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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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

作者：荣剑      时间：2013-03-27   来源：共识网

	——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作者按：本文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非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重点是对革命、改革和学术话语下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年初，我受邀在天则所第469次双周讨论会上，演讲了初步的研究心得。感谢主持人张曙光教授和评议人郑也夫、许章润、雷颐、马勇、房德邻教授，他们的精彩评议给我诸多启发。因篇幅关系，他们的评议文字未能收录本文，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歉意。 　　非常感谢天则所邀请，参加这一次思想交流。去年在网上写作了一年，但是参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我下海有20年了，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冲动，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一些过去的老朋友陆续又恢复了联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这些方式也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下海以后，不是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东西，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年争取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今天给几位老师的这几篇长文，也是在这一两年内写出来的，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和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个人的兴趣来讲，我对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比较关心，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上溯到戊戌维新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演变，进行观察和思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三大思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接下来的是对建国以来这段思想历史的研究，按照我的思考线索，试图对这段我们在场的历史作出总结。刚好天则所邀请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迫使我加快研究步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非常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与大家有一个意见交换，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想这个题目——《没有思想的中国》，恐怕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或许是，以思想研究为业的这批学者，置于他们以何处？今天来的学者都是很有思想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呢？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对“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整体上，从思想的国家生产上得出来的，当然我也会对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作出判断。《没有思想的中国》副标题是《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提纲我写了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出来恐怕会有四、五万字的量。我是分五个部分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与在座各位学者不是很一致，这么多年下海，可能我观察的角度是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观察中国思想状况及其演变应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生产、传播和效用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同时中国外来思想的引进可谓一波接着一波，各种理论观点风云际会，层出不穷。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版本。时至今日，中国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中国何去何从，走哪条道路？学界议论汹涌，文章滂沛。但是，这些争论究竟是中国的思想之争还是外来的思想在中国之争？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由此需要思考的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有思想吗？中国革命有思想吗？中国改革有思想吗？中国现有的思想场域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究竟包括哪些思想要素？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究竟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 　　我的问题毋宁说是对近一百年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质问，是对权力控制下的思想生产和传播状态的关注，是对以学术为业的知识人的反思，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审视。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大概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中国革命有没有思想？第二，中国改革有没有思想？第三，中国的学术话语有没有思想？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大，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会怎么看。 　　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我是基于三个观察视角。 　　第一个是思想史的视角。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是由哪些思想构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今天秋风教授不在，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对应关系。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随着帝制的终结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在邓正来主编的刊物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概有4万多字。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儒学的三次话语转向，即儒学在汉代经学中完成的政治转向、在宋明理学中所完成的形而上学转向、在清代朴学中所完成的学术转向。 　　我对儒学话语三次转向的分析主要是批评现代新儒学的三期发展论。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三期发展论认为汉代经学是第一期，宋明理学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发展。我认为这个解读显然是把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清代朴学置于儒学的发展中去观察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儒学到了清代朴学阶段以后，其政治使命和形而上学的冲动已基本上终结了。清代朴学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考据学等实证科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儒学的程序正义。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借助于法学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的学术评价系统。我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 　　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和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我的看法是，到了清代朴学阶段，就是建构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问题它不讲了，究竟是政治关怀还是形而上学关怀，它已经不考虑了。但是，在清代儒学的晚期，就是今文经学重新崛起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面临帝国的衰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就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重启公羊学研究，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最后一次改制运动。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诠释是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最后一次挣扎，看起来像是汉代经学的回光返照，是对清代朴学的反动，其实是预示着儒学政治使命的终结，晚清变革在现有的儒学思想中已经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想马老师和雷老师有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康有为最后重建今文经学，是不是可以为理解当下秋风、蒋庆等学者重构儒学提供某种启示？康有为那儿实际上已经做到头了。秋风今天不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到康有为以后，从严复、梁启超以来，传统的儒者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些开眼看了世界的儒者，不得不从西方思想中寻找中国变化改制的依据。这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而且是指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了，儒学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已经彻底动摇，至少在上世纪整个一百年，儒学作为中国道统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使命已经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它的政治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我认为它已经终止了。从儒学终结以后，形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严复、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实际上是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儒学传统观念的新观点，比如公理观，进步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由观，还有科学观。 　　从五四以后，这种思想的开放就更加全面，世界上当时所有的主义都被引进到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同思想的博弈之后，主要形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儒学尽管在政治建构上被终止，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依然存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自由、宪政、国民性改造、女性解放、教育为本、改良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是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传统主义的关键词仍然是原有的那一套概念。在我看来，三大思潮的较量形成了当时主要的理论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思潮基本上是由左翼控制的，在大学及中间地带，左翼话语是主流话语，或者是自由主义左翼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极端右翼的思想是难以生存的。而在这三大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借助于权力的推动，因为共产党当时还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它的那一套概念系统，在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1929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学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大争论，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到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有对思想生产的支配性地位，而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儒学采取了共同的批判性立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思想状态，可以认为，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判断中国的性质，预言中国的变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中国思想界不是用自己本土的话语来说话的，儒学这套话语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说了也没有人听的。要想有话语权，只有照搬西方的话语，一个是自由主义话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这两种西方话语，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在看来，这两种话语都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想从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是它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我想，新的领导人产生以后，他恐怕也会要提出一个理论置于此间，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能确立。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些不同说法究竟对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社会变迁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在前面提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当时的思想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半瓶子醋。毛泽东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是现学现卖，他当时请艾思奇每天晚上到他的窑洞里去讲课，都是现学现卖。这个现象表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还缺乏与王明为首的那些国际派在理论上相抗争的能力。毛那时非常苦恼，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主要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且这两本著作在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文本，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薄弱或不成熟，并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反而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整个思想动员主要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是以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党内思想，以大众主义（这个大众主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民粹主义）来发动群众，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共产党武装的合法性，以民主、自由这套西方说辞来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不同的话语，针对不同的对象，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非常有效。因此在我看来，共产党看起来是有不少的理论，借助于不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是实际上，它对理论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路线。建国以后，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到了邓小平和陈云时期，都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不讲理论，只讲方法，不讲价值观，只讲实用性，邓的“黑猫白猫论”，陈云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都是这样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的体现。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理论？不迷信思想？不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你的指导思想，你为什么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按照我的说法，共产党可以分别用大众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还有西方自由、民主这一套概念，来处理现实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但是，它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真正贯彻下去，它最多说说而已，这是因为它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用，这是要害所在。所以，到邓的时代，他深深地感觉到党的理论教条的危害性，索性不讲。他提出了不争论、不问理论是非，不靠左右，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他满嘴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信。用毛泽东的说法，“我党真信马列的人不多”。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讲到了实处。 　　党的指导思想，从邓以后，也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三个代表只是讲了半截，原来试图建构一个党的新的价值系统，遇到左派“万言书”的狙击以后，又退了回去，不敢再讲了。科学发展观只是工具理性的一套说法，完全没有价值关怀。由此可见，共产党不是以思想治天下，它在党章、宪法中所规定的那些说法，它自己并不重视。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没有指导思想，没有价值观，没有治国纲领，宪法束之高阁，党章成为摆设，这在全世界估计绝无仅有。哪个国家不是用思想治国，比如说美国共和党执政，奉行撒切尔-里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包括朝鲜，也实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都是统一的。唯独在中国，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记得有人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干的是资本主义，说的是社会主义。这种悖论现象长期存在，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或者说它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会评价，这种不唯理论、不唯思想的治国，后果究竟会是如何。 　　第三，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问题。 　　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清代朴学最早开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体系，胡适和梁启超对此都有所评价。清代朴学所建立起来的学术程序正义，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把思想完全抽离掉了，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已经不问实体正义了。这是清代朴学学术生产的后果，它不关心实体正义问题。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其中一脉是建立了学术的独立性，蔡元培主持北大，倡导大学的责任和作用，大学成了学术独立的主要载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它的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我的观察来讲，第一，它所有的思想资源是来自于西方的，不是本土的。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与本土经验相适应和相融合的障碍。第二，学术生产虽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独立性，比如蔡元培所确立的大学独立的传统，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附问题，思想依附于权力。这从胡适到郭沫若都是这样。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生产视为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到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学术生产所出现的思想的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不需要再做什么解释。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思想，也不允许你有思想，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注解和信仰。改革以来，学术的生产依然没有摆脱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学术生产始终存在着思想缺位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整个一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和演变。 　　二、没有思想的革命 　　1、中国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 　　我提出“没有思想的革命”这个概念，大致是基于如下问题意识：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第一，如果说中国革命只是一次农民革命，那么它与以前的农民起义有什么区别？它们的主体都是农民，它为何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崛起，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全国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中国的革命和以前农民起义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人的参与，有明确的思想和理论纲领，问题是它依靠了哪些理论来进行动员和组织？这是要把问题提出来的。 　　第二，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存在哪些关联？事实上，共产党人没有几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中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主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说熟悉掌握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教义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没有发生影响，他们一直遭到排斥，最后被清除出党的核心层。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中国是以俄国为师，后来是以反叛俄国确立自己的独立性，那么我的看法，中国和俄国的分歧不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分歧呢？这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二个理解，它是不是共产主义革命？ 　　第三个理解，中国革命是不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如何理解建国初期和苏联的结盟以及后来和美国的和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应该怎样来看？是民族主义的叙事呢，还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叙事？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它革命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什么地方？ 　　第四个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就是正统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工人阶级在哪里呢？现有党史对有工人参与的几次城市起义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有工人参与，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是后来虚拟上去的。 　　第五个看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吗？它的世界意义何在？如何通过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中国革命？原来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判断，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改变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抗击美国、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存在着，对立着，中间有一道铁幕。中国后来由于和苏联闹翻以后，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革命爆发的各种因素来看，中国革命和苏俄十月革命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方面更多，按俄国模式来评估中国革命肯定不合适，中国革命更为复杂，包含的思想成分更多。这些不同的方面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2、中国的革命史观是依靠了哪些理论资源？ 　　不管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我们都必须对中国革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清理和清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革命史观是压倒一切的，革命话语是最正当的话语，革命史观长期支配中国革命的运行，战争、暴力、杀人、夺取政权，均是在革命话语下发生的，是由革命赋予它们的正当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的观察是，它没有一个纯粹的理论形态，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的思想，用大众主义来发动群众，用民族主义来争取军事武装和军事割据的合法性，用民主主义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它对理论采取的是策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不是哪个理论的胜利，也不是哪个思想的特有产物，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得共产党有最大的灵活性，可随时根据形势来选择打出哪个旗号，讲什么话。 　　相比较，国民党是有思想的，想要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它的问题所在恰恰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在共产党的上述四个话语中均能击中国民党的要害。比如说共产党思想高度统一，那是靠马克思主义整合起来的；共产党用大众主义动员社会底层，这是国民党最薄弱的环节。金观涛讲过这个话，他说国民党只是把中、上层精英动员起来了，把底层完全留给共产党，共产党用大众主义来充分动员群众，人多势众。民主主义也被共产党掌握话语权了，1945年前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基本上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论，主要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这个民主主义话语被共产党掌握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都被拉过去了。在民族主义上，国民党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但是打败了日本，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敌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充分利用了四大话语，在这四大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主要的。 　　3、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毛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方式，没有毛，我觉得中国革命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胜利，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党的指导思想谱系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教条，后来都变成陈词滥调了，完全是党的语言，而不是毛自己的真正思想。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毛真正信奉的是哪些思想？ 　　我并不是专业研究毛思想的学者，只是从直观上来做一些分析。第一，毛是一个反智主义者，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他是一个王阳明式的强调顿悟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和洪秀全有相似之处，对传统的知识体系深恶痛绝，一生都在鄙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脏的，赶不上工农。毛的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和史书。第二，毛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对实践的强调，对行动的强调，反映出他是一个天生的行动主义者。惟实践必重策略，为取得行动的最大效果，可以不择手段，不墨守成规，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瞬间万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第三，毛对西方的知识基本上是零，完全藐视自由主义这套理论，在延安时期他推崇过罗斯福的民主理论，那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晚年他对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感到不可思议，他至死都不能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奥秘。第四，反智主义决定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说穿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也是言必称马列的。他对斯大林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自己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这个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试图垄断道统、政统和学统，搞政教合一，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垄断知识生产，变成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从文本上看，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基本上不了解。他书房里面很可能没有马克思的书，他也很少引用马克思的某一段话，所以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如何评价“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它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并非像它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由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包含着由不同理念、价值和方法所构成的不同话语。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四种不同话语共同促成的，本质上都是以实践主义、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为导向，思想或理论没有确定的位置，只服从于实际的需要和目标。 　　对这个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应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没有道德边界、可以不择手段、随时调整生存和发展策略、具有极大适应性的革命，这个革命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和追求，在实践上也是极其盲目的，最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革命。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因为它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都是根据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确定来它的策略，以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取舍那些思想工具或者理论，把政策和策略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阎锡山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多方面讲到了点子上，其中有一点，他提到毛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不择手段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办法。当他需要说民主的时候，说自由的时候，他就说自由，说民主。民主党派去延安考察，他对黄炎培讲，要改变历史的周期律，就要靠民主。但是他对蒋介石，采取的办法很明确，那就是要靠武装斗争，通过大众主义来动员群众，发动人民，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 　　没有思想的革命，不仅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彻底终结了1946年共同纲领所达成的宪政框架，而且也影响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变迁依然在革命轨道上运行，直至文革结束面临崩溃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于是，革命退场，改革出场。 　　三、没有思想的改革 　　提出没有思想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对近三十年来这一段历史的判断。 　　第一，我想谈一下改革发生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其性质和意义是可以与历史上的周公改制和商鞅变法相媲美，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封建制，以天子和诸侯共治天下，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这在史学界大概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了。对于西周封建制，吴稼祥最近写的书《公天下》有分析，我看秋风的书也涉及到对西周封建制的评价。我原来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的长文，发表在2008年《文史哲》的第四期。我的判断是，第一次社会转型就是发生在西周时候，就是周公主导完成的。它的性质就是从夏商联邦式的部族联盟向西周封建制的转型。封建制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二元或多元的权力体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完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中国改革从时间上看是发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其实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改制运动，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最终目标是要从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整合民族国家，建立联邦制度，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普世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以整合中华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对80年代开始的改革应该有一个基本估计，这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一种方式，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来进行认识。 　　那么，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如何在80年代起步的呢？它是在何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一个大的问题。这个要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改革，它是在什么样思想条件下发生的？我的看法是，首先是从非毛化开始的。所谓非毛化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执政党并不认同，但是，当时党内实际上已经普遍意识到，毛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破产，有关这个革命的相关话语，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党内迫切认识到，这条路线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必将亡党亡国。 　　最初的非毛化主要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后来的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全社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清算，是党内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思，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斗争。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都是在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里，终极的解释权是在毛那里，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毛那里拿过来了。但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很快在党内引发了分歧。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谁拥有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权威地位，胡乔木认为这个地位非他莫属。他和周扬之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威地位之争。这个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统一党的思想的主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证据。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暴力革命，第二个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基本上是一个不问理论和思想的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实用主义动机，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着眼，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对80年代改革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看法：80年代改革肇始于下面摸石头，摸到石头后由上面认可，认可后再全面推广。所以改革从一开始起，根本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有改革这个口号。当时邓的思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我认为他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执政党在这30多年里，在即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讲得最彻底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了。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被束之高阁，连邓自己都不想实行，他也感觉到这个理论在党内已经很难执行了，阻力太大，执行起来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我的判断是，80年代改革实际的情况是，它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如何突破理论，突破理论所设置的限制。最大的理论限制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当然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充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市场一点点在计划中拓展空间，是下面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这么说，80年代的改革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束缚实践，改革没有理论，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它没有什么现成的思想，没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 　　第三，不争论以后的改革理论谱系。邓在92年南巡讲话中，除了确定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不争论”，即把所有理论之争均搁置起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因为邓不能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那套说法，因为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邓实际上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实践之所以难以顺利进行，障碍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认为邓对这一点是了解的，很清楚执政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束缚了自己前进的脚步。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尊神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经又讲不好，讲了对实际又没有什么用，那索性还不如不讲，所以邓就提出了一个“不争论”。这是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一个无奈之处，他的实用主义派上了用场。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这条血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堵住了中国的改革之路。邓的“不争论”对于民间和地方的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那时流行的打左灯向右拐，就是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的改革从整体看，一直是处在理论和实践分裂的状态，改革的进展实际上是取决于对理论突破的程度。在“不争论”的主基调下，中国的改革迄今形成了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记在邓的名下，实质是黑猫白猫的升级版；另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试图向普世价值靠拢的，后来遇到阻力之后就退回去了；第三个版本就是胡的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版本各管十年，代表了三个执政时期。邓的理论实质是实用主义，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了江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在价值上有关怀，但是没有走下去。到了胡的科学发展观，价值上是一个大大的倒退，纯粹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没有价值观关怀。概而言之，这三个理论版本，都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理念。 　　第四，执政党对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采取了左右不靠的立场。执政党内部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之争。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加以判断，和社会上的左右之分是有重合之处的。比如说邓时期的改革，江时期的全面开放，社会上的评价都认为是右的做法，后来胡的这一套国进民退都被认为是带有左的色彩。但是他们在理论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偏左的，在策略上采取了左右不靠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对左右采取共同打压的立场，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理论平衡。 　　如何来看待执政党对理论的态度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看，这是执政党没有思想的一种表现，没有真正和实践相一致的指导思想，继续执行了一条从毛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改革最终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大思想障碍。 　　明确思想导向，意味着改革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明确承诺的，即要向哪个方面发展，按哪种价值观来确定改革的路径和政策，说到底，是要对社会发展的公理或普世价值明确表态的，而不能是采取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现在是需要确立具有明确指导思想的改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前景，现在所讲的一些话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究竟是一条什么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纲领拿出来，让大家去判断。现在所有人都在猜，左派在猜，右派也在猜，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到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在理论上、在思想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想这个改革的路径一定是不清楚的。 　　四、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这涉及到我们对学界思想状态的一个评价，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讲。 　　1、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我用三句话来概括：80年代的思想，90年代的学术，最近10年的主义。三句话大概概括了改革以来三个10年的思想生产、传播和作用。这三句话也不是我的一个发明，90年代就有一个说法，思想家退场，学术家出场，这大致可以描述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区别。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何为思想？何为学术？80年代的思想指的是哪些思想？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当时所讲的人道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革新。80年代思想的另一脉就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那套话语，还是西方那套话语。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思想，主要的两个大的产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一个是自由主义的重新引进和诠释，它们仍然都是西方的思想，不是来自我们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是我们在评价80年代思想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思想生产，充其量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我看不出还有在哪些领域里面具有区别于这两个领域的思想生产。 　　90年代思想生产主要是以学术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李泽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家退场，学问家出场。这种学术化方式的主要标志是各个专业学科的繁荣，启蒙的宏大叙事不再被继续追捧，代之以专业化的研究，在经济学、历史、法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出现。因为我是在哲学领域，对哲学比较关心。在哲学领域，原来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不同的哲学教科书的改写或重写。而到了90年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均被引进到中国，每隔三、五年，都能看到一些新名词、新人物出现在中国的哲学刊物上。儒学在此期间也有了重新振兴的机会，原来的反传统又被传统反了过来，形成了儒学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么，我们是不是的确可以这样理解，90年代是一个学术繁荣的年代，至少和80年代的学术相比，90 年代的学术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呈现出一个普遍繁荣、全面开花的局面。 　　到21世纪，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普遍沦为了主义之争，这是大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思想和学术重新意识形态化。各种主义大量涌现，最具影响力的主义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古典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在这些主义中，对中国现实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就是左右之争、左右对决。所谓的左右这两个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划分，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已经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冲突的两个主要对立的领域，彼此的界限非常清楚，一讲话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左的还是右的。在微博世界，那些大微们，界限也非常明确，而且水火不相容，这是最近10年在中国所出现的一个现象。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90年代以来的学术生产和近10年来的主义之争，导致的是没有思想的学术和意识形态。为什么？这可以从学术生产机制和学术的内在思想要素上来加以判断。 　　2、改革以来学术生产的主要机制。 　　90年代的学术生产，绝大部分都被置于国家学术生产机制之中，是被权力所控制的学术生产。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学者好像都还没有被控制住，是少数幸存者。国家控制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的官僚化和权力化，所有出版机构都没有任何独立性，学术或知识的生产是有国家标准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思想产品是绝不可能进入正常的出版渠道。国家大规模地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进行资助，通过各种国家课题，基本垄断了学术生产的主体。那些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被国家规定的各种课题一网打尽。凡是符合国家规定进行学术生产的人，均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这是国家和学术进行交换的基本机制。在国家财力充分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对思想和学术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历代历朝都没有这种情况，整个国家的学术生产完全被权力所腐蚀，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工具，这是思想和学术的国家生产。 　　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制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同时，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为学术的生产开辟出一个新的渠道，即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这是在体制之外的，其中也产生过一些好的思想或学术产品，但是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权力控制，资本的图利要求也决定它不可能采取和权力相抗衡的立场，它只能通过一些策略的、变通的方式来寻求学术产品的出版，稍微改变了90年代的学术生态。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出现，包括天则所这样的机构，由于长期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支持，其学术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处在负增长状态。很多学术机构难以为继，好像已经自生自灭了。 　　权力主导下的学术生产机制，怎么可能生产出具有独立性质的思想产品？那些在体制边缘地带或体制外生存的思想者和知识人，也不可能彻底逃脱体制性控制，他要么停止思想生产，要么按照思想的国家生产标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符合国家出版标准。90年代的学术繁荣，完全是一种虚假繁荣，它掩盖的是思想的短缺。 　　3、学术生产的思想空心化。 　　首先，权力支配下的学术生产，因为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偏好，充其量涉及的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满足于工具性的、方法的、功利的、实用的、技术的进步，没有终极价值关怀和创新性的思想创造，尤其是在国家资助下所产生的那些学术成果，绝大部分是学术垃圾，根本无助于中国的思想进步，反而是在不断地破坏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价值信仰。 　　学术生产思想空心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当前的主义之争，实质并不是中国自己的主义之争，而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之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打架，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打架。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来对中国问题进行论述，离开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很多人都不会说话了。中国的主义之争，没有中国的主体性，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许多中国学者都无法前行一步。 　　第三，秋风先生所关注的儒学的重新崛起，看起来是最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重构，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到它是否能够主导中国思想主流，它有关宪政化的叙事和政治化的倾向，究竟能在现实中发挥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我觉得，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秋风的宪政儒学，充其量还没有超过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重新理解。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与没有思想的革命和没有思想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在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全面衰落之后，一方面是完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完全受制于权力体系，沦落为实用主义的工具，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全面反思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最后必然导向一个问题：能否重建思想的中国？ 　　五、重建思想的中国。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是没有思想灵魂的，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的，是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处在分裂和矛盾之中，贯彻行动的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理论纲领和指导思想都是策略性话语。中国的未来前途取决于重建思想的中国，取决于建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取决于建立符合人类正义的价值导向。 　　第一，要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就是建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制度，彻底终止国家控制思想生产体制，放弃思想生产的国家标准，实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的分离，允许思想生产者的自由讨论、写作和出版，保证思想生产和传播的独立性，按学术自由尺度建立思想生产的国家资助制度，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建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制度，中国的思想才能繁荣，才能成为文明大国和思想大国。 　　第二，建立思想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对中国有过一个忠告，“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产品必须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流通和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的开放是思想繁荣的首要条件。从市场角度来认识思想的传播，首先是要破除权力的观念，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天然敌人，是权力的批判者和定位者，依靠权力推广的思想虽然在专制时期能够获得其一定的待遇和荣誉，但是这样的思想绝无可能获得持续流传的生命力，理论的自信不是通过外在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思想市场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思想传播，只有那些满足了人民精神需求和价值关怀的思想才会对人民的行动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力，而那些违背人们正常需求的思想，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 　　第三，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的充分交换，是不同思想的互相开放，是建构多元思想体系，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产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是思想繁荣的唯一源泉。 　　第四，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不是要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更不是要背离普世价值，而是在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起面向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这次提供给专家的两本杂志，在里面我提出来一个中国史观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包括着四个维度。第一，它要以中国史观为指导思想。所谓中国史观，就是说以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撰长期被欧洲历史遮蔽的中国历史，建立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第二，中国主体性思想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第三，以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第四，以实现人类普遍正义和幸福为目标。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主体性思想的四个维度。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并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深化。执政党长期以来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生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基础，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套说法在人民群众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在实际中也发挥不出任何效用。他们继续使用这套话语，是因为运用这套话语能够维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的问题。作为民间思想来讲，我们对这套话语的抵抗和批判，主要还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管是自由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也好，都是属于一套知识体系。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能否走出这对立的两极。我所理解的秋风的宪政儒学，是不是想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介于西方和官方对立的两极之中，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在方法上我认为是可取的，但是要运用这套话语来充分地解释中国问题，我认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对于我们学者来说，中国的思想现状摆在那里，问题或许已经愈来愈清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独立的有价值的思想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思想者之间自由和开放的讨论，充分地交换意见，以此共同促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附：我对专家评议意见的回应。 　　各位学兄的批评很到位，我这篇文章要把它做好的确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问题，就是雷颐兄包括也夫都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国的自主性？如何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和西方话语的关系？我也意识到，如果离开西方现在这套话语，包括概念，那你就没法说话，思想就没法言说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文章里面提到建构中国史观，有没有一个中国史观或者有没有一个欧洲史观？这是需要辨析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就批评我是国家主义叙事，是国家主义这一套话语。中国这两千年的发展，的确是国家主导，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这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是对这种国家主义现象进行研究的，但是你说这是不是国家主义？这恐怕还是两个概念。西方完全是另外一种叙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来源于它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普世价值，要置于中国的语境，这里的确还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困难的话语转换。 　　刚才张曙光老师也讲到了，比如秋风这一套说法，跨越两千年，你又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认为这是中国主体性的东西，恐怕也缺少说服力。我提出的中国主体性思想或中国史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怎样进行知识性的填充和经验性的总结，我现在也不好说。如果说唯一的知识性来源只能到秋风那里去找，显然就显得荒谬了。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积累就是这些，要不就是西方的，要不就是儒家的，除了这些思想资源，找不到别的思想资源能够填充进来，这是当前思想生产的一个大困惑，也是我在文章里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提出的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不能前行一步，对我来讲也同样如此，我也丢不掉这个拐杖，就像大家都在批评我一样，我所讲的这些东西，程序正义也好，工具理性也好，都是西方的韦伯的概念。怎么把这些概念转化为中国的语言或表达，至少是形式化建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更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也夫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些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理论没有生命力。我们检索这一百年里所引进的所有思想，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究竟何在？面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还不能说对自由主义充满一个乐观的预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局限性一方面是我们体制所打压的，另一方面，是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提出了一些思考，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需要完成哪种转型或者话语转换才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倾向于也夫刚才对我这样一个评价，我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我们中国缺少思想，或者缺少大思想家。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思想家，在座的各位我觉得都达到了这种水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制度的一个批判。这些年来，我努力发扬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着眼于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批判。这个权力结构既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法律约束，更没有道德约束。我们再进一步看的话，它没有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关怀。如此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太危险了。我的问题意识就在里，并不是纯粹考察我们学界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说西方这套话语体系不能有效地用来论说中国问题，而是说中国的革命、改革和整个制度安排，的确是没有理论规范，没有纲领，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方向，纯粹是用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文章的重点还是在于对制度弊端的批判，挖掘这个制度弊端的各种各样的根源，既有它制度上的根源，也有思想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