则是研究社成员所写的论文。1934年他将这些论文整理，编辑出版了《初等教育研究集》，这个论文集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文集包括一般问题、行政问题、教师问题、训练问题、教学问题等五章，其中一些作者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如朱智贤、陈侠、沈百英，吴增芥，阴景曙等。



该文集第3篇在一般问题的讨论中，公开提出“合理进步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教育者献身社会是要献身于改造社会斗争”。文集还号召从事教育的人们要“抱定牺牲精神，努力为教育服务，最好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为国家之百年大计。其成就的伟大，必不在任何报国工作之下。”[2]



有关行政问题讨论了假期、开学、招生、留级、教室布置等问题。在怎样打破学校与家庭的壁垒的问题中提出了学校不应当开除学生的主张。认为学校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其中包括品行不好的。实现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使学校与家长一致，开除学生是可以避免的。



有关教师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教师应有的精神与态度、教师的病态及其矫治。提出一个理想的教师的标准。文中提出教师们待遇低下是“教育破产”的直接原因，因此要严惩贪官污吏，保障教师的生活。教师本人应当有奉献教育的理想和决心，而国家和社会也应当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



有关训练问题除了讨论了各种训练问题还讨论了惩罚与训练劣等儿童的问题。指出受教育者没有优等劣等之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的训练。



有关教学问题讨论了练习、国语的实施标准、实验、阅读、日记以及社会课程的问题。并对音乐的教材的选择及幼稚生的唱歌教法进行了讨论。



有关行政、教师、训练、教学诸问题的许多篇章十分精彩，所列问题符合当时中国国情，提出解决的办法也很明确。在教学问题的讨论中十分注意儿童的心理与生理特点，至今读来仍颇多启示。



30年代刘百川在江苏教育界颇有声望。1933年由开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上下卷），朱智贤先生为此书作序中说：“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能一言决之……而其戮力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无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座中为之乐而忘倦。”



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一些关于小学教育实际经验的专著：《小学训育法ABC》（上海世界书局，1931．12），《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上海儿童书局，1933．1），《小学教师箴言》（上海大华书局，1934．11），《小学校长与教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实际的小学校务实施记》（上海开华书局，1936．3）等。这些著作都是他早期的教育专著，也都是他实际从事小学教育经验的总结。



二、乡村教育改革实践与研究（1935-1937）



1935年刘百川是江苏省教育厅的科员，自愿接受比科员低的工资待遇来到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任实验区主任。他“剃光了头”自称为这是：从“头”做起。他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到了大港他不穿西装，不穿皮鞋，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不用公家邮票和朋友通信，与同事们同吃同住。并提出“约法三章”：1．“今后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在想法子，研究研究”。2.对内每人每天：①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②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③要写一点心得。3.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片；不发一篇新闻稿。”[3]



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先生曾是大港实验区的教员，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当时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刘百川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曾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的理念，[4]正是在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点指导下。使得大港实验区两年半的时间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也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刘百川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客观的评价当了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作了全面的分析，而自己的观点是要博采众家之长。刘百川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在1936年8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的文章中他明确地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在国内与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大港的实验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的。但他们在大港的工作实为当地的群众所怀念，据《丹徒县文史资料》第三辑专文记述，他倡导并贷款筑蓄水池，使当地取得丰收，深受其益的赵家庄群众后来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力胜天”作为对大港实验区同仁们的永久纪念。



在此期间他的专著除《乡村教育实施记》（1-3集）外，还有：《乡村教育的经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乡村教育论集》（上海新亚书局，1937．6）等。在此期间他还与同仁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该社曾刊发一套“小学教师丛书”，共20余种。他为该丛书写了“丛书编辑缘起”。他还亲自主编了一套“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这套丛书共有十几种。在大港期间他还主编了《中央日报》的教育副刊。



三、在大学授课并实施国民教育的实验与研究（1938-1948）



抗日战争期间刘百川走进大学讲坛，先后在被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聘任为副教授、教授。傅葆琛先生在《现代儿童教养研究》一书的序中说：“百川先生研究儿童教养问题，历二十余年，未曾稍懈，且兴趣与精神与日俱增，与时俱进，关于此方面的著作甚多，早经纸贵洛阳，风行一时。自百川先生设帐华西大学后，曾开设‘儿童教养’及‘儿童教养与家庭’两课程，本校及友校学生选修者争先恐后，超过预定人数，足证一般学子对百川先生之信仰。”[5]后来他的学生萧世杰把自己的听课笔记以及这两个课程的讲稿重新整理成专著《现代儿童教养研究》，于1946由商务出版社出版，该书1948年被收入《国民教育文库》，1971年被王云五先生收入《人人文库》并于1982年再版。



《现代儿童教养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关于儿童教养的前沿理论。全书用洗炼通俗的语言阐述了研究儿童教养必须重视儿童生理和心理特征，并提出家长、学校以及社会对儿童教养的责任，深刻地指出儿童不能依赖家长和学校，最终的目标是要进入社会，因此对儿童的教养始终要贯彻和社会结合一致的原则，同时特别关注儿童的体格健康和品德训练。本书对儿童的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认为“受胎十五周到十五岁”都属于儿童的范畴，这是1935年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提出的规定，因此本书就提出胎教的问题。这些论述在当时确属儿童教养的理论前沿。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两部分，两者同时实施。[6]刘百川曾参与《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修订，并与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合著《国民教育》一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1）。此后为贯彻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他先后发表的专著有：《中心学校,国民学校行政概要》（四川省政府、1940．6），《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教学技术概要》（四川省政府，1940．6），《实习指导》（四川省政府、1940），《国民教育概论》（四川省教育厅，1940．10），《义务教育视导》（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3），《教育行政》（四川省教育厅，1942．5），《教育实习》（四川省政府教育厅、1942．）、《国民教育十讲》（上海新亚书店，1943．5），《国民教育须知》（上海中国教育研究社，1944），《巡回辅导》（上海正中书局，1947．12）、《国民教育行政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国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2）等。



刘百川的这些著作基本体现“贯彻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的精神，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授时仍在继续推行“贯彻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的试验、研究和教学。“由于采取强行措施，据全国实施该制度的19个省市统计，至1946年底，受教育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百份内之七十六强；历年共扫除文盲人数约占文盲总数百分之五十七强。”[8]



刘百川在四川期间的工作对四川省的教育产生过积极影响，同时也证实：“新学制及课程标准的制定主要由民间的教育团体发起，其后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7]的观点。直到无锡解放，江苏教育学院改成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并成立工农教育系，他和学生一起到农村参加土改并在农村继续推行“贯彻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的试验和推广工作。他的学生写在《苏大百年》网页的《下乡日记》，记述了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具体情况。[9]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1952年秋，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并入江苏师范学院，刘百川担任教育系主任，在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努力的工作，为的是探索和建设新中国的教育理论。他多次提出，苏联有自己的教育学，这是苏联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中国也要一个适应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育制度，并且逐步形成新中国的教育理论。这体现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勤奋工作。当时他的办公室在江苏师范学院的主楼，他把所有的书籍、资料都搬到办公室。深夜学院里万籁俱静，他的办公室里灯光依然。1954年，苏联教育专家朱可夫到上海讲学，他每周都坐火车去上海听朱可夫的演讲，认真学习和研究苏联教育家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卡连可的著作，并向学生们推荐马卡连可的著作《塔上旗》、《教育诗》。后来《教育诗》拍成电影《教育的诗篇》，他宣传鼓动学生去看。



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育实践，1957年他完成自己的代表作《全面发展的教育》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他在《全面发展的教育》的序言中写道：“作者写作这本小册子的意图，是想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对教育学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作比较系统的、全面的阐述，以期对初学教育学的同志能有一些帮助；但作者对苏维挨教育学学习得很肤浅，对新中国教育的实践也少深切的体会，这种写作，实在是一种大胆尝试，是不容易成功的。由于作者很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得到同志们的具体帮助，来提高自己，所以终于把它写出来了。”[10]



《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阐述了刘百川先生对全面发展教育的本质时的独到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央出版总署，苏联教育文献就是由中央出版署编译的，他的学生陈侠先生参加具体的编译过程，当这些文献出版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所以这些文献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把苏联文献中的“个性全面发展”翻译成“人的全面发展”。而刘百川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中则指出：“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特点。它包括各个人的共同特点也包括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



刘百川先生在该书中强调全面发展不能理解为平均发展，而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书中多处指出在当时的教育实践中违背个性全面发展的现象。例如“消灭三分”的口号，对学生提出“整齐划一”要求，让学生模仿大人的口吻说现成话，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在对德育的理解中提出：只有智育最重要，而其它四育都居于次要的地位，那是对马克思所说的“智育第一”的一种误解。他认为：只有认识、情感、意志同时起作用，才能养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他对德育的理解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要结合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以形成正确的认识论和认识能力，从而全面、深刻的说明了智育的内涵。



《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基本观点出现在当时并非偶然，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这标志着我国的教育已从民主主义的教育转变为全面发展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是这一转变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五、逆境中的默默耕耘（1958-1971）



正当刘百川先生准备进一步实践自己全面发展教育理想时，反右风暴使之毁于一旦。它不仅被免去了高校领导职务，而且长达6年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被安排去整理资料和到教务处协助管理函授。1957年他和秦和鸣先生合著的《教育学讲话》虽已付梓但未能发行，此后他多次修改书稿但终究无法出版。随后的许多年里他也写了许多论文投寄出版社，都被一一退稿。60年代《辞海》编撰中，舒城正先生特地把《教育分册》寄给他，请他提出意见。他非常认真地看完这部辞书的所有词条，并写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他始终如一地认真工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徐州师院的发展做贡献。1962年夏徐州师范学院工会举办教职工子弟暑期补习班，聘请他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当时他挑选了8位优秀三年级学生到补习班任教，他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和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指点、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非浅。其中留校的吴汝煜、周明儒、戴朝寿三人后来均成为事业有成的教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吴汝煜教授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刘老师的教诲，他说：“刘老师在补习班时教诲我，做学问要认准方向，要钻研下去，不要拓得太宽，什么都浅尝辄止。”后来成为徐州师范大学校长周明儒教授说：“暑假补习班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在我第一次当老师时，从刘百川先生身上看到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和怎样去当一名老师。”



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类学校的招生锐减，升学的竞争激烈，不少中学出现片了面追求升学率现象。1962年他曾向徐师院领导建议在升高中的落榜生中招一班学生，办一个实验班，初衷是想证明只要发挥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做到知识传授和育人并举，就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以此抨击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后因无招生计划而未能成功，但徐州市教育局还是支持了这个计划，在徐州八中随机取出一个普通的初三班级，由刘百川当班主任，徐州师范学院派出任课老师。在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处处为学生做表率，每一堂课都认真去听，并和学生与教师相互沟通，让学生和教师有更多的交流，和学生一起组织课外活动。他虽已是花甲之年，但如同初进学校的年轻教师一样充满朝气。这个实验班短短一年，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学生们学习成绩迅速提高，而且思想品德、精神风貌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过，老师不能把考试当武器对待学生，这样学生就成了敌人。考试只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谆谆告诫学生和教师：“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永久的财富”。他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为重要。同时指出师范院校一定要把为国家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合格的教师作为其主要任务。是要培养不仅是要有文化，而且是有一定能力、并愿意终生服务教育事业的教师，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



1963年他重新走上讲台后，编写了《教育学讲义》和《教育实习手册》。这本“古今中外都要有点”的教材《教育学讲义》。编写中突出比较了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并深入论述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这本《教育学讲义》是和须养本先生合著的，他编写前半部。这本教材虽然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文字洗练，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在他身处逆境的十多年里，包括在惨遭迫害的文革期间，他矢志不移，关注教育，潜心研究，笔耕不辍，他以古籍中的名言“百年树人”、“教学相长”、“青出于蓝”、“因材施教”和自己提出的“劳者多能”及“能者多劳”等为题写了20篇论文，汇为《传统教育经验述略》。最后一篇题为《任重道远》，文章结尾的八个字是:“教学不已，阖棺乃止”，这正是他一生的追求。



刘百川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党失去联系，解放后曾要求重新入党，但组织上劝其加入民主同盟，并任无锡市民盟主委。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即使在逆境中仍拥护和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他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极为勤勉地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理论，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称道。正当他满怀壮志为实践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而努力工作之时，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他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长期扎根我国教育事业的基层勤奋工作的实践精神和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至今仍不失为教育学界的思想财富，值得纪念和借鉴。



* 2004年教师节初稿，2012年春节修订



注：



[1]《中国教育简史》，张惠芬、金忠明编著，468页。



[2]《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一集。



[3]《初等教育研究集》，刘百川主编，上海大华书局，1934．1。



[4]《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三集。



[5]《现代儿童教养研究》傅葆琛序。



[6]《中国教育简史》，张惠芬、金忠明编著，539页。



[7]同上。



[8]《中国教育简史》，张惠芬、金忠明编著，468页。



[9]网址：http://www.suda.edu.cn/sdbn/huiyi_7.htm



[10]《全面发展教育》，刘百川著，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