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大师与教授的 inspiration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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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大师与教授的 inspiration 精神

董驹翔





民国时期，梅贻琦先生游学欧洲后回到国内，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12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有一段重要的话，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校长这“大楼”、“大师”之论使人们从中理解到，作为学者和教育家所持的成熟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多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梅校长的这个办学理念已经被历史验证。我们知道，在梅校长之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因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位大师，才使国学研究院在不足五年里（1925—1929），培养出七十几位学生，他们个个成才，而且多有出类拔萃之士。他们离开清华后大多活跃在教育、学术、文化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深深地影响和引导了中国学术发展，其学术踪迹在一些领域至今犹存。四大导师和他们培养的学生，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前期发展中的浓墨重彩，是清华的一个时代的标识和里程碑。何兆武教授很准确地总结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他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的半壁江山。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时无愧的中流砥柱。”王国维，我国国学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他在国学研究院讲授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课程，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梁启超既是学者也是政治家，所开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陈寅恪在国外游学近十年，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学家，不仅精通古文字学和英、法、德等文，而且通希腊文、蒙文、藏文、梵文和巴利文等，他专攻中西交通史、佛教流传史等，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指导学生对古代碑志与外族关系作比较研究，还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的比较研究等。赵元任是通晓多种外语和多种汉语方言，并进行实验语言学研究的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他开设的课程有“现代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等。国学研究院这四位导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仅贯通古今，而且融汇中西，这使他们所开设的课程能够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和理念，以自己的独到研究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成为学术高峰，把学生引入到前沿和学术高地。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有这杰出的四大导师，时任讲师的李济、助教赵万里、浦江清、梁思永等人也都是年轻的精英，后来他们也都成为有重大学术成就的著名教授，各自学术领域中的学术大师。国学院的毕业生中出现了刘盼遂、高亨、周传儒、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罗根泽、蒋天枢、徐景贤等这样一些在史学、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诸领域中的大师和杰出学者，其学术影响至今未绝。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这样的划时代成就，并不奇怪，更不偶然，从它筹备、诞生之日就已经注定了它绝不是个平庸的学术机构。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曾有意延聘胡适来任导师主持国学研究院，但是胡适婉拒了。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校长本想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来的吴宓为研究院院长，但是吴宓坚辞不就，只做研究院的执行秘书。吴宓协助曹云祥校长，研究院聘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导师。特别是为聘任到陈寅恪，吴宓更是“竭尽努力进行推荐”，几番周折。   

  还有人们熟知的西南联大，也可作为梅贻琦校长“大楼”、“大师”之论的验证。在抗日的民族危亡关头，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至1946年在昆明办学，史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甚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单独研究的篇章。重要的是留下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办学经验，深深地验证了办好大学必备的最基本条件：要有优秀的教授。那时的西南联大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和学术精英。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解散前，由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中，有一个统计：联大共有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联大的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但也有考察欧美日本的经历）。五位院长都是留美的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和两位留学欧陆，二位留英之外，其他皆为留美。我们仅举若干位来领略一下联大的教授阵营；相信阅读稍宽泛一些的人不难知道他们的研究领域或学术专长。他们是鼎鼎大名的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王力、浦江清、刘文典、唐兰、叶公超、柳无忌、李广田、威廉·燕卜荪（英）、潘家洵、吴宓、钱钟书、刘泽荣、朱光潜、洪谦、冯至、闻家驷、温德（美）、雷海宗、姚从吾、郑天挺、傅斯年、毛子水、钱穆、邵循正、向达、张荫麟、吴晗、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陈康、熊十力（专任讲师）、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陈岱孙、戴世光、陈序经、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费孝通（讲师）、吴景超、萧公权、萧涤非、沈从文、卞之琳、杨业治、查良钊、陈福田、皮名举、袁复礼、李辑祥、蔡力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周培源、王宪钧、华罗庚、黄子卿、吴有训、叶企孙、曾昭抡、王凎昌、束星北、吴大猷、杨武之、张文裕、王竹溪、马仕俊、赵访熊、赵九章、钱思亮、冯景兰、杨石先、李继侗、侥玉泰、许宝騄、刘仙洲、江泽涵、姜立夫、顾毓秀、陈省身、董作宾、赵忠尧、任之恭、陈芳允、林家翘、张子高等等。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长，但是个个闪光，个个响亮，每一位都是在学术史中有位子的人。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我们仍在受其恩泽和教诲。  

   有统计表明，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中，西南联大占二十七位，也就是占了三分之一；1955年大陆中科院的四百三十多位学部委员（院士）中，有西南联大背景者占两百多位，几近一半。西南联大校舍简陋，没有大楼，多为泥墙铁皮顶房舍，学生宿舍狭窄住多人而昏暗；教授们也多住简易住宅或乡间民房。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战时大学正因为有这批大师级的精英教授，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特别是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八位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他们是：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屠守锷、杨家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还有一批联大培养出来的学者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或领军人物，如邹承鲁、王浩、王湘浩、黄昆、刘东升、叶笃正、熊秉明、何炳棣、任之恭、何兆武、殷海光、任继愈、王佐良、汪曾祺、郑敏、穆旦、宗璞，还有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就和西南联大的辉煌，是梅贻琦校长关于“大楼”、“大师”之论的最好诠释。  

   关于“大楼”、“大师”之论，梅贻琦校长完整的话是这样：“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梅校长这最后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但是常被人们忽略而未加多领会，这inspiration大致是启示、鼓舞或推动的意思。著名的丹麦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格·玻尔也用过这个词，说他父亲尼尔斯·玻尔（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已看出inspiration对科学发展的伟大作用。在他主持的玻尔研究所里就有浓浓的inspiration精神，在这里产生了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梅校长看来，在大学里，教授不只是教育学生学到知识，获得专业训练，不是培养工匠，在此之外，还要对学生有启示，有鼓舞，有推动其精神上成长的气氛，大体可理解为对学生还要有比“传道、授业、解惑”更丰富的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和引导，大有以学生为本、施博雅教育的意思。在西南联大绝不缺少这样的教授，他们留下了许多故事。闻一多教授可为其中最典型、影响极大的一位，他一生本着“义所当加，毅然为之”的中国文人传统精神，在解放之前最后的黑暗中，为捍卫民主、正义，大气凛然，不畏生死而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枪声中，成为一代鼓舞青年的民主斗士。西南联大的老学生、著名的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说到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时，这样说：“为学和为人在先生乃是一回事。先生生平不求闻达，在学院的圈子之外，也无籍籍之名；而学生遇到困难时，却把先生看作真正是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先生毕生执教，桃李满天下，期间人才辈出，不少都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如钱钟书、李赋宁诸位先生，我想他们受益于先生的风格者，恐怕并不亚于受益于先生的学问。”这里何先生正是看到了吴宓先生的inspiration精神。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极力倡导通识教育、人格教育，指出“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张申府先生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更是这样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国家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梅贻琦校长说的更生动：“学校犹如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授与学生正如水中之大鱼与小鱼的“前导”和“尾随”，“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不正是教授对学生应有的inspiration吗？若稍做一点引伸，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游学”一词正好像生动地表意出师生之间的微妙关系，似乎其中也正渗透着inspiration精神。这使人联想到拉斐尔创作于十六世纪初期的那幅脍炙人口的《雅典学园》，在画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生一面走一面热烈的讨论着，更像辩论着什么问题：老师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坚定地指向上，而学生的整个右手却相反，似也未迟疑地向着地面，师生的生动形象使我们感觉到他们之间也不缺少inspiration精神吧，作为老师，柏拉图不正在发扬着这种精神吗？这幅画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使我们看到了如古语所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效果。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现时的中国大学比起老清华也好、比起西南联大也好差别和变化太大了，但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和基本规则不应有根本性变化，教授的根本性作用不应变，校园里的inspiration精神更不可无。令人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大学里，在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现在淡化了，甚至缺少了那非常可贵的inspiration精神。这提示我们，在反复咀嚼和讨论梅校长的“大楼”、“大师”之论后，应该更多地注意教授了，而教授也该自省和反思了，首先看看今日的中国教授身上和校园里还有多少inspiration精神。虽然没有大楼而因为有大师，则可以办成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优秀大学，已如西南联大；今日的中国，多的是虽然有漂亮的新大楼，因为没有大师，更少了inspiration精神，也就少有一流的大学。这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了，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太多教授的灵魂太多地迷失了，甚至不在大学里了，该等一等了，要找回来才是。这些教授们大概正像黎巴嫩阿拉伯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的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来。”教授们，我们为什么而来？首先找回那可贵的inspiration精神吧。

    今日的中国人民大学有“大师、大楼、大气”一说，从一个侧面看，这不失为是契合时代发展又立意高远的一种应有的理念和追求。首先要有大师，又有大楼，这样再去追求和创造出新时代大学的大气，既有物更有人的大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大气、时代的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