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星高照 何处人文

教师之友网

四星高照  何处人文

刘再复

    今年三月，李泽厚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四星高照，何处灵山》一文，这是他前几年的旧作，被我“挖”出来发表。其实泽厚兄在二〇〇五年就提出“四星高照，何处人文”的问题。（参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一）

    “四星高照”，这是对时代的描述；“何处人文？”则是时代性的大提问。所谓“四星”，是指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说“四星高照”，既无褒贬，也无偏见。只是说，当下这个时代乃是以“四星”为符号，为中心的时代。与“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欲望燃烧的物质化与娱乐化的浮华时代。泽厚先生与此主题相关的谈论（专访）中，进一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是“物质生活全面展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是生活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的生活（古典生活），只要用“衣、食、住、行”四个字概说即可，而现代生活则增加了另外四个字的内容，即“性、健、寿、娱”。物质生活全面展开了，人们不再安于衣食住行，还普遍地追求情欲的满足，健康的实现，寿命的延长和生活的娱乐化。因此，“四星”便应运而生，不仅浮出繁华的地表，而且进入灿烂的高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不好作本质化即简单化的判断。不可否认，现代化确实带来了生活的丰富，情感的多元，人性的快乐，视野的扩张，时间的增值。从总体上说，人类其实愈来愈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希望多活一些年月以享受人生。所以，我总是支持国家的现代化选择。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历史主义”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伦理主义”的代价。除了“伦理道德”代价之外，人文的其他部分，如文学、艺术、思想、教育等，也可能付出代价。马克思早已揭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马克思说的显然是真理。例如物质匮乏的古希腊，它却产生《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这样的史诗，而物质生活充分展开的现代希腊，却产生不了像样的文学艺术，更谈不上划时代的人文“思想”。黑格尔也表述过类似（比马克思早）的见解，他说，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黑格尔说的是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把猫头鹰引伸为人文理想，那就是说，这理想并不产生于世界的“浮华”时刻。相反，世界浮华之日，恰恰是人文要付出代价之时。

（二）

    说要付出“人文”的代价，从根本上说，是要付出“人”本身的代价，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深层的文化价值。我们会发现，随着“四星”成为时代中心和物质生活的全面拓展，人类生活中的“人文维度”削弱了，人的品性“颓败”了。关于这一重大现象，我写了“人类的集体变质”、“人类愈来愈贪婪”等文章作了提醒，这些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当下人类在物质主义的潮流中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即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信仰各种宗教的人群，正在丧失真信仰而共同崇尚“拜物教”，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严重到极点。我还用意象化的语言，说明地球正在发生重大倾斜，指的正是价值观的倾斜。而倾斜的内容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1）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向物质倾斜；
    （2）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向资本倾斜；
    （3）在武化与文化的天平上，向武化倾斜；
    （4）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倾斜。
    上述这四项“价值倾斜”也可以称为“价值迷失”或“人文迷失”，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文化偏至”。（参见《文化偏至论》）他在一九〇八年尚处于青年时代就发现这个地球“重物质”而不重“灵明”（即精神），整个向“物质”偏斜。这种偏斜也可以说是重物不重人。所以他才提出“立国先立人”的天才命题。这一命题指出：一个国家要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尤其是人的灵魂的崛起。唯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实现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灵魂健康）和强大，才有国家的健康与强大。我们现在距离鲁迅这篇文章已一百零五年，而现实状态却像当年一样，仍然是一个向“物质”倾斜的问题，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百年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也确实是工具理性的伟大胜利，此成果不可否定。然而，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指生命的“人文维度”，即人类主体的“真、善、美”。现在人类社会在追求工具理性（数据、技术、程序、机器、电脑等）时，忘记了由一个比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人本身的心灵、品性与卓越人格。工具理性只能解决“做事”，无法解决“做人”的问题，无法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
    在价值倾斜与“文化偏至”中，人本身发生了变质。这种集体变质现象，除了可以用“人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来描述之外，还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这就是“消费体”。人正在变成消费体而消费一切，消费城市，消费乡村，消费物质，消费机器，消费技术，消费自然，消费音乐，消费绘画，消费古玩，消费电影，消费体育，消费时尚，消费传统，甚至消费“神”（包括消费上帝与消费佛）。最后是消费人本身，有肉卖肉，有灵卖灵，有容貌卖容貌，有青春卖青春，有八卦卖八卦，有知识卖知识，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是交易。消费的潮流覆盖一切，横扫一切。个个都成为消费潮流中人。欧洲一些国家，产业（制造业）濒临瓦解，只剩下服务业、旅游业、交通业和高科技，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因为人人都是消费体，而非生产体。“文艺复兴”之后的大约五百年里，地球上一切最先进的人文成果，包括最先进的音乐、绘画、哲学、戏剧、小说、诗歌等等，都是欧洲提供的，现在，在消费大潮流的冲击下却开始经历了一个“颓败”时期。其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危机与人文危机。中国虽有强大的古典人文传统，但是在消费的潮流中，也在发生“伪形化”现象。东西方在共同的“四星高照”和消费狂热的“大形势”下，确实存在着一个“何处人文？”的大问题。
    前几年，我读了莫言的小说《弃婴》，产生了一种空前的窒息感与绝望感。原因就是我读出了人的集体变质和扼杀孩子的共犯结构，还读出人正在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前提，例如良心、同情心、悲悯心、不忍之心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复员军人，他因收到一张写着“速到葵花地里救人！！！”的字条，就在返回家乡的路上，到葵花地里抱回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本是好心做好事，结果却给他自己带来无穷尽的折磨、痛楚与耻辱。一抱回家，立即遭到全家人的“叹气”、“冷笑”和“审判”，尤其是他的妻子，更是“愤怒”，甚至说“没准就是你在外边搭伙了一个大嫚，生了这么个小嫚”。家里无婴儿的存身之所，“我”只好去找“乡领导”，可是，“乡领导”却满口训斥，甚至大声叫喊：“你捡着就是你的，养着吧！乡政府又不是托儿所！”现代“人”变了，现代“人心”变了。《弃婴》小说主人公“我”的家中有一个“小妹妹”（小女儿），她就生活在势利爷爷、势利奶奶、势利妈妈的包围之中。中国的当代教育，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小妹妹”和这样的人文环境。

（三）

请链接：http://www.zaifu.org/index.php?c=content&a=show&id=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