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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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那些改变已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的伟大名字欧洲科学之旅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1月27日   12 版）

1911年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合影

如今翻新后的会议旧址“居里厅”

埃菲尔铁塔上铸着科学家的名字

笛卡尔

费米

安培

    签证官埋头翻着厚厚一沓资料，眼也不抬地问我：“去哪儿？”
    “比利时，法国，还有意大利。”
    她指着邀请函上那个没几天就要到了的日期问：“去干吗？”
    “我要去参加索尔维会议……一个国际物理和化学会议……诺贝尔奖得主也去……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都参加过……我还要去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故居和实验室……看看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怎么来的……”听说去欧洲的申根签证难办，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说到最后才归纳出重点，“我要去欧洲……找科学家！”
    签证官看了看邀请函，又看了看申请表，用手指在“访问目的”一栏敲了半天。接着她起身离开了座位，刷卡走进办公室。透着玻璃窗，我看见她跟几个人围在一起，嘀咕了半天。难不成……不能去？
    最后她走出来，把申请表还给了我。“你这种访问啊，不能算‘文化交流’。”她用手指敲着表格，大声地宣布。我心里刚想着“完了”，结果她又补了一句：“探访科学家啊……你得填‘商务访问’。”
    三天后，我接到使馆的电话，顺利出签。
    就这样，我拿着一份27天的“商务”签证，揣着来自科学家的邀请函，跟同去拍摄纪录片《播火录》的北京科技视频网团队一起，开始了一趟欧洲科学之旅。

    布鲁塞尔：热爱科学的生意人

    当地时间早上6点，我抵达了旅行的第一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头顶是乌云密布的天，有轨电车沿着路中央的轨道叮当叮当地驶过，还没睡醒的我突然回过神来——咦，我要找的第一个人，好像的确是个商人！
    他叫厄内斯特·索尔维。“当时在比利时，要给富翁排名次，国王第一，索尔维第二。”给我带路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富兰克林·兰博特教授介绍说。
    索尔维在1861年提出索尔维制碱法，很快成为国际通用的制造纯碱方法，他则靠经营制碱工厂发了大财。如今，从机场驶向市区的一路上，“索尔维”频频出现：那边是索尔维家族的公司！这边是索尔维集团的大楼！
    “索尔维的毕生愿望，是成为一名化学家。他甚至把崇拜的科学家画像装裱在画框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对着画像许愿。”兰博特说，“可他却成了商人。尽管如此，他一生都非常向往科学家的生活，希望科学家能环绕他身边。所以就像诺贝尔一样，他也拿出一大笔钱，支持科学家的研究。”
    不同的是，诺贝尔拿了一笔钱给顶尖科学家颁奖，索尔维则是给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发邀请函，不惜重金召集他们聚在一起开会。从20世纪初起，索尔维研究所每隔三年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到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都会酒店举行会议，讨论科学前沿问题。这一齐聚世界一流学者的最高水平学术会议，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时中断过。
    当我抵达科学家们入住的大都会酒店时，正好赶上会议茶歇。酒店经理热情地带着我参观。有趣的是，沿路走过的房间门牌上不是数字，而是科学家的名字。绕过“爱因斯坦会议室”，她推开了“玛丽·居里厅”的门，说：“这里就是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开会的地方。”
    1911年秋天，第一届索尔维国际物理学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索尔维邀请德高望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洛伦兹主持会议。当时世界物理学界最优秀的二十几位科学家挤在酒店的小会议室里，背靠着写满公式的黑板，围在堆满了厚厚会议材料的长桌前，讨论最前沿的物理学问题——辐射与量子理论。
    在当时的合影里，居里夫人低着头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凑在一起翻文件，而爱因斯坦则谦逊地站在他们背后，躲在人群边儿上站着。那一年他只有32岁，是所有与会者中资历最浅的人之一。
    离开这个今天看来已显得颇为狭小的会议室，我搭乘着爱因斯坦曾坐过的老式电梯，伴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回到了正在举行闭门会议的第23届索尔维化学会议的大会议室。茶歇还没有结束，扎着领结的服务生穿梭在边咬饼干边争论蛋白质意义的化学家身边，微笑着问他们想要喝什么饮料。
    在热闹的交谈声里，兰博特教授帮我介绍——这边是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那边是年轻有为的化学教授。他还特意嘱咐我，今年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弗朗索瓦·恩格莱教授晚一点可能也会出现，不过他很害羞，连自己的庆功会都躲在家里不出席，所以可能要仔细搜查每个角落才能见到他。
    我好奇地看着周围陌生的面孔，他们五花八门的讨论话题如不断调台的广播节目一样在耳边回响。我努力想要记住这些声音，因为，也许在角落悄声说话的那个人，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

    布鲁塞尔：惠及所有人的科学城梦想

    索尔维会议并不只是一场顶尖科学家的私人聚会。走出酒店的闭门会议，科学家们的下一站是布鲁塞尔艺术中心。在平时举办爵士舞表演的艺术中心舞台上，来自英国的化学家杰森·奇恩播放着带有动画效果的幻灯片，用通俗的语言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前沿研究——人造蛋白质。
    台下坐着的有结伴来的大学生，带着孩子的母亲，还有戴着眼镜边听边做笔记的白发老奶奶。同在台下的还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特·维特里希，以及索尔维研究所所长马克·昂诺。
    看看台上的教授，再看看台下的观众，我突然想到兰博特之前所说过的“索尔维的梦想”：“把最好的科学家聚集起来，组建一个科学家联盟，掌握世界所有的科学真理，然后，将它们应用到每个人生活里”，也就是说，让科学惠及每一个人。
    为了这个梦想，索尔维甚至建立了一个“科学城”。在如今叫做莱昂普公园的地方，索尔维在湖边盖了三栋小楼，分别取名“医学院”、“物理学院”和“人文学院”。在周围高高的大树之中，他为科学家盖房子，期待他们在宫殿一般的小楼里齐心协力，穷尽所有科学理论。然后，到“人文学院”继续研究，如何将科学精神作用于人与人的生活。
    同去拍纪录片的导演一看到位于公园湖畔的“物理学院”，就兴奋地踩着草坪冲了过去，“这里是第五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开会的地方！”他站在门口的楼梯前，比照着旧照片来回踱步，“当年爱因斯坦坐在这儿，他旁边是居里夫人和洛伦兹，薛定谔坐在后面……”
    那次以“电子和光子”为主题的索尔维物理学会议，恐怕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学术会议了。那是1927年10月，量子理论刚刚发表不久，物理学家们齐聚在这里，展开激烈争辩。物理学家海森堡和玻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量子力学革命结束，而参与这次会议的29人中，有17人最终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而现在，这个承载了历史的老楼变成了一所中学，墙壁上刻着“法拉第”的名字——那个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英国人。
    透过紧锁着的大门，我想起那次会议留下的纪录片——戴着圆圆眼镜的玻尔捏着香烟，笑眯眯地跟戴着绅士礼帽的薛定谔一起从这扇门后面走出来，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在门口谈笑，等待更多物理学家走出来，披着大围巾的居里夫人，胡子花白的洛伦兹，还有捧着小册子边走边看的爱因斯坦。
    就在这里，爱因斯坦不同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留下一句影响至今的名言：“我，无论如何都深信，上帝不掷骰子。”
    也就是在这里，根据相关记载，玻尔反驳他说：“阿尔伯特，别再替上帝操心该干什么了！”
    可惜，“科学城”的鼎盛很快消逝。除了改建的中学，其他房子现在也成了博物馆，陈放恐龙化石。没成为科学心脏，这里倒成了生活的中心。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绕着爱因斯坦和玻尔发生争论的房子慢跑，悠闲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坐在湖边长椅上，低着头看书。
    就这么想着外面的世界，我……跑神儿了。台上依然是微笑着的奇恩教授，正跟观众互动。那位记笔记的老奶奶举手提问：“我要问你，你们凭借自己的意念，在实验室制造的那些人造蛋白质，难道不会对上帝所创造的既有生命带来危机吗？”
    “目前这只是实验室研究，还不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一如当年羞涩的爱因斯坦，年轻的奇恩教授笑着说，“但我们所期望的是，能借此改变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当他们需要一串特定的DNA序列，不是去等待，而是去创造。”

    巴黎：最容易发现科学家的地方，最容易忘记科学家的地方

    离开比利时，旅行的第二站是被称为“时尚之都”的巴黎。不过，站在巴黎的大街上，扑面而来的不是香奈儿香水的时尚味道，而是挡不住的科学气息——
    在卢浮宫门口的玻璃金字塔前，我站在低头排队买票的队伍外面，昂着头指着竖立在宫殿顶上的雕塑，“那是笛卡尔！解析几何之父！”
    走在飘着咖啡香的塞纳河左岸，街对面的游客在小摊上挑礼物，我们则在这边的法兰西学院门口找雕塑：“孔多赛！数学家孔多赛的雕像在这儿！”
    站在埃菲尔铁塔的底下，我总觉得排队登塔的游客看我们的眼神怪怪的，想来他们一定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群人不赶紧排队买票，反倒昂着头绕着铁塔跑了一整圈，边跑还边指着铁塔基座四周大喊：“哇！这里真的有72个科学家名字！瞧，安培！电磁学的奠基人安培！”
    就算到了满眼都是网球的罗兰·加洛斯球场，我们也变成了“奇怪的游客”：同去的球迷大呼小叫地跟奖杯合影，我们却冲进冷清的“罗兰·加洛斯展厅”，对着墙壁上的飞机飞行曲线一通狂拍——嘿，这家伙可是个发明家，改进了战斗机的飞机头！
    这种浓郁的科学气息在巴黎的大学区达到顶峰。在这里，几乎每一条马路都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以至于想要去哪儿，都可以直呼科学家的名字：咱们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街”分开，一组去“盖·吕萨克大街”，一组去“拉普拉斯路”。居里夫妇大家都知道，后两位嘛，那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可是，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居里大街”上，却找不到居里博物馆。问了一圈路，一个在这里读了5年书的女孩好心地想帮我，却也不认得。我们生生看着眼前的招牌上镶刻着“1898年，在这所学校的一间实验室，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发现了镭”，可就是找不到博物馆在哪里。
    “当这些离你太近的时候，你就不太会记得起他们了。”女孩跟我说，“我在这里读了5年的书，可是我从来也没去过居里的实验室。”
    终于，在老门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居里博物馆。事实上，它就在女孩上学的高等师范学校旁边，在巴黎第六大学门口。中午下课时间，结伴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说说笑笑地经过这个开满鲜花的不起眼博物馆。街角的路牌上写着“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街”，底下一行小字标注着：“物理学家，发现镭。”

    巴黎：居里夫人的后花园

    跟排长队才能入场的卢浮宫相比，居里博物馆显得很冷清。整整一个下午，仅有三个房间的展厅接待着不足10个参观者——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挽着手凑在展柜前面，用圆圆的老花镜看着展板上的介绍；一个妈妈带着背彩色卡通书包的女儿，一边指着居里夫人的照片，一边小声地跟女儿解释；还有只会说英语的年轻小伙子，背着高出头顶的大背包，站在展板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英文介绍。
    安静的房间里，电视机在一遍遍播放老电影。扮演居里夫人的女演员将银白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声音有些虚弱地说：“即便今天已经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可我仍觉得，大量工作亟待我们去完成。”
    在电影配音的伴奏下，几个参观者站在同一块展板前停住了。展板上贴着一幅广告海报，面容白皙的金发女郎旁边放着一个小瓶子，上面用大号字写着“粉底霜——镭”、“本品根据阿尔弗雷德·居里医生的配方研制”。
    展柜里不止有女人的粉底霜，还有男人的剃须刀、装在铁盒里的香烟、带特制水龙头的饮水机，甚至还有肥皂，上面都写着同一个品牌标签——镭。
    “居里夫妇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大众便渐渐在媒体报道中发现了这个谜一样的元素——镭。由于最初发现镭对于癌症有治疗效果，一时间，‘镭’成了商家最热捧的新词。普通家庭对于‘镭’的追捧，导致出现了许多标榜含镭的日用品。不过，化妆品上出现的‘居里医生’，其实跟居里夫妇没有任何关系。”展板上的介绍写着，“当1937年镭在医学上被正式判定有毒害后，这些一度高价又畅销的产品几乎瞬间完全消失了。”
    今天再重看当年人们对于新发现的科学元素的狂热，我跟背包客，还有举着老花镜的夫妇面面相觑，忍不住摇着头哑然失笑。
    转过头，就是居里夫人曾经的实验室——那个发现了让人一度狂热的“镭”的地方。踩着有些发旧的木地板吱吱呀呀，阳光透过一面墙那么大的窗户照进实验室，工作台上的玻璃器皿反射着闪闪的光。只是，这里已经没有人再做实验了。
    实验室通过一扇小门直接与办公室相连。跟门一样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装裱在画框里的居里先生照片摆在一旁。据说，居里夫人喜欢晒着从后花园照射进来的阳光，坐在办公室的橡木书桌前，准备演讲，撰写论文，给朋友写信，以及从荷兰订购鲜花。
    推开办公室的后门，眼前就是居里的后花园。据博物馆的介绍，工作累的时候，居里夫人喜欢在花园里晒太阳。她还喜欢邀请其他人，一起到花园坐坐，喝喝咖啡，聊聊天。
    在雨过天晴的巴黎午后，我也溜进了居里夫人的后花园，好奇地盯着这个曾经居住过最聪明大脑的地方。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矗立在花园中央，金黄色的树叶混在翠绿的树叶里面，星星点点地昭示着秋天的到来。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晒进后院，照射着树下的居里夫妇雕像，照射着挂在花园里的细胞放大照片，照射着正坐在花园长椅上捧着电脑讨论的年轻人。其中一个男生站起身，像是当年居里夫人招待客人那样，冲他的朋友热情地问，要不要喝点什么？
    临走的时候，我打算要在居里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几句话，正好看到背包客的留言：
    “巴黎的旅行中无意间撞到这间小小的博物馆，好像看到了过去的一幕幕。没想到在巴黎，也能遇到这样的地方。这是我的旅行中最美好的回忆。”

    巴黎和里昂：豪宅里的巴斯德，山顶上的安培

    跟居里夫人的隐匿比起来，“细菌学之父”巴斯德要高调多了——地铁图上直接印着“巴斯德站”，到了故居门口想进去，还得先拿护照登记，依次编号排队入场。
    沿着旋转楼梯走进巴斯德故居地下室，冰冷的房间里静静躺着他的石棺。我仰着头看着刻在大理石墙壁上的字，那是巴斯德一生的成就：狂犬病疫苗、炭疽疫苗、巴氏消毒法，当然还有最早提出“疾病细菌学说”……想想如果没有他，世界今天将会怎样？
    于是，巴斯德不仅被写进了街口的路牌“巴斯德大街”里，还占据了这条路两侧：一侧是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侧依然是巴斯德研究所。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捧着没吃完的午饭，穿过单行道的小路，急匆匆地从一侧的实验室走进对面的实验室。
    临走的时候，摄像师忍不住问，显赫如巴斯德，怎么一路上净是研究所，看不到大个头的雕像呢？
    “啊哈，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失望。”路过的中年研究员眯着眼睛笑着说。他指着博物馆古老的小楼，“这里有巴斯德的过去”，又指着旁边更高更大的现代化研究所，“这里有巴斯德的未来”，然后笑着盯着我反问，“这还不够吗？”
    我很快发现，大部分的科学家消失在巴黎的大小公墓里。想要找到他们，还得先借助旁人的名气。比如，想要找到天文学家梅西耶，得先去打听，在他旁边的钢琴家肖邦之墓在哪里？
    旅行中最让我惊讶的是，安培居然也这样消失在无声里。尽管他的名字今天已经成为电流的国际单位，可我在安葬安培的蒙马特公墓来来回回跑了几圈，都找不到他的墓碑。热情的法国老太太杵着拐杖敲打着石子路，带着我在作家、音乐家、政治家和演员的墓碑前找了几遍，终于找到了几乎要长满苔藓的小小安培墓。
    而在安培的老家——法国中南部城市里昂——这位跟“电”息息相关的物理学家似乎也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外了。在不通公交也招呼不到出租车的偏僻山上，连当地人都吃了一惊，“安培在这里？计算电流的那个安培？”
    终于，在长满高高大树的山坡路边，我们看到了用石头堆成的“安培博物馆”。这里完全没有一个大科学家故居应有的架子，摇着尾巴的白色小狗慢悠悠地在大门口来回踱步，它似乎是这里唯一的“门卫”。
    我踩着地上大大小小的石子，在枝干茂密的路边森林里寻找安培的雕像，终于在面朝山谷的偏僻一侧，找到了正扶着额沉思的安培。我从没想过，每天将我的房间照亮的安培，藏在这个一到夜晚就陷入黑暗的地方。不过在他的雕像对面，一户户村民住着宽敞房子，家家都通着电，想必到了晚上，陆续点亮的电灯，也可以将他的眼前照亮。

    罗马：费米和警察

    意大利是旅行的最后一个国家。经历了这场旅行，我越发觉得，走在欧洲的小路上，随处都可能藏着科学痕迹。就像是一句罗马的古话：走在路上，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故事。
    于是，我越来越坦然接受“迷路”这件事。在历史古城佛罗伦萨迷了路？没关系！往前走几步能撞上但丁故居，往后退几步能发现大卫雕像；沿着河边走，没一会儿就到了伽利略博物馆；走出来继续迷路，撞上的路边咖啡馆，意外惊喜也不错——这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机器，都是按照达·芬奇的手稿制作的！
    但我终于碰上了钉子。在罗马，按照行程表，我找到了一个叫做“恩里科·费米中心”的地方。费米我知道，算得上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出生于意大利，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移民美国后领导过曼哈顿计划，跟奥本海默一起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标记着“费米早期实验室所在地”的“费米中心”却散发着浓浓的不对劲味道——在这栋大皇宫一般的大楼里，门口站着警察，进门又是警察，好容易走进大厅，透过玻璃窗对话的依然是警察。费米教授……天天跟警察一起做物理学实验吗？
    碰壁的我只好转战罗马大学，到那里参观真正的“物理学博物馆”。这里拥有的费米资料多到几乎要爆炸，可博物馆却狭小得可怜，仅有的两间小屋装不下费米在大学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把费米曾用过的实验设备搁到走廊里展览，把费米的书锁在楼梯口的柜子里，然后把墙上贴不下的费米照片，统统叠放在地板上。
    负责照看这些资料的是个还在上大三的学生。他走到一张堆满杂物的办公桌前，拉开塞满文件的抽屉，翻出一份博物馆介绍材料给我，然后用手指敲敲桌面上的铭牌，冷不丁地提醒我，“这是费米当年用过的办公桌”。看到我震惊的表情，他接着解释，“没地方放了”。
    这就让我更迷糊了——此处如此狭小，彼处那个大楼到底是干嘛的？
    馆长乔瓦尼·巴蒂麦里教授听说我为了找费米，居然去了“费米中心”，笑得半天才说出话来：“那里当然警察多了，那里现在是警察总部！”
    原来，现在的“费米中心”本是罗马大学旧址，费米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后来，学校迁址盖了新楼，旧校址空出来没人用，内政部就安排恰好在附近的警察机构搬了进去。虽然后来法律规定，那栋大楼所有权归罗马大学，但警察迟迟没有搬走，所以即便现在去这个叫做“费米中心”的地方，也不可能突破警察的层层戒备，看到费米曾经的实验室。
    “等警察搬走了，我们打算把那里变成真正的‘物理学博物馆’。到时候把所有的实验设备全都搬回去，还可以设立一些互动体验区，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物理学实验的乐趣……”巴蒂麦里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过我们现在只能等，已经等了快十年了。不过你也知道，要这种机构做事是没那么快的。”

    在已知与未知世界之间的旅行

    这个荒唐的错误本该以这种略带喜感的方式结束，没想到临别的时候，我却从巴蒂麦里那儿听到费米的忧伤故事。
    原来，费米为了自由，选择在二战前离开意大利，可到了美国，他并非无所牵绊。虽然他拥有最好的实验设备，但他的朋友、意大利物理学家阿马尔迪说，在美国见到费米时“非常痛心”，因为这对一起学着物理长大的朋友，再也没法畅所欲言地聊心爱的物理了——费米参与的项目涉及军方，他不得不保密，即便是对自己的挚友。
    回到意大利后，阿马尔迪接手了费米留下的大部分研究，他建成了费米毕其一生想要在意大利建立的国家核物理研究所（INFN），帮助构建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他对所有机构都有同一个要求——绝不和军方合作。
    “阿马尔迪并不是讨厌军队，只是他相信，科学的自由精神不能够被干涉。”巴蒂麦里说，“科学不应当成为一个秘密，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受任何限制。”
    告别了教授，我一个人沿着罗马大学物理学院向外走，路过挂着军队标志的意大利国防部，不知不觉又走到了戒备森严的费米中心。坐在门口的喷泉前，我在想，如果费米知道曾经可以试验所有想法的办公室，变得和自己在美国的时候一样羁绊重重，他会怎么想呢？
    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我翻看着旅行的照片，旅行终于要结束了，可我还有一肚子的未知数——没去成的达·芬奇秘密实验室究竟长什么样？没能见到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就在我数着这些令人懊恼的未知数时，突然想起了刚见到兰博特教授时，他转述给我的一句话。那是在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之前，恩格莱因为和英国科学家彼得·希格斯分别提出希格斯玻色子理论而成为得奖大热门，但这位害羞的教授却私下告诉他，得奖并不是最有趣的事。
    “其实，我有点私心地希望，希格斯粒子（在公众当中，它更有名的称呼是‘上帝粒子’）不要存在。虽然这样我不能得奖，可我们会因此打破此前的固有认识，发现一个充满谜题的未知世界。”恩格莱说，“正是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世界，才会对整个人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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