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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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来新夏
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随笔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不辍集》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天津
来新夏先生自称“90后”，过了90岁依然在南开大学读书写作。他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什么头衔都是过眼烟云。我一辈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就是读书。咱们知识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至于写作，是至死不休。”
天津有杂糅各方的文化
来新夏祖籍萧山，童年随家在天津定居。“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父母都在天津，我大学毕业当然就回到天津来了。我始终认为是客居天津。我待的时间长，对天津人、天津事比较熟悉。”天津的民间刊物《天津记忆》，便是请来新夏牵头。在来新夏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津到处都是租界。“他们说天津是海河文化，甚至有人说是殖民文化。实际上天津是很包容性的文化，能把各种东西都拿进来，有很好的美食，也有西餐，可以玩乐，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在租界享受到。各地来人也不排斥。天津比较包容，是一种杂糅各方的文化。”
1942年，来新夏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年辅仁大学名师云集，校长陈垣亲自给学生上课，目录学家余嘉锡对来新夏教益良多。来新夏比启功小11岁，但是私交很好，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他家里去请教，曾经跟他学过字画。来新夏回忆：“启功先生当时是以画名，他是解放以后不画画，写字了。他最好的字是解放初期，后来是干枯了，这也是年龄大了。他当时说：不画了，是因为解放后很多政要向他要画，一张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改为写字，写了字很快就拿走。因此，现在他的画更值钱，因为他晚年几乎不画了。”
和巫宁坤对门，跟穆旦一块劳动
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工作，每到北京，必到启功家。后来大家落魄，情谊不绝。“我们两个都是被压的，他是右派，我是内控，就是问题不能做结论，也不能自由。虽然我们途径不同，但我们的愁苦是一样的。有时到北京还偷偷相会，吃一顿。”来新夏说，“我73岁的夏天去看他，他刚从医院回家，他非要拉我坐在沙发照了个像。他哈哈大笑说：你73岁，我84岁，都是坎儿。我们这一碰撞，坎儿就过去了。我们常常说一些笑语。这一代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在笑与泪之间活过来。”
来新夏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一度和巫宁坤住对门，也跟穆旦一块劳动过。“穆旦确实受了很多冤屈，他的前半生是非常潇洒，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后来有一个排名说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名的新诗人，我觉得是过了一点头，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情怀，大家怀念他。”来新夏说，“这些人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相合的，但不能掩盖他们的才华。大家一起瞎扯淡的事也不可避免，就看当政者的宽容程度，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书生漫谈，运动以后书生之间不乱说了。以前旧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是畅所欲言，喝点酒，吃点东西，一聊半夜，这些毛病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书生就是一支笔，一张嘴，不让他写，不让他说，他就难受。”
来新夏自认一生最好的光阴都在政治运动里，但始终不忘读书。“‘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读书，读‘毛选’也读出名堂来，当时红卫兵对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背‘毛选’很熟。读书是一大乐趣，也是一个苦差事。一天到晚在看书分析多累啊，不如一天悠闲多好呢。其实深入辩解与辨识，读书也非常苦的，当然这是说真正读书，如果浏览性质的，大概不会太苦，但是过目即忘了。读书很快乐，但是也很费脑子。”
“恢复高考后的中年学人出大学者不多”
近年，来新夏用电脑写稿。“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试试，玩一把。”但他对电脑自有看法：“我认为电脑是个手段，不是学问。现在，年轻人把这点忘了，以为有电脑可以不读书，不对的。因为电脑上的文章是别人给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论文，从电脑上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块就成了文章，当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要求学生多少论文，量化。可以用电脑做科研，可以当检索工具来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来的经典著作。因为电脑上影印的文章差错率还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电脑，电脑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学问的资源。”
如今，来新夏笑称每天的生活是吃饭、睡觉两大主题。“我能吃能睡，间或看点书，书不拘主流与非主流，不拘好坏。但我也不是空坐着消耗时光，做点事，整理旧的东西。”他家也常有年轻人来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因为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来新夏说：“这一代应该说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学者不多。现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顾一生经历，来新夏看得颇淡：“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赞成写回忆录。一个人写回忆录，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写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别像我们高龄，90岁的人，总有难过的事，等于在自己伤口上撒盐，何必呢？”

“该写的写了，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

“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学术领域颇广，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从哪里起步？
来新夏：我到南开大学开始教近代史，从北洋军阀开始着手。因为我在解放以后调到近代史所，我是从近代史所到了南开。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军阀，因为我给范文澜先生当研究生，他当时就从整理北洋档案开始。后来我搞起古典目录学这些东西，也是歪打正着。那时候把我控制起来，认为近代史政治性强，不让我教近代史，后来我开课就开目录学，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以为是图书馆的编目，也就让我开，所以成了我的学术领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得不错，我的老师余嘉锡先生亲自教目录学，他说：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点长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古典目录学》的入门读物。
时代周报：现在学界有一种粗浅的看法，好像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得不得了，但当时的学术文化还是蛮有生机的？
来新夏：这个文化生机，有限制，但是没有像后来这么严。对报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时候的官员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调一下笔头也就过得去了，二则无官不贪，稍微走动走动，搞点小动作什么事也就解决了。北洋军阀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罪状之一，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坏人的历史，是你的阴暗心理作怪。我认为历史总是两面的，历史不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说：没有坏还显不出好来。北洋军阀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派系交错，我觉得把这些东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来写了北洋军阀史。我研究北洋军阀也致力50年之久，开头写了一本《北洋军阀史略》，后来又改成《北洋军阀史稿》，最后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100多万字，自个觉得算把这个事给结束了。
时代周报：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开头我教近代史，总想有些新的东西给学生，读书都要写笔记的，所以我每看一书就写一篇读后的内容大要。开头也没有太注意，后来慢慢就稿子堆得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己看过了，将来别人是不是还去看这个书，有没有人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做下去。我读过这个年谱，都是亲自检验的资料，一方面给后人学习，作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积累。这个稿子也遭受厄运，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烧。后来我又把它补齐了。所以，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脑子，有脑子就可以恢复。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也丢了，后来靠记忆又重新写了出来。
来新夏：重新写书这事在知识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这个人消灭，不消灭他人，还有脑子，还有记忆，还可以恢复。当然恢复期间是含泪的，是痛苦的。
“不做奉命文学”
时代周报：目录学是很古老的学科，现代人反而比较陌生？
来新夏：我在上大学时研究过，跟余嘉锡先生读过两年。解放初期这种东西属于“封资修”，这些课程都没有了，那时候不讲方法，不讲手段，不讲要素，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课程又开放了。我在历史系讲了三遍，但是后来我调去当官了，就停了，到现在历史系开不出这个课来。
时代周报：你的著作那么多，觉得自己的学问重点在哪几方面？
来新夏：在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知道得比较多一点，但是不敢说学问如何。我只承认是一个读书人。我读什么书都可以。我认为读书是不要分主流和非主流，也不要分领域，有书就可以读，读任何书都可以有收获。
时代周报：你沉浸于历史的研究中，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有更深透的看法？
来新夏：也没什么更深透的看法，我认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司马迁早就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概括了学习历史的全部。究天人之际，你要去研究明白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你要知道历史发展的渊源，成一家之言可以形成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我是主张中的，既不左也不右。我主张中庸的，换句老百姓的话，我喜欢喝温吞水，太热水烫，太凉水冰，不凉不热温温吞吞，我的人生也是温吞水的人生，我不希望太张扬。但是我也不希望无所作为，所以这是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在公众场合不常出面，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认真读书的人，能知道很多，知识广博，我对自己要求是勤奋，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天才，必须以勤奋来补拙。我认为我的人生要有韧性，能屈能伸。不是一往直前，是能屈能伸，善于保护。我对学问是主张博，但是要求有各个专业方面的精，博而后精。所以，知足常乐，怡然自得，很悠闲。比如别人求我写的东西，我可以有选择，我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写就不写。我不做奉命文学。天津市要我写有关天津环境改造的一篇文章，我说：我写不了，我不会写。这种颂圣的文学就不会做。
以我的文字、能力、水平，如果“文革”中没有被打倒，“四人帮”选一批文人当螺丝钉，去梁效，也有这个可能。我们同行有很多人去，冯友兰比我们大，资格比我们老，他去了。他敢不去吗？打着红旗来的，“毛主席说让你去”。现在就怪冯友兰、周一良。我好几个同学也到梁效去了。所以，把世事看得淡泊一点，把许多事情看得恬淡一些，心自然就静了，对名利什么东西都放得下。普通人叫作淡定。
时代周报：非常可惜，很多人美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来新夏：我正好是40岁到60岁之间，40岁刚出头就被控制了，一直到59岁起用，所以我有一句话：人到退休之年，我方起用之时。当时就任命我很多任务：图书馆长、出版社长、系主任、校委员，弄得好像辉煌一时，其实都是过眼烟云。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就是那句话：证明一下我还是有作为的。因为我是南开大学有争议的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有争议呢？
来新夏：大家认为我有点狂傲吧，但是业务上又不好否定，有人又嫉妒，又恨我出头，所以排挤。我教课非常好，因为我口才比较好，比较流利，并且给人家认认真真教书，给别人一些真材实料吧，所以学生也很仰慕我。
时代周报：你有20年光阴在运动里，怎么熬过来？
来新夏：就熬嘛。我还下乡四年，当农民4年，1970年到1974年。我的古典目录学就在农村学的。反正现在也养成了遇事不惊的性格。来事了，惊又怎么着，反正也来了。我们当时就是：不对抗，不自杀。不对抗，免得吃眼前亏，打你一顿，骂你一顿，把你关起来，或者扣上什么帽子，不自杀，等着总有一天会昭示天下。这实际上是阿Q，自我安慰，自己宽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没打成右派，原因就是我从历史上看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责怪自己，让大家帮助骂自己、提意见的。即使罪己诏也是挽救皇帝的危机，在初胜的时候没有罪己诏，没有哪个新君上来以后下一个罪状。只有到了末年就说：天下事都是我错了，道歉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是自己烂掉，而不是别人，别人推一把是助力，国共战争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瓦解，自个儿腐烂了，然后推倒就如泥一般了。堡垒是从内部轰破的。
时代周报：你在“反右”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明白？
来新夏：曾经想让我上钩，让我参加各种座谈会，我听听，笑笑。
“如果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
时代周报：你快60岁的时候学校希望你出来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机缘？
来新夏：这是笑谈，人们都该退休了，我才出来驰骋。那时候认为我还可以做点事，但总的趋势是我不容于某些权贵。人家在系里头排挤我，总觉得我在业务上比较强，因此武大郎开店。所以，他们问：你为什么能当领导？我说：我不是爬上去的。我主持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各建大楼一幢，清理积弊，过去有好多图书馆买了几十年的书，好些书有十几年都没有编目的。我就调动人马，限定多少天把这些给我清理清楚，我对部下的部署就是：少有所学，中有所为，老有所安。所以，至今单位每年都要来看看我，我没有拿过分外钱，我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资，还算清廉。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发展比较快？
来新夏：原来什么人有问题了，有什么毛病，不能教书，去图书馆吧。近三十年不是，确实改变了。1980年以后，图书馆声望在国人的心目当中也逐渐起来了，现在图书馆请人都是硕士。现在经费比较充足，也都是高科技的管理了。
时代周报：你当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认为现在的出版行业有什么变化？
来新夏：我们主张小有利，不要搞成暴利。对书，我认为是搞常销书，不要搞畅销书。出版社唯利是图是一个弊病，出版社应该办成学术性机构，而不应该办成商业性机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出版社利益心太重，无论那本书学术性多强、价值多高，如果不赚钱绝不接受，对作者是不公的。掌管出版社的人如果不是学者，必定糟糕。因为给编辑规定了指标，有指标，编辑就有对付的办法，有些编辑甚至让作者去校订。
时代周报：你说读书是乐事也是苦差事，编书也是吗？
来新夏：看怎么编。让编辑从根做起，不要飘在上面。编辑最大的成就是能从很多书稿中发现新人。巴金他们做编辑的时候，很多作家从他们手下出来，他们看得出苗头来，咱们现在编辑不是。
时代周报：80岁以后还是不断地写作？
来新夏：对，我有一本书叫《80后》，是80岁以后写的文章集在一起。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只能说量少一点，不能说不写，现在我写文章慢多了，三五天一篇，过去两天就可以写一篇，只好随它了。我现在是放宽了心，什么事不要在意。你们在职场，常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事缠扰，计较这些细微末节，徒劳精神。
时代周报：近年还有专门研究的题目吗？
来新夏：没有，我过了90岁以后就不开新的事了。有时候拿旧的包好的东西，打开看看有什么旧稿没完，把它补充完整就算了。自己生前把事都办了，别给后人留事。所以，我把书都处理了，把该写的东西写了，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一个人在自己的时代，把该做的事做了，做了不该做的事就道歉，就算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