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骞：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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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骞：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

作者：孟令骞      时间：2013-08-16   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60多年中，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将“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标志性符号。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1947年12月底，大雪连旬。曾外祖母被逼去邻乡亲戚家找浮财减罪，跌死于雪岗。周家的户主周春富，在两次划成分中被划为富农，因有小作坊被划做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复县土改前国共两党的你来我往争斗被称为国共拉锯。其后的土改又被称为流血斗争，简单、粗暴。究其原因，一是东北内战在即，动员农民参军火急；二是土改队如同今日拆迁队；三是分土地或抢浮财令盲从者人性阴暗……当地档案工作者刘宝贤接受我采访时说，实际有1900余人，死于那场暴风骤雨中。但在档案文字上只用三个×代替。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文革”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文字，高玉宝作报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 　　虽然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这一点，搜索他作报告的当地媒体新闻报道可以知晓。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作家神话背后 　　高玉宝一书是如何写作的，“半夜鸡叫”是怎样来的？ 　　我为此翻阅过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的所有合订本，并三次探访高玉宝，但得出结论都类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说来，此时的高玉宝恐怕还在文盲之列。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高玉宝等人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不仅对全军全国扫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工农兵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文学正史无前例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在总结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时，直接将高玉宝一类的文盲作家归为“描红作家”。我曾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寻找当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踪迹，得出结论：此言不虚。 　　1950年代，与高玉宝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来了》前后修改近40遍。后来陨落乡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时间写过的20多篇小说只有一篇为个人创作。而高玉宝写出《高玉宝》后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班学习，却一连40年没有出作品。期间，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为另外三人执笔他一人署名。 　　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 　　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成？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我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中，荒草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得到的信息。这期间我又奇迹般地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理编辑、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曾指导高玉宝写作。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我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去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后人。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 　　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作者为辽宁省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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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正：《半夜鸡不叫》：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作者：高大正      时间：2013-03-19   来源：春城晚报

	2009年刚开始，一本书诞生了，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半夜鸡不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刚一露面便在网上掀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不奇怪，如果你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也会和许多网友一样激动，因为它的内容和那个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地主代表而出现在课本里的周扒皮有关，作者孟令骞，正是周扒皮的曾外孙。 要说《半夜鸡不叫》还得从《半夜鸡叫》说起。60年前，一个叫周春富的农民，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消失在辽南农村一个小屯子里。后来，那里走出了一位文盲作家，写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周春富被原名原姓写进书中，绰号“周扒皮”，他为役使长工多干活而半夜学鸡叫的故事，曾让几代中国人家喻户晓，而周扒皮，一个被特殊年代征用的词语，至今仍顽固地与现实社会发生着联系。 面对着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记忆，面对着网络上如潮的争议，记者（简称记）对作者孟令骞（简称孟）进行了一次专访。 写书是对家族的负责 记：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孟：我是一位70后，以前做过几年记者，后来在大连的广电中心做报社的管理工作。人应该反思，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我观照，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我就是想知道事情是怎样的，这样做既是对家族负责，也是对绵延60年历史的一段往事做个解剖。 鸡在半夜里叫不叫是个问题 记：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 孟：“半夜，那只鸡叫和没叫”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当然要在书里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但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本叫《高玉宝》的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就叫《半夜鸡叫》。里面讲的故事在中国起码有两代人耳熟能详。这本书发行大概有500万册，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被编进了动画片。在后来特殊的年代里，成为阶级教育的典型。它因为取自真人真事真地点，因此“半夜鸡叫”至少让两代中国孩子深信不疑。 记：这么说，你这本书首先想告诉大家的仅仅是个常识？ 孟：我在书中既要回答半夜鸡不会叫这个常识问题，又要讲清楚“半夜鸡叫”的荒唐是如何形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开足火力宣传一个文盲出身的人，他用画字的形式写书，写出了旧社会的黑暗。这个神奇的人就是高玉宝。很多人对这个文盲作家写的《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倒背如流。同时对书中介绍的那个高玉宝家乡的地主周扒皮恨之入骨。 周扒皮的名字周春富，他其实被原名原姓写进书里，周扒皮在书中是地主周春富的绰号。典型坏事之一是不让高玉宝读书。典型坏事之二是半夜学鸡叫让长工上山干活。 周扒皮 在财富榜上排在2000名之外 记：我在你的书里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周扒皮的周家大院，那个破旧的院子就是周扒皮自己住的？ 孟：说起来心酸，这个照片就是我太姥爷周春富当年的房子。当时的瓦房店地区，原来叫复县。境内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当年的头三号地主都是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只属于富农行列，拥有土地不到200亩。现在你可以算出周扒皮当时在财富榜的位置了，最起码排在2000名之外。 当时复县土改时曾三次划成分。周春富第一次被划富农，第二次被划双富农，第二次被打死，最后一次纠偏重划富农。混进四大恶霸地主之中，只因《高玉宝》这本书。所以说周扒皮是中国最有名又最名不符实的地主。 《半夜鸡叫》 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 记：《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出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根据你书里说，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竟然不是高玉宝？ 孟：《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真正的作者叫郭永江，笔名叫荒草。证据之一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高玉宝》后记里写到郭永江曾帮高玉宝改稿；证据二是郭永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时曾提交了一份声明给当地文献学会，说他就是《高玉宝》的真正作者。 不关心翻案只关心真相 记：有人认为你是给周扒皮翻案，也有人认为你是在作秀。 孟：写书时肯定没想到什么作秀之类的东西。不过先前在互联网上，就几次看过一些关于“半夜鸡叫真相”之类话题的讨论，在“左派”、“右派”相互口诛笔伐之间，我听到了一种最理性的声音：公道自在人心，时代给予人以话语权。我不关心谁在翻案，也不关心为谁翻案，我只关心真相。 将真相还原，我借此或可澄清一段家族往事，洗涮曾经的苦涩，慰藉亲人的灵魂，也可借此化解某些人的情感冲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会为今天一些中国人的视野做些擦洗，透过历史的迷雾去思考百年风云中，各种人物和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网上被网友恶骂 记：有一种声音，说是周扒皮是一个文学形象，意思周扒皮只是一个地主代表，说你没有必要对号入座，甚至有人说是你非要靠上周扒皮，想借着名人出名？ 孟：你问得很客气了。网上有更激烈的骂我的话。骂我在吃棺材本儿。说到周扒皮自然要说到《高玉宝》这部书。这部书在1950年代初期，先是发表了《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章节后，才于1955年结集成书的，取名集作者、书名、主人公于一身的《高玉宝》。当时就是要批判旧黑暗歌颂新光明，突出人民军队大熔炉的伟大力量。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一个文盲战士身上，其教育意义和典型性不言自明。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和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的真实性从没有让人怀疑过。在刻画中国四大罪恶地主的作品中，也只有这两者完全取自阶级对立方的真名真姓。而另外两个作品中的罪恶地主，《白毛女》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的原型却在后来的阶级冲突和对立中虽被典型化却少有人对号入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人叫黄世仁，也找不到一个人叫南霸天。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安在真人头上的。 儿时打听周扒皮被母扇耳光 记：你是何时知道自己和周春富有关系的？后来家人都有什么影响？ 孟：我第一次知道周扒皮是在小学《半夜鸡叫》的课文里。母亲嫁出去20里外也未能幸免。在家做闺女下地干活勤快的她总得不到满工分。嫁到父亲家时刚一下驴车迎亲人群就一声嘀咕：这就是周扒皮的孙女。母亲立刻红了眼角。村里放露天电影演的是木偶戏周扒皮，生产队里专门用大喇叭通知父亲和母亲去看。那场电影好像所有人不是来看电影而是来看她和父亲，而母亲她一直在看板凳。那压抑让人喘不过气。后来母亲落下病来总是无端的心悸、心跳快。 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小时的我基本上快乐无忧。许是父亲是老师的原因，上学前我就会很多字了。邻家几个大孩子上学了，我经常去借书看。他们家小木匣里的小人书我几乎都看遍了，就去看大孩子的语文课本。有一天突然他们要我看一篇课文，那字几乎都认识，就猛读起来。看着看着我嘿嘿笑起来，那大孩子也嘿嘿笑起来。后来跟屯里孩子吵架，对方见吵不过就骂周扒皮周扒皮，弄得我莫名其妙。跑回家问谁是周扒皮，被母亲一巴掌封了嘴，她边哭边喊咱家不是周扒皮！不是周扒皮！这是小时候的耻辱。上小学五年时老师也特意让我第一个朗读《半夜鸡叫》。 母亲不希望儿子调查 记：父母都应该安在吧？父亲怎样看待母亲，他们对你写书支持吗？ 孟：母亲作为黑五类子女从小胆小怕事，她在2006年因心脏病去世了，这是我的大痛。父亲还康健，是位教师。他们从小指腹为亲，在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中相濡以沫。母亲在世其实不希望我调查那些过去的事情。原因很多，一是历次运动后遗症；二是感觉到儿子力量单薄，担心儿子为此付出某种代价；三是不愿意触及痛苦的记忆。现在书出版了，也是对母亲的一个告慰。不过，母亲2006年去世后，父亲酒喝得渐渐多了，他希望我秉笔直书。 准备了5年写了一年 记：你构思了多久，何时有写书的冲动？又用多久完成了稿件？在出版问题上花了多长时间？ 孟：不能说是构思这个内容，而是基于了解事实真相出发，从2003年开始我就有写这个的念头，为此准备了5年时间。只是具体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大背景下还原，这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从杂乱到理性，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越来越多的线索集合时，我渐渐感到了真相的清晰，具体事件2007年年底动笔，大概写了近一年时间。稿子写完后我决定不在网上发，而是采取出版的方式，当然这有面对白纸黑字的勇气。而且我要选的就是大出版社，以正视听。 尊重高玉宝心情很复杂 记：在你的书里，好像很少谈到你个人对高玉宝的真正印象和评价，你对高玉宝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孟：从年龄上讲，我很尊重他。历史有很多偶然。当年高玉宝和周扒皮都在复县很近的两个屯子居住，现在我和高的居住地也很近。我对高的心情很复杂，希望你能理解。在传统意义的中国，一个晚辈对长辈指手画脚是大不恭。我真不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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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

作者：余玮      时间：2013-01-15   来源：《人民文摘》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 　　泥塑《收租院》与刘文彩无关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1965年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 　　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主要是介绍刘文彩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文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2000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文彩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文彩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愤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文彩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文彩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文彩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塑造出来的黄世仁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八路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秘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创作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南霸天”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半夜鸡叫》子虚乌有 　　再说周扒皮。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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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衍：历史课




作者：林衍      时间：2012-09-06   来源：中国青年报
   
  　　18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迎接他们的，是提前到来的高中第一堂历史课，以及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8月30日，江苏省扬州中学，历史老师王雄笑眯眯地望着讲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刚刚经历中考进入这所省重点高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他指了指黑板，“大家都可以回答，要记住，很多问题没有对错。”


　　“我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戴眼镜的男生最先回答。另一个则接着说，“历史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客观的，另一种是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比如日本和中国书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站起身来发表意见：“历史是开始、繁荣、衰败，又开始、又繁荣、又衰败。”最后，他干脆斩钉截铁地下了个结论：“历史就是一个圆。”听到这里，他的同学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就连这男孩自己也抿着嘴笑了。


　　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雄提出下一个议题，“同学们能用画画来表现当下的历史吗？”


　　几分钟过后，同学们手里举起了各种各样的画。其中一个大眼睛男孩用黑笔画了许多个小圆圈，又用一个箭头指向了底部的大圆圈。“这是刚才发生的历史，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历史。一开始会有好多个答案。”他指了指那张画，“但最后，我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统一答案，就像这些小圈最后会变成一个大圈。”


　　“统一这个词，要谨慎地用。”王雄望着眼前的学生说：“再想一想，这堂课，我们真的有统一答案吗？”


　　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总结，他便突然笑着点点头，“大家鼓掌，这堂课结束了。”


　　显然，没有人预料到这堂历史课会这样突然地结束，学生们愣了几秒钟，教室里才响起掌声。


　　对于新生们来说，除了知道这位历史老师的名字，王雄的一切都还显得很陌生。他们并不知道，王雄2006年就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他的一堂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


　　他们也不了解，这位老师将历史课视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入了“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性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


　　其实，在新学期第一课前，王雄就预想过，刚刚参加完中考的孩子们很难这么快就接受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课。与他想象中一样，课后，3个学生自愿留下来做扫除。一个黑瘦的男孩一边擦着黑板，一边扭过头说：“我觉得这堂课没什么收获。作为一个老师，他总应该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


　　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来答题


　　如果回到20多年前，给出“标准答案”对王雄来说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当时的王雄尽管年轻，却已经是扬州中学很受欢迎的历史老师。他能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和春秋战国时的地图，还善于讲述秦始皇、唐太宗等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


　　曾经有一次，王雄在课堂上生动地讲了拿破仑的故事，结果再到课间时遇到学生，大家都改口直呼他为“拿破仑”。


　　不过，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生活之外，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已经在王雄的脑子里发酵起来。他记得，当时的课本教材在内容选取上以近代革命史为主，古代史和现代史都很少。而在世界近代史部分，则会浓墨重彩地讲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章节，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这些出现在历史书中的语句和政治书上的表述并无二致。


　　苏东剧变后，有学生拿着历史课本找到他，“不是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吗？”无奈的王雄只能对学生说：“苏联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1992年的时候，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那时，历史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有八大优点”的表述。“有的老师想不通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吗？”那时候老师们都住在筒子楼里，王雄记得，历史老师常常会和政治老师坐在一起交流，而政治老师往往比历史老师“还难转过来”。


　　“我觉得历史不是政治啊，但是当时的历史课本就像是在用历史证明政治。”王雄并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在大学时，他有一位很尊重的老师叫程敦复，老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治学极为严谨，讲授《尚书》时，经常要花上一节课时间来讲解一两句话。


　　让王雄印象深刻的是，程敦复坚持西周封建论，这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战国封建论相抵触。“他反对教材的讲述，但他会认认真真地反对，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对。”在程敦复的课堂上，王雄第一次接触到了学术冲突。


　　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王雄很快就发现，某种简单化思维深深地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比如，评价历史人物只有功和过，评价历史事件只有进步和局限；谈到革命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谈到中国为什么落后，必是西方列强的侵略。


　　还有一句万能术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像‘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这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这句话答题。”在王雄的记忆里，很少有学生会提出疑问，老师们也并不会多问学生是否理解，只要符合标准答案就打一个“钩”。


　　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扬州中学历史组中，很多老先生保持着做学问的习惯，每天晚上都会自觉来到办公室读书或讨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王雄渐渐形成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治学态度。那段时间里，他先后阅读了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等多部不同流派的学术书籍。


　　1995年，王雄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历史的理解与理解历史》。在那一年11月2日的读书笔记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灌输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求人们背诵，不论是否理解，先去背诵，当你会背诵了，灌输就成功了……怎样让理性回到人们身边呢？主要是要让人们质疑，质疑是理性的基础……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质疑能力。”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


　　在王雄所带的班上，同学们都喜欢称呼这个爱戴棒球帽、穿361度帆布鞋、骑着儿子的旧山地车上下班的历史老师为“老小伙”。而在这个“老小伙”身上，寻找到质疑精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讲述甲午战争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教材中使用的图片是电影《甲午风云》里的截图；在为一本由中学生撰写的家族史文选写序言时，他也直言不讳地作出“传统历史课本上没有人，只有人名”这样的论断。


　　有一次，扬州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找到王雄，请他为孩子们上一堂历史课。王雄痛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但他很快发现，按照课程标准，这一章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企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这个班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外地农村，有的家长就是因病下岗而致贫的。


　　“老师应该真诚地面对学生和历史，在他们面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话我讲不出口。”王雄说，后来他将一本《小岗村的故事》带到了班上，从小岗村讲起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经上过一堂公开课，内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站在讲台上，年轻的王雄决定以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讲述这段历史。他将那堂课的重点放在权利法案的阐释上，并给出自己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没有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之所以成为近代史上的帝国，真正的基础是法治而不是革命。


　　公开课结束后，听课的老师们集体坐在那里，沉默了大半天。最后，除了一个女老师觉得这种“违背教材”的观点算是一种探索外，其他老师则“全都在批评”。


　　这次经历让王雄“难过了很久”。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有些地方并不容易讲通，学生们却很少提出疑问。


　　在王雄的第一批学生里，一个叫顾江龙的男孩子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如今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提起王雄，这个年轻的历史系老师有点激动，他仍能清楚地记起，王雄送他的第一本书是《世界著名体育小说精选》，也记得王雄将学生们带到屋顶上讨论，还把望远镜递给他看星空。


　　而对于老师的困惑，他也深有感触。顾江龙经常告诉学生，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于历史的解读往往是多种观点并存的。但他发觉，一些高考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却往往“转不过弯来”，总习惯追问一个“绝对的结果和绝对的对错”。


　　1998年年初，扬州中学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美国的历史教师詹妮丝博士。这位胖胖的女士曾经到20多个国家讲学，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讲授过历史课程。为了了解海外的历史教学情况，王雄专门请詹妮丝吃了顿午饭，并和这位前辈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


　　“我很想了解你们在中学里主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学？”王雄直接抛出了问题。


　　詹妮丝告诉年轻的中国历史老师，美国历史考卷的题目很少能在书上找到现成的答案。王雄记得，詹妮丝举了这样一个题目作为例子：烟草工业是美国变富的原因之一，而烟草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你们会教给他们统一的评价标准吗？”王雄好奇地问。


　　“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教师只能教给他们方法，如寻求资料支持、逻辑论证等。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詹妮丝博士强调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违反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引起学生与家长的投诉。


　　在这次长谈里，王雄还了解到，美国有很多种教材，可供教师选择的余地很大。至于美国的学生，则习惯了在辩论中研究问题，而他们“非常怕记历史年代”。


　　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事实上，从和詹妮丝谈话开始，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研究的视野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


　　有一回，在一本杂志上，他读到了一位华裔家长所讲述的美国历史课故事。


　　那是一堂讲述“独立战争”的历史课，老师达塔在课上宣布：“由于教学经费紧张，本来是免费提供的课堂用纸，今后5分钱一张。现在，大家拿钱来领纸，准备小测验。”


　　教室里一阵骚动，孩子纷纷嚷嚷：“这不公平，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为什么要5分钱一张？商店里真的不是这价钱啊！”、“怎么别的老师不收我们的钱？”


　　“对不起，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办。”达塔没有理会那些“憋红了的小脸”，坚持要收钱。包括这位家长正在读六年级的小孩在内，很多人都无可奈何地拿出零用钱。一个叫艾米的女孩刚开始很坚决地抵制：“我就不交钱。”但最后也只能交钱领纸。


　　考试开始后，事情发生了转折。闷头答题的学生们发现，最后一题写着：“关于花钱买纸的事，不是真的。写出你当时的感受。”


　　“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得低头不看他们才能继续装下去。好几次我都快憋不住了，但还是忍住了。”历史老师达塔不久后便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家长，“我是想让孩子们得到那种感受，当英国议会决定向殖民地强行征收印花税时人们的心情。”


　　而这位老师所遵循的，其实是美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学大纲中的指导性原则：程式化的理论不能帮助儿童学习如何评价历史。


　　某种意义上，这个原则也影响了王雄日后的教学生活。


　　在高三学生商蕴清的印象中，王雄将近一半的历史课都是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展开。在讲鸦片战争时，王雄就将教材里的资料、来自英国史学界的论述乃至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上书都提供给了学生，“却从来不要求我们必须选择相信其中一个”。


　　最常见的情景是：王雄斜挎着一个特别大的书包走进教室，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堆大部头的书，“哐哐哐”地摞在讲台上，再分发给各组开始讨论。有时候，王雄还会将快绝版的线装古籍借给学生，书上还有樟木的味道。每次借书时这位“老小伙”都会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很贵的哦，一定要还哦。”


　　商蕴清还记得，几乎在每一节讨论课后，王雄都会布置一篇历史作文，并要求学生们论从史出，养成做引注的习惯。而王雄在批注里最喜欢写的话就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你同意这句话吗？”、“是否有论点支持？”有一回，商蕴清在作文里习惯性地抄了一句“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王雄用红笔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并在评语中写道：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在外开会的时候，也有的历史老师会直率地对王雄说：“我们有个想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的教学方法不错，但是考试怎么办？”

　　事实上，王雄曾经带过13届高三班，而高考成绩总是可以稳定在年级的前两名。在王雄看来，高考恰恰是“最容易研究”的东西，他曾经把命题组所有老师的研究方向都钻研过一遍，甚至会组织学生自己出高考题。


　　“我会告诉他们，课本上的内容往往代表着一种观点，你应该了解它，但不一定信仰。”王雄总结道。


　　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此。


　　2005年，已经成为扬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的王雄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一场与公民教育有关的公开课。


　　“你参加过投票吗？”


　　“你参与过表决吗？”


　　“你参加过讨论吗？”


　　“你认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会有区别么？”


　　“如果有学生被禁止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合适么？”


　　当时，王雄在公开课上这样发问。随后，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吗？”


　　和王雄共同投身到公民教育活动中的同行，还有好几位都在江浙一带教历史。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利用假期结伴去北大听讲座，从头学习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


　　“突然觉得课本上的很多东西自己都不懂了，什么叫法治，和法制有什么区别？什么叫民主，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什么是私有财产，该不该保护？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都是一笔糊涂账。”47岁的王雄指了指自己微秃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通宵学习，而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掉头发。


　　王雄曾看过一本介绍英国历史教学的书。早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学历史干什么”的问题，而在争论中，“教材应该写进什么内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当时的感觉是，咦？发达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王雄回忆道。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盟军曾经在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其中，德国曾为了停止使用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而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全国的教师和学生则用墨水和剪刀删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在史上被称为“墨涂”。


　　这场世界性的历史教材反思潮中，一种观点在讨论中成为主流——让学生学会反思和批判性地评价国家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2005年，江苏省的中学历史课堂迎来了新课程教改。王雄记得，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明确提到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这种变化也出现在了王雄的课堂上。新课程教改开始后不久，王雄就要在一堂课上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选择让学生看这样一幅战场画面：远远近近的妇女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辨认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一位老妇人站在一具士兵的尸体旁，弯着腰，举起双手。


　　其实，王雄本来的用意是想让学生们摆脱单一思维的战争史观，看到战争背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但讲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扭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后来，语文老师告诉王雄，一位坐在前排的女生把这一幕写进了自己的作文里。


　　“这些学生，很理解你。”语文老师对他说。


　　随着新课程教改启动，思想史作为专题教材出现，其中有一章讲的是古希腊哲学。


　　王雄清楚地记得，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包括讲授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让他想起，在过去的革命史中，人物往往是为“国家大事”而存在的，这样的历史观蕴藏着特殊的价值目标：只有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普通人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


　　王雄试图在课堂教学里摆脱这种英雄史观的束缚。


　　在人物选修课中讲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给学生们展示了几张不同的照片。其中包括法国留学时的邓小平、刘邓大军里的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以及南巡讲话时的邓小平，而学生们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却不是这些，而是一张邓小平晚年的照片，他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孙子顽皮地趴在他身上。


　　“过去讲伟人都是仰视的史观，而公民教育并不需要这些。”王雄说。


　　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传授什么，代际间就会流传什么


　　在王雄的历史课上，改变不止这些。他的上一届高三班学生尤文恬记得，上王老师的课记不了多少笔记，黑板上总是写满了同学们自己的观点，“一到考试的时候甚至需要拿别的老师准备的讲义来复习”。但是，在她参加的那一年高考里，出现过一道题目新颖的开放式小论文，“很多同学都傻了！但我们却有很熟悉的感觉。”


　　对于其他班级习以为常的默写，王雄也不怎么“感冒”。有一回临近高考时，历史课代表在黑板上写下了“今晚历史默写”的字样，结果马上有同学惊呼：“这是属于王雄的第一次默写啊！”


　　一次上公开课，讨论到历史教材的话题，一个学生大胆地用了“枯燥无味”这个词。王雄激动地回应说：“太好了，我们应该这样，去真诚地触摸自己的感觉，有勇气说出真话。”


　　另一次公开课，一个慕名而来的女教师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儿子来旁听。结果王雄径直地走到小男孩面前，用“极具蛊惑性”的语调问道：“小朋友，你说，历史是什么呢？”


　　“历史，就是埋在土里的东西。”小男孩童言无忌，王雄则带头为他鼓起掌。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教学方式。


　　商蕴清记得，小组讨论时有一个同学从来不发言。商蕴清曾经问她原因，她无奈地说：“都怪初中老师，那时候提问题，站起来后答不出来就罚站，从此再也不想说话了。”


　　在王雄看来，老师对待教科书和学生的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公民人格的塑造。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学历史教育心理学》中这样写道：“说得直白一些，我们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如果我们只注重说教，他们也会认同说教，他们在成人以后也会像我们一样坚持将说教向后代传递。那么，今天我们自己的偏差、缺憾，甚至混乱的思维，荒唐的举动都会在代际间流传。”


　　去年，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的主题是“历史教育与学生的公民素养”。王雄特意选择了《辛亥革命》这一课，作为年会上公开课的讲授内容。


　　在传统的教学习惯里，这堂课的重点应该放在革命的原因以及革命的意义上。但王雄希望换一种方法讲述这段历史，为此他琢磨了整整一个暑假，却连一个字的教案都没有写出来。最后，一个偶然的灵感才“救”了他。


　　公开课上，他引导学生讨论《钦定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的不同，还让每个小组的学生都用身体雕塑的方式表演两种场景：一个是在皇宫里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景；另一个是在国会里议员们的开会状态。


　　一个饶有意味的结果是，学生们大多用“大臣跪拜皇帝”的形式定格皇宫里的情形，而转到国会议员们的角色时，高中生们便迅速营造出了“举手表决的开会情景”。


　　王雄为这节课确定的主题是——共和时代已历百年，下一个百年，我们将如何度过。


　　在后来写成的“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王雄这样写道：“仅仅有《临时约法》并不能改变很多人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共和国建立起来与国民的习惯行为有关，换句话说，真正的制度变革需要的是每个公民从行为上改变自己。如此，公民才成其为公民，共和国也才成其为共和国。”


　　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去年年底，王雄参加了一个关于高中新课改课堂教学的交流会。当时，几位校长轮番在台上纵论课改。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跑到主持人那里问：“我能问个问题吗？”主持人把话筒递给男孩，并鼓励他说真话。


　　结果男孩一张嘴就哭了，他说：“你们在谈新课改，可是我很辛苦……”


　　这一幕被王雄记录下来，放在了题为“男孩在校长的舞台上哭泣”的博文里。后来，一位历史老师在后面留言道：“我也是教历史的，而且也很喜欢历史，却教不好学生……现实很残酷，学校、家长是要成绩的，只好匆匆画要点、重点、考点……你说，怎么办？”


　　对此，王雄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尽管新课程教改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很多历史老师仍然将“考得好”等同于“教得好”，而很多学生也会将“考得好”等同于“历史好”，总之就是“只要能上大学，什么都不要管”。


　　他发现，仍然有不少教师习惯于备课时将复杂的内容编成一个或几个朗朗上口的排比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一些历史老师会翻出新教材中已经大幅删掉的简单化结论性语句，重新总结成篇，再教给学生。


　　更令王雄心痛的是，他曾听说，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有的教授让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上眼睛把中学学的历史都清空”。


　　王雄觉得，这种中断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感慨道：“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正处在说得太多做得太少的时候，很多历史老师在理念上认同改革，差的不是智力和思想，而是勇气与承担。”末了，他又补上一句，“我们不要去推诿，否则对不起这个时代。”


　　事实上，就连王雄本人也曾遭遇过不小的压力。曾有好朋友在酒桌上不客气地对他表达过反对，还有家长写信给校长批评他。在一次月考之前的单独谈话里，商蕴清曾经提醒王雄：“我听到班上有一些不满的传言，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你这种教育方式。”


　　王雄笑着对她说：“你们是我从高二就带起的学生，以前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早地带一批学生，到高三了就不太有时间做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在高二就能培养起一种历史思维，为的是超越高考，而不是应付考试。”


　　8月30日那堂历史课上，王雄照旧布置了历史作文。第二天，学生们的作文交上来后，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写道：“如果这么教，以后我们考试怎么办？”


　　“我有点儿难过，没想到应试教育的能量这么大。”王雄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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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周扒皮原来是个厚道人

作者：杜兴      时间：2008-08-15   来源：国家历史

	（图片1说明：1951年，土改中，农民斗地主。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土改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变化，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民国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3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 “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图片2说明：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郊13区深沟村，农民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这一分析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依据，但是按此判断，周春富似乎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学者黄宗智则把这类人，称之为“经营式农场主”--他们雇佣了3到8个，耕种100到 200亩土地。在黄抽取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内部曾提出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内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同样在黄店屯，拥有40多亩地，10口人的阎振明家，被划为中农。阎振明回忆，黄店屯以及附近三个屯，有300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六七户，贫农和雇农不到20户，其他都是中农。 （图片3说明：1952年10月中南区土地改革展览会展品：广州市郊，斗地主会场。） 批斗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 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 “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 “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图片4说明：2005年5月15日，高玉宝在浙江省台州市与来自温岭市城东民工子弟学校的少先队员交谈。高玉宝着有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其中的《半夜鸡叫》是名篇，刻画了 “周扒皮”的形象。 ）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 “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 ……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 “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 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