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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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

——回忆一段难忘的教学经历

? 李 工

1977年恢复高考，是牵动千百万中国人的重大事件。我这个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因此奉调去了当地一所中学，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那年各地中学涌进了大批社会青年参加复习班，当时的学校还不像今日的教育界这样有经济头脑，并不向新来的社会青年收费，学校都是无偿地为这些一度失去高考机会的青年提供热心帮助，指导他们复习功课。由于那时的中学很少，所以沿海某市郊区的一所中学，一下子增加了二百多名参加复习、准备高考的社会青年。学校人满为患，最头痛的是授课教师少了，无法应对这么多新生。还好，当地政府一番紧急会议后，责成教育主管部门向社会招聘能胜任教学、可以上岗的人员，例如在其他单位工作、“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并下红头文件规定，被录用者原单位发放工资外，学校每月向他们另发一份相当于原工资的代课费。在那个县长的工资每月不过一百几十元的年代里，能有如此高的双薪收入，这是何等诱人的美差啊！于是，一时间应聘者纷至沓来，考场里坐满了近百人。经过几番笔试、面试、试讲的淘汰后，我与其余七人终于“脱颖而出”，在教育局长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的谆谆告诫后，我们八人都走上了讲台，成了一名为期一年的代课教师。
     那年的高考盛况可谓空前绝后：因停止高考十年积累的待考社会青年占了很大比例，为历届高考之最。许多考生已经结婚，不少人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了——就像有人调侃的：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今古奇观！高考结束后，我们八个代课教师准备回原单位时，校长找我个别谈话，先是表扬我数学教得很出色，称赞我教的班级的数学成绩，在全校的各科里遥遥领先。然后校长转入正题：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在学校里代课。我故作难色地问道“不知我的单位是否同意？”——说实话，不仅自己喜欢教学，更重要的是，继续代课的那份双薪，对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靠微薄的工资为生的人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多么希望能长久地这样双薪下去啊！好在计划经济自有它的方便处，学校与企业都属当地政府管，校长把申请报告递上去不久就批下来了，我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学校。
     谁知临近开学时，我的工作竟出现了让我百般无奈的变化。
    那年暑假时，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教师到校参加英语考试。两天后校长又通知我返校有要事相商。一见面，校长显得格外热情，递给我一支香烟，又倒了一杯茶，然后用十分热情的口气对我说：“这次英语考试，你的成绩很不错啊！”我不知学校为什么要考教师的英语，更不知校长把我一个人叫来有什么事，于是心里顿时打起鼓来，怔怔地望着校长，等待他说什么。“学校刚接上级通知，下一学期英语与政治、语文、数学一样也是主课了，英语的考试成绩直接影响到升学率。咱校的英语教学力量太薄弱，学校决定让你去英语组充实力量。”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次英语考试的真正目的。不过校长说的是实际情况，“文革”期间，由于盛行“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各地学校里的英语课都停了。后来虽然恢复了英语教学，却同美术、音乐、体育一样是副课，并不考试。那年月学生多，教师缺，不少英语教师多是一些不能胜任其他教学工作的教师，被安排到县里短期培训，然后回来教英语。校长说的“英语教学力量薄弱”是人所共识的。然而校长的安排却让我非常为难，因为自己并非英语专业毕业，登台讲课十分困难，就是能看懂中学的英语教材，那发音也是大家常说的“当地外国语”，形同“哑巴外语”，怎么教学生读呢？“校长，您这是赶着鸭子上架啊！”我只好竭力推辞。校长又递给我一支烟：“其实学校也不愿让你离开数学组，因为你教的数学大家都有口皆碑。可是通过这次英语考试，其他教师的英语水平确实不能教课，只有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只好安排你去英语组，你别推辞了。学校也是忍痛割爱，让你临时离开数学组，等以后来了英语教师，你仍回数学组，眼下这样做是为了大局，总不能让咱校英语这个糟样子影响了升学率……”校长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铃响了，他接完电话后亲切地对我说“我要去局里开会，就这样定了。年轻人，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你这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校长的声音是热烈的，那目光充满了殷切的期待。他说着从抽屉拿出一盒大前门香烟塞到我手里——后人有所不知，当年商店里的大前门烟，都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不要说像我这个阶层的吸烟人一年到头见不到这种高档烟，就是校长那点工资也是抽不起啊！校长一盒烟的良苦用心让我深受感动。“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吧！”他说完站起身来。我不好再说什么，随着校长离开了办公室去教务处取英语课本，按校长说的回家“好好准备一下吧”。   
  说实在的，那时的中学英语课本内容都很简单，自己把握教材倒也并不困难，问题是我这“哑巴英语”怎么上课啊？开学时间日渐逼进，正当我心急火燎之际，我上中学时的一位同学来访，他是某重点大学外语系的英语教师，我像战场上寡不敌众的守军见了救兵一样喜出望外，一见面就将自己面临的课堂英语教学的难处和苦衷向他倾诉，希望他能指点迷津。他说：“这好办，我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返校，这期间你去找块‘半头砖’（一种像半块砖头的小型录音机），用我的发音录下教材里要念的部分，上课时你放录音让学生跟着念就是了。”这主意让我转忧为喜，竟不由得跳起来大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一转念又犯难起来：那时中国的录音机都是进口的，“半头砖”是从日本来的稀有商品，社会上极其少见，学校里那时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录音机。让学校给自己配备一台似乎很难：当年的农村学校经济十分困难，连教师工作用的粉笔、黑水、纸张都是定量供给，教师的薪水常常因地方财政缺钱而不能及时发下来。让学校给你配备“半头砖”，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买个“半头砖”，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我多么看重的代课“双薪”，不过一月才一百多元。“半头砖”最便宜的也超过二百元。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家人的支持下，狠狠心决定自掏腰包买一台吧！“自掏腰包”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太看重教学这个工作，看重教师这个光荣称号，看重自己在学生中的形象：如果我的“当地外国语”引来学生的哄堂大笑，我会无地自容；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引来学生的普遍不满，我会羞愧难当——这种把自己的人格形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心理，是今人久违了的耻感。   
  我的那位中学校友不负厚望，终于在暑假结束前录完了两册英语教材，为我解除了一年的教学困难。听他的录音不啻为一种享受，那是标准的“灵格风”声调，听起来有种轻松的音乐美感，那声音的高低强弱，那音调的抑扬顿挫，几乎是一支支美妙动听的乐曲，从而营造了赏心悦目的听觉氛围，单词、例句在一种出神入化的优美韵律中，深深地渗入到听者的记忆里。老校友的录音不仅为我的上课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也让我这个“哑巴外语”教师受益匪浅，我的英语发音在那一年英语教学中，跟着录音得到了很好的纠正。老校友回校后放心不下，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虽然很短，意义却非同寻常，不仅给我的英语教学指点迷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治学生涯——我从此把握了语言学习运用的基本原理，明白了写好文章的真谛是什么。现将短信照录如下：
李工：
   你虽然是一位工程师又临时代课英语，但在我眼中，你更应该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你的每次来信都是一篇优美的文章。我虽有着受过文科高等教育的优势，但我写不出你那样漂亮的文字，只能自叹不如。羡慕之余，不能不惭愧自己读书远没有你多。相信你一定会把英语课教好，只要记住：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并联系自己之所以能写好文章的体会，你的英语教学任务肯定会完成得很好。
   祝你成功！                                                                                      舒元月
                                                                                 1978年9月16日     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打倒语法家？为什么要打倒语法家？我读后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的教学实践证实，在英格兰流传了很久的“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这句看上去让“中庸”的中国人感到偏激的箴言，却蕴含着关于学习语言、学习写作的丰富思想，是学好语言、写好文章的至理名言。我在那段困难多多的英语教学经历中，由于坚守这句箴言的思想原则，并将其意义灵活地付诸实践，竟创造了英语教学的优异成绩。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开课后，我做了一次全级部测验，四个班近二百人，人均成绩只有三十分！虽然测试题非常简单，成绩还是这样差。这样的基础确实让人忧心忡忡，我把情况向校长作了汇报，校长是左一个安慰，右一个鼓励，一番热情将我打发走了事。是啊，课已经上了，能打退堂鼓吗？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我回到教研组，看着办公桌上自己写下的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坐下来翻看我的同学舒元月——那位大学英语教师刚刚寄来的一份美国某校的英语试卷，8K纸的试卷共计十张，一节课的时间，光从头到尾读这么多的试题，也不一定能读完，哪来的时间判断、分析、思考试题？我浏览这份试卷时，觉得试题比较简单，没有复杂深奥的答题，且大多是填空题。我提笔在试卷上填空，填着填着……，突然眼前一亮，刚才的纳闷豁然开朗了，这份试卷考的是学生的熟练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东西，不是体现在其思考后作出的解答中，而是表现在他（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上！于是看来，这份试卷体现的教学思想——对于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仅仅掌握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熟练——是不用思考、不必判断就能正确回答的熟练，这才是目的。这样的考试不仅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基本原理：不管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人类在运用语言的时候，都体现为一种不假思索的“语言习惯”，没有人是在经过了一番怎样符合语言规范的思考后，才动嘴说话，才动笔写字，都是信马由缰地或脱口而出，或走笔龙蛇，这便是“语言习惯”的意义所在。于是“打倒语法家”的真正含义便渐渐地显示出来——谁写文章的时候，还去考虑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宾语？更不会去刻意组织状语从句、定语从句一类的东西，都是下笔写就是了，都是体现了一种“语言习惯”。实际上，即便修改文章时，也是运用了自己的“语言习惯”，如果感觉有的句子不恰当，并非是在拿着语法的规范要求，检查每一个句子中发现的，而是因为它不符合自己的“语言习惯”——实际上这种“习惯”都是在平日阅读中自然养成的。既然语言运用是一种“习惯”，那么如何养成这种良好“习惯”——怎样学好语言、怎样写好文章便明朗化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读书！毋宁说其中的朗读，背诵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一个人要想具备较好的语言水平，必须以大量的阅读为基础，以必要的背诵为条件，良好的“语言习惯”只有在读书中才能养成。  
   正是经过这样一番“打倒语法家”的苦苦思索，我那举步维艰的英语教学，开始集中于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做法：学生大都不会把in the classroom写成on the classroom，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太熟了！于是我把今后的英语课，主要放在要求学生背诵上，我相信学生只要把那些例句短文背得滚瓜烂熟，英语学习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平均三十分的英语成绩肯定会提高。但是说话容易行动难：四个班近二百名学生，我不可能检查每个学生的背诵情况，何况学生不愿学英语由来已久，有些学生就是不愿学，就是背不过，你能拿他怎样？于是我便学起了那年月“政治思想工作”中常说的“以点带面”的做法：我找班主席、学习委员、团支书、团员、课代表等班干部谈话，要求他们必须先背过老师布置的作业，然后每人肩负着检查其他同学背诵作业是否完成的任务，每人管一个小组。凡是没有背过的同学一律到我这里来重新背诵，在我眼前还是背不过，就不准放学，直到能背过才可放学回家。有些家长见晚饭都过了，还不见孩子回家，就找到学校来，见是这种情况，都大力积极配合支持。这样做今天看来十分苛刻，有侵犯人权之嫌。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月里，人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权利意识，所以这种做法没有受到人们的指责。不过这种“毫不手软”的做法还真管用，两个月下来就极少有学生完不成背诵作业的了。就这样，在我严厉得有点不近人情的要求下，背诵终于成了同学们学习英语中主动去做的习惯，我也渐渐地不必为他们的背诵大伤脑筋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师生共同努力苦撑的“背诵学习”终于熬到了期末考试，正像先前预料的，效果十分明显，考试成绩由原来的平均三十分提高到平均五十七分，接近及格了，这是出乎校长意料的好成绩。第二年学期终了全县统考时，我教的这级学生英语平均成绩六十八分，居全县第一名。我因此得到了那时最让教师们羡慕的奖赏，表彰大会上，我从教育局长手里接过一个木质大镜框镶着的奖状。
     事后我虽没有为一点小小的成绩感到沾沾自喜，却有一种在“歪打正着”中受益匪浅的庆幸，一种深刻而又久远地影响了自己后来治学生涯的欣慰。

    “Down with the grammarians．”——那段永远难忘的教学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