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五四以来中国文章传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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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五四以来中国文章传统的演变

文章作者：刘绪源
    一
    今天谈的是五四以后中国文体的演变。中国古代散文有过辉煌的成就，到唐宋八大家是一个高潮。鲁迅曾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说的是中国把许多好东西弄坏了，其实文章也是这样。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后来发展到桐城派，桐城派的走红恰恰与八股文有关，而明清以八股文科举取士，这就把文章变坏了。到了清末，八股文被取消，但八股文的影响还在。周作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今天的学生作文，不就是如此么？通过作文“为圣人立言”，而让人变得没有思想，这样一种传统，是很可怕的。
    八股文废除前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新民体”。新民体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几乎是一呼百应。曹聚仁先生回忆小时候，自己的父亲就受过新民体的影响；鲁迅当时写《斯巴达之魂》也是模仿这种文体的。新民体不是“为圣人立言”，是说自己的话，但这种话是非常宏大的正经文章，是想要发出时代强音的，所以，还不是个人的声音。这种文体是英雄体，是要裹挟人的。鲁迅谈自己早年的写作时说：“我现在回想起来不免耳根发热，很惭愧。”鲁迅对这种文体的反思是具有现代文章意识的。我们看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虽然当时批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但那时桐城派已经没有什么影响，而新民体可能是五四新文学最大的对立面。
    在李劼人长篇小说《暴风雨前》中，田老大的一段话是讽刺新民体的：“容易，容易！……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雅山最高之顶，嵩目而东望曰：‘呜呼，噫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说：‘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之什么’，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
    这说明五四学人回过头来看，已经开始反思新民体。所以鲁迅会说自己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已经看到，那样一种文体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要。那么，顺应现代意识，或者说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文章，应有什么样的特点？照平常意义上理解，五四白话文区别于文言，在于它既能看懂，也能听懂，用的是日常口语；但除了文字本身的特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谈话风”———这是一种谈话，是个人之间的交往，是人跟人之间共同的、普遍的、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为圣人立言，也不是裹挟人。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是更本质的、更合乎现代性的特点。
    二

    说到五四以后“谈话风”散文的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文章家，无疑是胡适。胡适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先看一段文字：
    “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欧洲最古的大学，如意大利的萨劳诺大学是一千年前创立的；……全欧洲大概至少有五十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
    “……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在这样一个正经场合，作为大学校长的胡适，作如此正式的报告时，不用庄重的官方语式，却敢用“小孩子”、“小弟弟”、“发帖子”、“做生日”等最日常的语言，可真是平白如话！这是很典型的胡适文风，使用非常的、平淡却有味的语言，但却没有一句重复，如此清晰精准，毫无冗词赘字。所以这样的文字不是平时的闲聊，还是做文章，是做出来的，但做得一清如水。胡适“一清如水”的文体出来以后，那种平白清浅的文风，几乎成为了中国文章的底色。不论是论文、报章体，还是正经的理论文章，都能找到胡适文风的影子。
    譬如，二十年代极重要的　《语丝》周刊，其发刊词便是“一清如水”的白话文：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
    此外，傅斯年、罗家伦、朱光潜、潘光旦、顾颉刚、费孝通等五四后的几代学人，在做研究写文章上，都对胡适文风有所传承。说它成为中国白话文的底色，是指以后文人的写作，都可以找到这种文风的影子，许多文章家只是在这样的底色上又增添了一些个人的色彩而已。这是不是很丢脸呢？我觉得一点也不丢脸，这非常光荣。这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中国文章的光荣。许多深刻的情感能够用这样清浅的文章来表达，许多高深的学问能够用这样清浅的文字来阐述，这是十分难得的。
    胡适“谈话风”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谈话风”要看对象，胡适谈话风的对象主要是广义的学生。跟广义的学生对话，要把意思讲明白，就必须用清浅、通俗、明白的语言，像和儿童说话一样津津有味地说，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清浅优美的文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文体慢慢少了。现在有人写文章就怕写得浅，就怕别人一看就懂。譬如，十多年前《读书》杂志的文风就有过变迁，当时杂志换了年轻主编，文风大变，选题加重社会科学领域的探讨，学术文章多了起来，老一辈清浅的美文少了。但《读书》也让许多读者感到“看不懂”了。面对批评，辩之者称，时代变了，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和世界性的问题推到面前，它们不同于过去那些文艺问题，怎么能要求他们再去做好看的文章？其实回过头去看，胡适、傅斯年、朱光潜等都是西方名校毕业的学生，他们谈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种种迫切的难题？他们的研究也深入到大量艰深的学术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像胡适与冯友兰关于古代哲学问题的探讨，吕徵关于印度与中国佛学源流的梳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筑学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理论，顾颉刚、江绍源与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费孝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周作人一直到舒芜的妇女问题研究，甚至包括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不都是清浅的好文章？这些大学问家，个个都是文章家！相比于现在的学者，五四以来的学人更能够用平常的话表达他们高深的学问，而且能表达得异常漂亮。对于学问，他们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这一点，对今天的学人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材料，林语堂三十年代的学术著作《语言学论丛》牟言中有一段话，和我们现在的气氛很相契合：
    “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这几篇中能删改的字句，已被我删改了。”
    原以为艰涩难读的学院式文风只是现在才有，其实那时候也有，不过于今为烈而已。但林语堂在文章上的觉醒，似也可供今天的学人们作参考。
    三
    说了那么多胡适，是不是胡适的文体就是最好的？其实也不是。光是这一种，恐怕还不行。林语堂说“受了《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为什么是《语丝》诸子（主要是周氏兄弟），而不是胡适呢？因为当时除了胡适的文体，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文体，就是周作人提倡的“美文”。
    五四以后，因胡适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出现了很多“长篇议论文”，文风比较单调。周作人针对这种现象，有过两次发难。第一次是1921年，他写了一篇短短的《美文》，主要针对体裁上的单一。他在文章中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家里最为发达……但在现代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虽然只有几百个字，发表以后影响非常大。他自己带头创作美文，写了　《吃茶》、《故乡的野菜》、《初恋》和《乌篷船》那样的名篇。而后像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钟敬文等也拿起笔来，创作那种回忆故乡和儿时故事、描写日常生活的叙事或抒情的小品文。五四新文坛的体裁开始多样了。
    周作人第二次发难，是在给俞平伯《燕知草》作跋的时候，对公安派的文章提出批评。一九三二年周作人做《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的时候，他更明确地提出对公安派文章的批评，其实也就是对胡适这一派文章的批评。他说，对公安派做的文章可以作一句总括的批评，便是“清新流丽”，味道不够深厚，耐不住咀嚼。又称竟陵派险僻难懂却补救了一味清浅的文风。周作人认为应该融合这两派文章的长处，好文章应具“简单味”和“涩味”。《语丝》发刊词像儿童一样说话，这就是“简单味”，一清如水，这一点与胡适相近；但周作人的文章又有“涩味”。不要小看这一点“涩味”，这恰恰体现了文体上的不同。
    这又要回到“谈话风”关于谈话对象的问题了。胡适的文章面对广义的学生，他可以像对待儿童一样津津有味地谈问题；而周作人的文章面对的是跟他相同层次的人，只有达到跟他相同或相近的层次，才可能进入他的文体，读出其中丰富的滋味，所以这个门槛是很高的。同样是表达自己，胡适毕竟面对的是较低层次的人，尽量要写得清浅，这不免会有所牺牲，文中带“涩味”的部分就被悬置起来。而周作人做文章，他一点都不愿牺牲自己，完全凭自己的趣味，这就形成了中国文章里面最耐读、最优美、最深厚的文字。胡适晚年到处搜罗周作人的集子，回忆说五四这代人还是周作人的文章最耐看；据周建人回忆，鲁迅去世以前还在读周作人的文章。这说明周作人的文章确实最耐读。
    最近黄裳去世，影响非常大。后来在追思会上，我说了一个意见：黄裳先生影响最大是在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为什么影响大？因为周作人这一派人的文章，到了抗战以后，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新中国建立后又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章只有“普及”这一条路，带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涩味的文体当然就不吃香了，几乎就中断了。“文革”结束后，金克木、张中行、黄裳等大文章家重拾那一派的文体，而其中黄裳是最“顽固”地保存了周作人原汁原味的文体的，所以影响大。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文体越来越少了，大家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奇怪的老人还在用这种奇怪的文体写作，这就和整个文坛拉开了差距，是差距引发了注意。所以他去世时，几乎所有大报都有文章和报道，反响超人意料。八十年代初那一次是“知我者谓我心忧”，那时还有很多人知道周派文章，因为好久没见，忽然看见，就引起了轰动；现在引起的轰动，恐怕是“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不知道这种文体的人因为好奇惊讶而引起的。看来这种优美高雅的文体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这是中国新文学极其宝贵的遗产，它们是不应该消失的呀！
    除了周作人的文体，还有鲁迅的文体，也同样宝贵。人间要好文，只有在认真的阅读、体验中重新领会胡适、周作人、鲁迅的文章之妙，中国文章才会有真正的复兴之日。
    （本文系刘绪源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演讲，本报实习记者刘新林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