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教育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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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中国教育病理

作者 | 李北辰   发表时间 | 2013-12-09   来源 | 华夏时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教育已“病入膏肓”。北大教授郑也夫在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等多个角度，为中国教育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其中一些观点颇为犀利，譬如“素质教育是一个空洞的词汇”、“高校扩招是通吃社会各阶层的障眼法”……

日前，郑也夫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

在谈及中国教育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汇莫过于“应试教育”——这个尽人皆知的现象，而作为其对立面，“素质教育”被更多认为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但在郑也夫看来，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素质教育是模糊的，其本身的模糊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我看到多数素质教育的说法中都包括两个‘全’，其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其二是全面促进学生发展。”这两点都令人生疑。

提及素质教育，一个常见的思维惯性是，那是在说音乐、体育、美术等“副科”的发展，但郑也夫提出的疑问是：“主科的教学不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素质吗？甚至无妨做个差强人意的、硬性的比较，主科与副科在提升学生素质上谁更重要？语文和数学在智力构成中不是更重要的素质吗？为什么音乐、体育、美术更属于素质，而语文、数学似乎不在其列？……如果承认主科教育当下的严重不足，副科的加入可以改善主科的不足吗？”

在郑也夫看来，应试只是中国教育的病象和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教育承担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改变社会地位。二者毫无疑问是关联的。能力高的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岗位，无疑是合理的……但能力高下的判定是个难题。困难之一，长期细致的考察是不现实的，是紧迫的社会生活所不能接受的。困难之二，要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挑选能力出色者。因此一种简化机制——考试，势在必行，成为筛选的重要手段。而一旦挑选极大地倚重考试，考生和学校就会将注意力聚焦于考试，进而将学习从致力于能力的提升，转化为侍奉考试能力的提升。就是说，教育所承担的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提高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渐生抵牾，后者最终压倒前者。”

郑也夫为中国教育开出的“药方”，是“分流”和“放权”，但这似乎并非易事，毕竟教育问题是嵌在社会问题的框架里的。

“我认为国人的特色决定了，我们能颠覆每一种考试——从语文、数学到托福，我们能颠覆每一种制度，我们太善于钻制度的漏洞。这是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向我们呈现的同一的、坚硬的事实。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激发众人的积极性，致力于大小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前景将是极其悲哀的。”郑也夫说。

多样化教育

《华夏时报》：中国教育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郑也夫：病灶就是“学历军备竞赛”。我和“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提出者的分歧体现在不同的关键词及其后面的思想方法。素质教育提出者认为端正认识——将指导思想从应试转变为素质，问题就解决了。而我所说的“学历军备竞赛”昭示着一种态势。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态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可能奢望，靠说教改变人们已经被存在决定了的意识。我开出了两个药方：分流和放权。只有分流，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才能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只有放权，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教育，唯有多样化的教育才能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并且多样化的教育也能适度缓解因单一而加剧的竞争。

《华夏时报》：提到职业教育，为什么中国职业学校输出的学生与企业的需求很难达成一致？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

郑也夫：人家的职业教育是学校与企业共办，学生每周五天中有三天是在企业学习，学生的能力想不符合企业的需求都难。这是最好借鉴的。当然也要彻底改造。人家的职业学校是受教育部和产业部的双重领导。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培训学生的企业，企业每接受一个学生就从政府获得一份钱，当然企业需要有培训资格。我们这里是钱都给了学校，然后希望企业学雷锋。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国教育体制是过于市场化还是过于行政化了？

郑也夫：中国教育的特征是行政化。利益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中国教育的利益化是和行政化挂钩的，就是腐败。为什么初中、小学都要搞重点，原因之一是办校者可以寻租。反对行政化，不是说教育要全面市场化。义务教育是拒绝市场化的，但决不意味着一定走向行政化。小学、初中的教育中可以有一点市场化，即允许私立学校。

《华夏时报》：你心中认为的最理想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

郑也夫：我希望见到教育的多样性。无论是民国还是国外，都要比我们多样。我们完成了大一统的极致。教育的大一统当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问题是我国的经济生活在摆脱大一统上要比教育好太多了。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保留着公办、民办、大规模、小规模、超小规模、男校、女校、混校、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各类职业学校，等等，即使不做刻意的实验，它们的实践也天然地构成无数类型的实验。其各自得失可相互借鉴。某一学校的失败，无伤大体，还可以警醒其他学校。若全部学校是一个模式，想开创新路就必须实验，而每一次小规模实验后的经验在全国付诸实践都是天大的挑战。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我们的很多制度，不是僵尸是什么？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互联网会改变学堂教育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正在弥漫的所谓“大学无用论”？

郑也夫：我不清楚他们这么说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说是指就业，罪魁祸首在于扩招。招生数额超过了社会需求，当然找不到工作。这信息反馈给社会，或许会让扩招降温。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即所有人读大学都是完全无用的。当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学的学习导致同学们厌学，即这说法是厌学后的牢骚。不明白含义，无法准确应对。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郑也夫：从高考改革的长远方向看，高考应该是全国统考，而高校自主招生，统考的分数是他们考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是全国统考。高考科目中不应该有外语，这也是国外的普遍情况。因为外语不是判断智商的好工具，且日后很多人工作中不用外语，花大功夫学外语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必定还会有不少人学外语，那时大家会看到脱离考试的、为了真实能力的学习。短期内可以考虑报考二本以下高校取消外语考试。再有一点就是高考应该是一年多考，它可让学生在短期内榨干自己的潜力，既消除偶然失误的不幸，又减少了复读时间，美国SAT考试一年有七次机会，你随时可以参加。并且随着一年多考，要建立公共考场，考生的考场由电脑在你家附近安排，不一定在本校。

《华夏时报》：在未来，互联网是否会进一步颠覆传统的学堂教育？

郑也夫：会的。互联网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也无法逃脱。现代学校教育是个历史现象，有开始，有终结，不是永恒的。当然在未来，学校教育可能还保有一席之地，也仅此而已。教育将不是学校一统天下。互联网将使因材施教的理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互联网还将帮助徒弟找师傅，帮助师傅找徒弟，帮助趣味相投的两代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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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杨东平：中国教育病理药方导语：围绕中国教育的话语，概括其病症的最流行词汇莫过于“应试教育”，指示其出路的最高频次的词汇当推“素质教育” ，“消极的教育观”，在这个高度竞争，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可能做出哪些实质性的改变？
教育要消极一点，对孩子成长不能太干扰
郑也夫：第一个观点，我自己主张和提倡消极的教育观。怎么讲？我们从事的所有工作都应该积极进行，绝大多数工作都应该积极进行，但也有少数工作不能积极进行，比如家里要养花，不能太积极，太积极可能就养死了，我想大家直接间接地对养花有所了解。再有是看某一种病，我的亲属去肛肠医院看病，肛门出点问题看看，对此病人和大夫有共识积极地进行治疗（动手术）。手术完后，我听见大夫跟病人交代，回家后每天要清洗、敷药，但此后不要太勤了、别太积极了。我觉得这话深得很深刻，养花和去肛肠医院治肛门不能太积极，因为这是生命，是器官，它们本身有自己的自主性，能够自己运转和康复。当你面对学生和孩子时也一样，他们是更复杂的生命，是一个小宇宙，在想一些事和做一些事，对一个孩子不能太干扰，让他们像花一样生长，他的基因赋予他的生长，如果老是干预就会影响生长。我的父亲养花动辄就换一个花盆，这个花好几天不能生长，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不能太积极，消极一点，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生命。
郑也夫
为什么要消极一点？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要，认为工作决定孩子的成就、方向、一生，没有那个事。有两个字眼：一个是“教”，一个是“学”，它们非常不平衡。我主张“教”消极一点，重要的是“学”，学生愿意学，有兴趣有积极性一切都有了。如果没有，老干扰，学生没有兴趣，产生不了自主性就报废了，就是废品。老话说得非常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对于这句话很多人不愿意领会。在《论语》里，“学”出现了56次，“教”只出现7次，而且“教”字出现时不是今天“教（第四声）”的教，而是别的大而化之的东西，比如君主对百姓怎样，不是今天的“教”，说的全是“学”，孩子靠“学”不是靠“教”，“教”也不是教科目的知识，而是教他会“学”，这才是真的。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消极的教育观，不要太积极。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狭隘理解，我是在时空下说的，如果在美国不需要这么说，因为他们的教育就比较消极，调整要积极一点，走“中庸”之道会好一点。
第二个观点，我的书《吾国教育病理》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分流，一个是放权。为什么放权？结合自己的兴趣、方向设计自己的人生，这是放权，是社会教育大管理者要放权，现在学校变得太千校一面，应该多样化一点，只有多样化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们应该放权，在社会中应该产生私立学校。前些天炒作比较厉害的南科大，南科大最后的归宿令我很失望，南科大一直努力奋斗，希望教育部对他们的学历予以承认，我希望他们不谋求教育学历的合法化，希望大家走一条小路，希望他们招来一些“异类”的学生（分数不是特别高，但很有天分）到这里来学习，学后，拿到的学历教育部虽不承认，但学到了真正的本领，面试时，人家发现这个学生很不错，久而久之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学历被社会承认了，那这类学校就被社会承认了，这个学校就给社会插进一种“异类和不同”，打破教委大一统管理的模式。现在的归宿是慢慢被教育部承认了。当然能否走另外一条路很难说，可能死掉，因为办教育要收很多钱，给不了正式文凭家长不愿意孩子到这里来，但我希望有这样另外一条路，动员天才少年进入，他们是真正愿意办教育的管理者和教师，如果这样结合会更好。
再比如我看到一个商人在重庆邮电大学办了一个院（三本），他们这里的学生不是要在这儿学多少知识（在知识上竞争不过别的学生），而是要在这儿好好成长发育，他们现在要在这儿很好地生活，他们在这儿长大很愉快很阳光很健康，善于跟人交往，在这里成长四年很好，情商很高可以做很多事。若性格内向不能交往，强行在他肚子里塞一些知识到社会又能怎样？南科想闯自己的路，这个商人自己花钱办一种新型学校，我希望大家能够闯出大一统的魔网，形成多样的学教，当然上面要越来越开放，允许办一些私立大学、中学、小学学校，比如香港，在深圳办一些中文大学分院，他们的老师过来教。总之开出一些新的样式和类型，中学有混校、男校、女校，大学应该有高等教育、有综合大学、有学院，应该有两万多人的大学、有两千多人的大学，以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职业学校，形成多样化。
素质教育这个词汇很垃圾
大家都走独木桥，教育部解救的办法是素质教育，我认为这个词汇很垃圾，这个词汇最后没有人理睬，如果理睬就麻烦了。这里就不谈了，书里有专门章节谈。走在独木桥上怎么缓解独木桥的拥挤？我觉得没有办法，让人少一些，釜底抽薪，高考报名少20%、30%，竞争就有所缓解了。我出的主意是这个，在德国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两拨人各得其所，一拨人读高等教育，一拨人读职业学校。德国工业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的职业教育教得非常好，有很多人从来不想要读高等教育，就是想做一个拍拍胸脯、响当当的好技工，这也能得到不错的收入，也能在社会上获得尊重，也不愿意读书，为什么要读书？我认为分流是符合人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是扎实的基础，从人性上说，有很多人不愿意读书、不善于读书，这没什么不好，我会干别的，很多商人、政治领袖都不善于读书，而且比例不小。我说分流有人性上的依据，现在让不愿意读书的孩子去读，是被父母绑架了，应该分流。但德国的路在中国很难走通，有三大障碍：一个是读不读，父母肯定捆绑，如果有两个、三个孩子会选择真爱读书的孩子，不愿意读就不读；现在不成，一对父母就一个孩子，读得读，不读也得读，现在人口政策已经宽松，家长们对这个事的态度可能会慢慢好转，但已经成病了，需要慢慢走。二是教育需要分流，现在不分流不行，但分流难乎其难，为什么这么说？让农村人读技能学校，他们会问你，我读完后有城市户口吗？他们也看明白了，这个社会是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如果我天分很高，不读行吗？不读注定就是二等华人，我天赋还可以，为什么要甘于做二等华人？德国做技工很有尊严，收入也不低，比博士生低一点，但别忘了比你多挣了六、七年的钱，你在苦读，我在这儿喝啤酒、谈恋爱，一生算下来比你差不了多少，而且玩得很高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让贫富差距小起来，学习会非常异化，学不出来，因为学习根本不是凭兴趣自主的学习，而是变态地学习，两头都倒霉。三是当官，考公务员，为什么要重视高学历，这是荒诞的。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高学历，一些大男孩们做出量子力学，26岁做出伟大成就，有的人是24岁，有的人是22岁，22岁他们读的不就是大本吗？怎么不可以把物理搞得非常精致？完全可以，完全不需要博士学历。但不需要博士学历怎么挑选？这是一个入场券。学物理学跟读博不要紧，因为研究物理跟读博士很相似。做官不一样，泡图书馆、实验室没用，应该当一个干部，从乡干部干起来。所以我认为从官场开始到公司到方方面面的用人单位都应该看破这个把戏，找一个后生去你那儿干活，不要迷信学历，只有把下游的事看住，上游才能消减一定要读大学、一定要读高学历的风气。这是我对分流的看法。
在中国受了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注定拿不到诺贝尔奖
第三个观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两个字：“复习”（教育中的“复习”）。不能复习太多，复习大多是领教学习的沉闷，花大量的时间领教学习沉闷，人们不可能有激情，注定学生厌学，那肯定就毁了、废了。学习过程中应该有很大部分时间是亢奋的，因为是新知，知道“牛顿定理”，觉得很微妙，一直围绕着它转，少年本身是好奇的，应该一直被新知诱惑着一直亢奋，如果亢奋不起来就越来越沉闷：三大定理我都读了，复习了10遍，怎么还要复习？早就及格了，但不行，后来考了80分不行，考90分不行，考了95分后，复习得非常厌倦，那这个孩子的学习就废了。所以在中国受了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大学是读哈佛、耶鲁还是牛津、剑桥，注定不可能拿到诺贝尔奖。本来天赋非常好，可以做千里马，但让它拉一年磨，拉一年磨以后，让它做千里马，你把绳子解了，叫它撒着欢都不会，因为它的想象力被修理得没有了。中国全体青少年在高中三年级时要复习一年不学习的东西，假设有潜在的爱因斯坦一定被摧毁了，不可能有。谢谢！
杨东平：中国教育问题由来已久，那么多年来一直成为社会各界众矢之的，希望能破解教育难题的研究，我想归纳为三种比较主要的见解：第一，文化决定论。传统文化、科举文化、望子成龙、独生子女等，千百年来改变不了，文化决定了，这是一个深刻的传统。第二，制度决定论。今天学校所有的弊端，郑也夫说学校没有自主权，学生没有自主权，所有问题都可以推到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至少先推到高考制度，高考不改，什么也没用，高考要改就得要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就得改政治体制，没用，十六大到十七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十八大决定刚出来，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三，环境决定论。中国整个社会性的贫富差距很大，教育中很多病态只不过是社会中的折射，很多溃败，要求教育独善其身好像也不现实。所以要一块改，制度不改，让教育改是不行的。
这三个主流理论毫无疑问有一定的道理。我说这三个理论时，已经站在挑战这种理论的立场上、观点上，这个理论最大的一个毛病是把每个公民置于袖手旁观的骂客或者看客的地位。这是制度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无能为力。
另外，围绕着这么一个制度和社会环境，总有一些地方能够打破这种关系，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这些地方文化传统、决定性因素难道就不存在吗？比如山西晋中、安徽铜陵、邯郸等，他们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甚至包括杭州和成都整体都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种事真的不是无解的，如果永远袖手旁观就寸步难行。
真正改变教育的是底层力量
杨东平：所以我们需要一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文化更新，建立一种教育理想共识。现在没有共识，只有对现状不满。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考一个好大学，上个重点学校，如果这些是理想的话，就不用改了。如果清华、北大就是理想的话，也不用改，那么多年都没有进入世界前100名，香港这些学校差不多都进入了世界前50名。我个人认为对于新教育文化的更新和启蒙很重要，如果永远沉溺在分数至上、考试至上、望子成龙的文化中，校长、市长、家长以这种东西要求学生是不可行的。不过这个情况有些地方、有些家长开始改变，为什么今天比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谈好的理想教育？因为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发展阶段来说整体上已经度过了极其短缺、贫困、供不应求的阶段，现在中国高考，30个省的平均入学率是75%，差不多有10个省高考入学率超过90%，很多学校没人报名，造成浪费，已经到这个阶段。中小学更不用说，中小学的根本情况是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学龄儿童减少，比十年以前减少了1/10，还要继续减少。那为什么反而没有可能好的教育，反而对学生越来越不宽松了？这些东西真正令人深思，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教育中的“规律失灵”现象，和规律不符，按道理说财力大幅度增加应该实行人性化的教育，但却相反，学生负担越来越严重，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高校扩招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加强：拓宽了独木桥，极大改善基础教育，但现在独木桥已经拥挤不堪。当时马丁·特罗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在校大学生占18-21岁青年的比例低于15%是高等教育的精英型高等教育阶段，15-40%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40%以上是普及化阶段”。我们在2012年进入大众化的下线，超过15%。还有一句话是“量变引起质变”，由于高等教育面向大众，人口大幅度增加，所以高校教学、培养模式要改变。我们没有兑现，现在的问题是数量翻了几番，模式依然陈旧，全世界普遍规律在中国成了问题。所以中国的教育病很多，病入膏肓，但有时候走出北京能看到一些亮点，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前天我刚从山西回来，山西大范围做学生自主课堂的改革，把课堂上的时间、空间还给学生，以学生自学为主，以前说老师讲课10分钟，现在不到10分钟，不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山西小学、初中、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3左右，而且大幅度提高信息教育。
我们还参观过山西省级示范中学，以前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学到知识，上课打瞌睡，没有效率。现在转变方式，学生有活力了，有精神了，而且把课堂建立在学生小组基础上，把自由还给学生。现在引入电脑，每个教室放几台电脑，有什么问题马上搜索，不用老师讲，学生们很积极地自主学习。他们建立在全新的概念上，我称之为“学生自主课堂”，当地称之为“学院导航课堂”。第二年高考完，校长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今年二本以上的上线率比去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这是改革的效力。正因为能够明显地改善教学质量，所以成效非常明显，大面积提高。
中国教育一方面有很多无奈、很多难解之谜，但另一方面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做很多探讨，包括多样化教学，一开始大家对民办学校寄于很大希望，但现在做了那么多年，民办学校真正实现多样化的并不多，都实行大一统，以政府评价和社会评价为标准，因为若不以这两个为标准就办不下去，所以很多民办学校比公立学校还要严格，因为要吸引学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2月份做了一次国际讨论会，其中一点是在家上学：把小孩领回家请家教或者自己教，这在全球是一个潮流，学习效果特别好，因材施教，也不用起早贪黑，而且家庭老师面对的是几个学生，非常细致入微地关注每个学生的差异性、成长，在现在中国越来越多高学历白领家长开始走自主性道路。就我们的调查而言，全中国8000多个儿童走这样的路。家长自主式微型学校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权利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重视。我们21世纪研究院越来越推崇自下而上的自主的、分散的、局部的、零碎的教学改革，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今后真正改变教育的底层力量，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是“静悄悄的革命”。我们总希望政府拿出一个完美无瑕的方案，大家照章执行，完全就改变了，殊不知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革，几乎多是轰轰烈烈开始，无疾而终，这是因为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影响因素非常多，而且复杂系统真正的变革力量是来自无数微小的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课，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进入这个行业，自主地应对和解决问题，逐渐构成一个学习型社会，如此才能够从整体上进行这个问题。刚才是从理论性角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用生活教育概念取代素质教育
郑也夫：第一,素质教育是一个伪命题，第二这个措词是对语言的侮辱，为什么这么说？我书里写了，“素”按《辞海》里的解释是生丝、未染色；“质”是原来是什么样的，比如“文质彬彬”，“文”是后来的加工，“质”是爹妈给的，“文”是后天陶冶、包装。“素”最相似的词汇是“天分”，“素”“质”是这个意思，两个加起来还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素质”这个词相当于天赋，能不能说一个词是天赋教育？什么是天赋教育？天赋是爹妈给的，教育是后天来的，这两个词搭连在一起很荒诞。素质教育是能力教育，搞考试的教育，搞真正有本领的教育，但能不能搞成？不能，因为竞争惨烈，导致学习变形。
那什么叫“素质”，素质是宽阔多样，不光要数学，包括音体美，那这些东西进不进高考项目？不进人家就不学？如果进入，马上会变形，比如考体育，得好好应试，比如考跑步不考游泳，我绝对不干游泳。跑步是长跑的话，绝对不搞短跑，马上把锻炼身体变成变形，就练一块肌肉，为了拿分。这块素质教育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那它一个是科学理论？不是，为素质教育做理论阐述的人是当今教育部长，他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个名词，为什么误解？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生产者的素质”英语跟德语关系比较近，“生产者素质”是The producer of inclination，“inclination”翻译成“素质”合适吗？应该怎么翻译成中文？——“消费者的愿望可以决定厂商生产东西的倾向”，消费者愿意要红色的不要生产白色的，这不是素质，翻译错了，翻译错的人把咱们的教育部长忽悠了，导致中国的教育出了错，还要给这个教育部长辩护。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做了一定的研究。为什么说素质教育不是严格的教育理论，不值得作为学术，因为它师出无名，没有来源。它是90年代在第一线的老师创造出的一个概念，为了和应试教育相区别，所以有了素质教育，用意是全面发展，但因为没有理论构建，所以难以在教育生活中立足。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个对素质教育的定义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一个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央文件是这么定义的，把中小学定义成“吹拉弹唱”（现场笑），这是主科以外的教学，这是它的理论上的缺陷，理论上没有一个自圆其说的构建，不是一个教育科学，很难说服别人，说不清，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说清，这么多年来就成了一个现实：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今天还是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个人认为跟应试教育相对的、好的教育理论是有的，即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教育”，这意味着根据青少年成长的需要组织教学，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把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这是完整的、严格的、现代的教育理论。可我们放着很好的现成理论不用，而用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希望用生活教育概念取代素质教育。
结语我们总希望政府拿出一个完美无瑕的方案，大家照章执行，完全就改变了，殊不知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革，几乎多是轰轰烈烈开始，无疾而终。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真正的变革力量是来自无数微小的学习型组织，希望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进入这个行业，自主应对解决问题，逐渐构成一个学习型社会，比如山西省级示范中学的“学生自主课堂”，在家上学的“家长自主式微型学校”，这才是真正改变教育的底层力量。
来源：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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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获奖感言

按语：我的《吾国教育病理》被新京报评为2013年教育类最佳图书。1月7日颁奖。之前报社要我准备一份“获奖感言”，我说，好的，我准备一个腹稿，我确实认为打腹稿要比写出文字的演讲效果更好。但他们说不行，要马上排版准备登报。下面是我的文字稿。在现场，主持人似乎没想给我较长的说话时间，故所说的不是下面的文字。以后刊登时小有删节。

获奖感言：大家好。先做个自白。我知道自己不够正常，有点怪诞。怪在什么地方？怪在对“为什么、所以然”想得过多。比如在这个发言前，我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纠结：要不要表示感谢。我觉得受到他人帮助才需要感谢，而各位的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一个侏儒出名，要远比这高尚，对不对？虽然我也知道有时感谢只是礼仪性的客套话，可是上述想法一进入脑子，感谢的话就难以启齿了，因为我担心我的感谢会矮化了评委们的工作。我不知道这种怪诞的思考是不是常人都有。

更大的一点的思考是为什么会选中我。我出版的书虽有20多本，却一直对出版社说，我的书不会赔钱，但也绝对不会畅销。为什么？因为写得深了点，虽然绝对不晦涩。我认为多数的晦涩来自不诚实，他讲的是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昏话，甚至是故意作秀，因为有越不懂越崇拜的下流读者。这样的毛病我一点也没有，在追求认知上我是诚实的，但是我的书还是深了点，乃至一本书也就能买万八册。那么这次为什么选中了我？书九月底才出版，如果销路太差，恐怕难以进入评委的视野。我猜想原因有二。其一是教育的问题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它远比腐败费解，因此人们有求解的愿望。其二，对教育不良层面的讨伐甚多，是个人能骂几句。大家仍有兴趣发牢骚，是因为都有儿孙正接受学校的折磨，所谓“斩不断，理还乱”。但是大家已经厌倦了简单的咒骂，愿意思考其所以然。

本书暗合了人们的心理。就是说，与人们的某种需求不期而遇。我本意只是服侍我自己的求知兴趣和社会关怀，不察看别人的眼色，不伺候别人的口味，管你是官家，出版商，还是读者。二十年前我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前几年我主张提高汽油价和北京自来水价格，引来滔天骂声。这些似乎可以佐证敝人的性情。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选中我是个令人欣慰的事情，即评选者已经抛弃了那些努力讨好他人的作家。希望这么说没有自我夸耀的意味。我行我素的怪物们不被评选是常态，被评选是偶然。他们能否当选似乎不成其为社会进步的指标。但是我以为，那些不为自己求知，不为自己写作，只重讨好官家或大众的人能被评论家抛弃，是社会的进步。

好了，有了理由了。我愿意从这个意义上向评委会、新京报和到会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