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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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种人

　作者：云也退　


       看见姓夏的人，总会觉得有种英烈的味道，大约是夏明翰、夏榆、夏完淳等人带来的印象。“夏”字在我眼里十分悲情，好像万里华夏，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似的。及至读到夏志清的文章，这一印象方有所改观。夏志清，及其兄夏济安，都是搞文学的汉学学者，用力于书斋，在性情上总算可以淡定些个了。

（资料图：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1921年－2013年）；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不，夏志清绝不是一个淡定的善茬。我知其人甚微，只是琢磨琢磨文本而已，单是1986年那一次与唐德刚的互相笔伐，留下的文本就可以见出此人必定终生绞缠于誉谤之间。夏讽刺他投靠大陆，而唐德刚说他是“红卫兵作风”，反唇相讥：“夏氏虽然自称六五高龄，‘一生没有跟所谓进步分子学习过进步’，其实，他已把‘最进步的’红卫兵写‘大字报’的一切手法，学得惟妙惟肖。可说是青出于蓝，白胜于红。”
       大陆人彼此攻击，多有互相指责对方“写大字报”的，意思是对方上纲上线要搞大批斗；唐、夏二人并不在大陆，依然如此敏感，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汉语写作者甩不掉这顶沉重的帽子，正如乔治·斯坦纳说德语在纳粹时代之后成了“地狱的语言”。然而，论战中人，尤其是自尊心极强的文人，对大字报语言的识别，往往本身又是一种上纲上线。看这些来言去语，甚可知道为何这种语言会如此兴旺：文人们大抵都是从偏见——否定一个人出发，去寻摘别人文句里的纰漏，如夏志清抓住唐德刚误作“狄更斯”为“狄更生”，便是一顿说道：
       “为了制造滑稽，德刚兄尽可把‘狄更斯’写成‘狄更死’，当年钱钟书在《围城》里就把小说家劳伦斯之尊姓写成‘乱伦事’的。但德刚却在此节文字里两次称呼狄更斯为‘狄更生’，真教人大惑不解。……堂堂哥大博士，难道脑筋竟如此糊涂，把狄更斯的姓氏同英国学者G. Lowes Dickinson、美国女诗人爱蜜莉·狄更生混淆在一起了吗？”
两人的过节我不甚了了，夏先生距离“哀矜勿喜”的状态，那是差得很远。再看唐德刚忿怒之下的解释，又觉十分好笑：
       “为浅释上述宏观法则，及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理论，笔者曾试举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作家查理·狄更司（Charles Dickens，1812－1870）为例。我说他“以一失学失业，‘块肉余生’……”我这段话，除了忙中笔误（赶稿自校本来最难）把“司”字写成“生”字以外，错在那里呢？”
       在唐德刚看来，夏志清自然是只见人眼里的木屑，不见自家眼里的梁木的。然而他以一句“忙中笔误”，外带一个括号的辩解，一带而过，然后另起炉灶，去挑夏志清别处的漏洞，将其放大给读者看，亦是文人论战里再常见不过的情形。哪怕是被指抄袭者，都不愿在自己的纰漏上多做停留，而以“当时忘了”草草对付了事。对自己的错误，能略则略，而对他人的错误，则大呼小叫，看看夏志清，又是钱钟书，又是将两个狄更生一股脑儿地拴进来以抬高自己。不站队的旁观者，不难想到“得志便猖狂”一语。
       我向来只看文本，不关心、也不愿牵扯别的。我觉得夏志清会属于这样一类情况，如一群同行在一起纵论他的种种不是时，会有一人摇头沉吟，说一句：“你们不了解，他就是这种人。”
       唐德刚讥笑夏志清食洋不化，以精通西学自居，以至经常“捞过了界”，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无畏时，引了后者“大字报”的一句话作证：“但是话说回头，中国传统的绘图、音乐、建筑，比起西洋传统来，差得太多了，简直没法子相比。”唐由此铺开放大，贬低夏“对当前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的成果，一无所知，岂不可叹？”透着“某某某可以休矣”的朽气。然而，了解夏的人对此便会一笑置之：他就是这种人，他就这么直来直去地讲话。
       若是知道他到了八九十岁，日常仍常把“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人”挂在嘴上，我们便可明白，他当然是会说出故宫和天坛“丢人死了”这样的话的。这种毫无顾忌的随性看法，导致他在前几年接受了《南方周末》的访谈后遭到大陆这边的一片痛骂。有知或无知的网民，读过或没读过鲁迅的网民，都狂喷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的看低。这就是现实：人们未必喜欢看本土原创“文学”，却很容易被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踩到尾巴。
       唐批夏，一口咬定夏的厚西薄中。但我读过《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真不觉得夏食洋不化，相反，在中国与西方经典小说的平行比较里，他还殊有见地。例如他说，中国的说书人和小说家，对神奇的东西很有兴趣，“事实上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习俗便会觉得描写有伤风雅的东西。”又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有一种“虚假的正经”，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尽管它们也“拥护严肃的道德”——却未见，然而，这种容忍态度“源于说书人和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毋宁说现实了对淫秽、疾病的毫无掩饰的兴致。”这些论述表明他很清醒，并未偏执地抬高西书，又真是学到了西洋批评逻辑周密的特征。
       夏志清的为人与为学，恐怕的确该分开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其实是人文学者中特别普遍的现象。若要知夏的为人，可以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序言里寻些踪迹。关于成书过程的叙述，夏事无巨细地记了个分明：在密歇根大学讲学一年期间，东亚语文系主任，一个日裔美国人“刁钻成性”，凭空给他增加繁重的教学负担，致使写书进度完全停顿；书出之后，其兄夏济安建议他寄一册给胡适，他却因“胡校长不赞成我去耶鲁、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不给我写推荐信”，及后来寄信给他也未获回复，“雅不愿意赠书给他。”
       学者作家，知识分子，所谓精神食粮的提供者，一份刊物上的一篇略有篇幅的书评就能让他们觉得所耗心血不虚；他们将作品遍贻亲朋师友，以充礼仪往来的赠品，感情联络的纽带，对他们是雅事、盛事，对其他人，实在脱不掉一个迂字，这要叫戴维·洛奇写来，笑料一定一抓一把。夏志清便是一个极佳的案例。他未曾寄出书，结果胡适翌年逝世，令他懊悔“自己实在太孩子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书里我对胡先生一生的贡献，绝对肯定，他老人家看到书，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些话让我笑了好久。率直无忌如夏志清，都要考虑“我说了某人的好处，某人肯定会高兴”，趣就趣在他还把这番端不上台面的内心活动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浑然不觉得与他的身份，以及他在书中纵横捭阖欲写“拓荒巨著”的气势那么不相称。世故一点讲，人情也太不练达了。
       但他就是这种人，以手写心，毫不掩饰。做批评，做现当代的文学史，定然要臧否人物，尤其是著书人的成就，得出的观点和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做到客观呢？毫无可能，能“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而你的“心”，在隔了一层文字和个人风格之后，外人又如何知晓。外人只看到你一个劲地抬举张爱玲，一个劲地抑制鲁迅、茅盾，只看到你将中国传统的音乐绘画贬为不如西洋。批人者，人恒批之，夏志清在世时，自己的形象就由不得自己来控制，而况驾鹤西去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