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刚：被驯化的《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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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承刚：被驯化的《新华字典》

作者：范承刚      时间：2013-08-29   来源：共识网

	写在前面的话：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华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我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