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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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 刘瑜

时间：2011年7月2日上午

地点：湖北蕲春青石中学

主讲：刘瑜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学思历程，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庞真是特别感动，大家从祖国各地跑到这么一个炎热的地方来听十多个反动派胡说十多天，精神真是非常可贵。

今天上午的主题是“我的学思经历”，那我就先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听说过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女博士，我就想讲讲我是怎么成为第三种人的。在座的一些女生也可以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不成为第三种人。

大家对我的履历可能有一些了解，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后，后在剑桥大学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华大学工作。用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我的履历看起来是比较“豪华”的，但是我总结我过去的成长经历，我觉着我学习上的教训远远多于经验。

回顾我二十年的求学经历，就好像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爬楼梯，经常摔倒，有时候进一步会退两步。我觉着这跟我在求学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有关系，不像你们有机会跑到这里来听许多老师分享经验与教训。当时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忌，同时我读大学时的老师也没有太多的思想资源。比如说，我1992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可能1992年你们当中一些人还没有出生，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在1985年还叫“科学社会主义系” 　　（笑），所以很多老师可能去年还在教计划经济为什么是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错的，而今年就开始教为什么计划经济为什么是错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所以，他们所能教的东西也很有限。

所以，对我来说，学习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爬滚打，我昨天回忆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我想可以将它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片空白期”，第二个阶段是“随波逐流期”，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头再来期”。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到“从头再来期”。我个人是从30岁左右才学会真正的读书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岁左右，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感觉很迷茫的话，没关系，你们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可以浪费。

我从“一片空白期”讲起吧！我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过启蒙式的教育。那时候我读的书基本上就是高考数学习题集，然后我读的最好的书可能就是海淀区高考习题集。我不但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或者是西方的一些经典，甚至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金庸、琼瑶我都没读过。以至于后来在大学跟同学交流，别人都认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空白”对那个时期都是一种美化，因为“空白”意味着你至少没有“中毒”，我现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实还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许多成见甚至是谎言，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摆脱了它们。比如说当时听到“农民起义”四个字，我就会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后来我发现，许多农民起义军比朝廷还要坏。再比如，一听到“北洋军阀”四个字，我就会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现在就会意识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比后来的国民党还要开明。再比如听到“封建社会”四个字，我就会想起“三座大山”，后来就会发现有些人会觉着“封建社会”简直是乌托邦、田园式的生活。所以说当时是“一片空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美化。

朱大可老师就说过他在大学教书时，是帮助学生“从负数变成零”，而不是从零增加一些知识。其实从负数爬到零时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包括我，渗入到潜意识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破除。

进入大学阶段，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七年，这个阶段我称为“随波逐流”阶段。尤其是在本科四年中，教我的老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授，所以在课堂上其实我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大学老师带领我们读四年《参考消息》，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比讲课学到的东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师没有带领我读四年的《参考消息》，而是带我们读了四年《人民日报》， 所以课堂上很难学到一些东西（笑）。

八十年代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在九十年代初还有些尾巴留在那里，那时我们同学流行读尼采、萨特，然后我也会跟着去读，这个就有点像你明明有个三十六码的脚，你非要穿一双四十二码的鞋子，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意识和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根本不接轨。比如说尼采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基督教文明来进行的批判与反思，而我一个从江西小县城跑到北京来读书的小姑娘，天天在那里哀叹“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这里活过一样。（笑）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诞的，在你的问题意识与所读的东西不接轨的情况下， 因为别人在读，所以你也跟着读，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读书思考的方法。

后来读了研究生，这个倾向便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读研究生时是在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流行读一些后现代的作者，比如说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于是我也开始读，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分化。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完全视而不见，然后每天读窝在那里读福柯。我记得福柯当时流行的几本书有《知识的谱系》、《规训与惩罚》，我当时读了之后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感觉他的东西真酷，很前卫。

当时读那种书就好像你们现在手里拿一个iPhone4 一样，是一个效果。比如说你们现在谁还在读周国平，那就好像你们手里拿了一个iPhone1；如果是刘小枫，你就是拿着一个iPhone2；如果是亨廷顿，你可能是拿着iPhone3；但是你读一个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着iPhone4了。当时就是一种时髦、显酷，表姿态，随波逐流的感觉。

其实这样读书是很有害的，我现在建议你们如果读不进去一些大部头的东西，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失措，觉着这书摆在书店商务印书馆一栏里是不是就应该一定要去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找不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关心的问题，不了解他（她）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先不去读也没有关系。

你最应该读的是那些你关心的问题，比如你关心下岗工人问题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去读相关书籍，并不是说你读柏拉图、福柯就比读陈晓鲁、陈志武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高级。虽然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样如雷贯耳，但是从你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也许读着读着，你就可以解决更深的问题，会引领你读到那些更大家的东西，但是没有必要出于一种赶时髦的心态去读书。

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也是我与张健成为同学的时期。我为什么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阶段是“头重脚轻期”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学到很多理论，但是我现在想想，美国的博士学位是配合他们本科的教育来开展的，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本科教育，直接接受他们的博士教育，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比如说当时我们学了拉美政治这门课，当时我们讲了许多拉美政治的理论，但是他是假设你对拉美政治很了解的情况下教你这些东西的。所以当要写一篇解释为什么1973年阿连德会被推翻的论文时，我就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的论文，讲说可以从结构主义、精英决定论等方面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智利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太清楚。

你会发现美国当时的博士教育是培养一种这样的学生，他们嘴里有很多的概念和理论，但他对经验事实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包括当时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相对成功，你又可以分析来分析去，但是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几乎不了解。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的论文或者研讨都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你如果真正理解许多问题“是什么”之后，很多“为什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不仔细了解这个“什么”的问题，冲上去就用宏大的理论概念去分析实际问题时就会出现许多的错位。

比如说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经济学家黄亚生，现在在MIT 工作，他就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当时的西方学者，包括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学者，他分析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因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乡镇企业的产权是属于乡镇政府的，那既然政府所有的企业都能发展的这么好，那就是说不一定要有清晰的产权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当时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种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那黄亚生当时就回到中国，做许多经验调查，搜集无数的档案，就发现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实90% 本质上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为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开展工作，才不得不名义上挂靠在政府的名下。

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发现了这个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之后，那么“为什么” 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认为“头重脚轻”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这也是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你们不要被大的理论、经验所吓倒，仔细地老老实实地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搞清楚，无论是当代中国在发生什么，还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经典到经验》，引起了很多争论。很多人批判我说你怎么教导小孩子不要读经典，其实并不是。我是认为读经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从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 而不是说相反的方向。

现在我开始讲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可以从我之前讲得东西中引申出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从头到来”这个阶段，我是以30 岁的高龄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我觉着是要从真问题出发，你关注什么你就去读什么书。

比如说我在27岁左右开始在网上读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许多有震动性的东西，当时我读到许多关于中国大饥荒的问题，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当时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有关中国革命的。包括后来我关注“民主”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包括写《民主的细节》，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真诚关心什么问题，我就会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思考，去读书。我觉着这样去读书，真的会很有收获，也会非常有乐趣。它不在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发现一种草叫什么、一种星星叫什么的欢愉。
从真问题出发也需要大家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你要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努力去发掘现象背后有什么理论问题。

比如说以前，当我看到一则新闻时，它就是一则新闻而已，但是现在我会去思考这个新闻背后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看到电视里报道菲律宾的腐败案件，我就会想民主国家也会有这么多的腐败，这就是你穿透一个新闻去看背后的问题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亚的局势，你就会去想为什么同样是中东国家，埃及的转型比利比亚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据这个问题去找许多书来读。再比如你看到泰国“红衫军”的新闻，你就会想是不是在民主国家民主会导致过度的民主动员。

我的意思是凡是你看到新闻，甚至是看到鸡蛋价格变化的时候都会想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理论问题，所以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读书思考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是要从实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论概念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发现问题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没有理论的背景。但是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须从经验来回答。比如说，举个例子，美国的民主是不是虚伪？这个你读再多的马克思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去告诉你。那你应该去读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民主的标准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应与民众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应该去读这个国家出台的政策，以及民意测验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方法。你不可能从那些经典著作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我就鼓励这种实证的方法。而且我觉着这种实证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别谦虚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总是流变的， 实证的方法导致你研究的结果必然是开放的，我觉着这是实证研究非常优美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对所有的答案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

我觉着在生活中，如果有人总是把话说得特别满。特别肯定，你就要去打一个问号，他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他一定把一些有限的材料当作百分百的论据来运用。

这就是我说的从真问题出发，以及从实证角度思考的方法。这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吧，谢谢大家。（鼓掌）

提问

提问：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政治，你们读大学的氛围是不是与现在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刘瑜：我觉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确实是生态更多一些。我出国十年， 对现在大学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我总的印象，就是说，当时我们读大学时， 校园里怪人比较多一点，现在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的感觉多一点。但我觉得在任何社会里面，有政治激情的人总是少数，而且不是坏事。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政治冷漠论》， 他的意思是说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前提。我们以前也读过一本，《公民文化》，就是一个好的公民文化，实际上是参与性文化与冷漠文化的结合体。如果人人都强烈地关注政治，对这个社会不一定是好事，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政治体系的超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同学就是想做生意挣钱，他就喜欢弹吉他搞音乐，或者有的同学就喜欢踢球，有的同学他就喜欢在宿舍里睡大觉，这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我觉得假如情况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公共事务，这也是一种反常，很奇怪的现象，这也不符合生态多样化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吧。

我在美国的时候，校园里有的同学未必是关心政治，他可能是出于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比如说特别关心全球变暖问题，特别关心达尔富尔的大屠杀问题。大部分的中国学生的这种政治冷漠，可能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刻意“去政治化”的体制有关系。我们年轻人对这个要尽力保持一种警醒，保持一种警觉吧。

就是说，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你不能够“被不关心政治”。

提问：刘老师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送你一颗子弹》，然后就是里面的“有召唤、爱自由”一直都是我的签名。我一直很好奇，那个“有召唤”到底是什么？

刘瑜：“有召唤”，我不知道需不需要一个所谓社会性意义上的解释，仅仅是我个人的性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早强烈地有“有召唤”感觉，就是我刚才有讲到过，我从2000年开始上网，读到中国革命史的时候，读到中国革命历程中特别惨烈的事情，比如说“三年大饥荒”，比如说“文革”大概200万人死亡，然后就是建国前三年“土改”到“反右”，大概200万人死亡。就是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的那种震撼、那种悲伤、那种愤怒，激起我要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改变人们对历史的一种遗忘和观念，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感到的一种召唤。  

现在，就是我和朋友交流时也会说，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信息，可以说随处可见，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资料好像也毫无感觉，或者说还极力为当时的这种历史情况辩护。人有没有“召唤”，可能以前是个人信息封锁可以解释，现在可能个人的性情有很大因素。

包括最近杨显惠写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他是讲“大饥荒” 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要去抓历史的小辫子，去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说对历史的态度反映了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一定会反映到对未来、对现实、对社会的基本态度。

我的召唤感我也不知道来自哪里，可能更多是一种个人体会和经验吧。

提问：我从初一初二就开始以反叛出现，然后一直就持续到了高中，现在可能就是开始趋向温和了，我觉得现在应该理性的更清楚的认识一些问题，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就想听听两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学生，信息很多，他们就会预设很多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很激烈的想法。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怎样去把握怎样去自我引导？
然后我一定要问，就是刘瑜老师读了这么多年博，爱情和学业是怎样兼得的？（笑，鼓掌）  

刘瑜：额，我简单说下第二个问题吧，爱情与学业其实没有什么矛盾。你学业很成功，也未必会挤占掉你谈恋爱的时间，或者说你学业不成功，你谈恋爱也未必不成功，所以说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我感觉就是说学业更多的是一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和收获直接会有一种对称性吧。相比之下，我觉得爱情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很难说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交流给大家吧。（笑）  

回到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偏激的看法。你刚才说你初一、初二就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你现在走入了温和的境界，首先我恭喜你啊，我感觉就是说五六年走过了别人二三十年的道路啊。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激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年轻气盛，容易形成比较激进的看法。

我想就“独立思考”这个问题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我记得我在网上读到过一个意思，我很赞同——独立思考不一定就是批判性思考，不一定就是批判权威，而是ignore那个权威，就是忽略那个权威。就是说，你不但要有批判他的勇气，你也不能因为他是权威就歧视这个权威，也许有时你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独立思考是开放性的思维，就是即便以前我不同意的人也可能做出对的事情，他也可能说出一句对的话来。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东西我们都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要认为批判就是独立。我觉得你忽略他就是一种独立，肯定他也是一种独立。这是我对一些学生形成偏激看法的建议。

提问：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面，爱情、现实、理想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复杂，你可能为了现实丢了梦想，可能为了爱情把什么都丢了。

刘瑜：我就特别哀叹连岳不在这儿，因为网上有个专栏作家叫连岳，他关于爱情的唠唠叨叨写了四本书。我能理解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对爱情特别敏感，也许也比较困惑吧。现在我回想我和朋友开玩笑，因为我刚才说我在课堂上没学到什么东西，基本上是当了四年的“恋爱专业户”。

我觉得恋爱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从爱情中能学到很多东西，在这充满谎言和偏见的世界里，爱情可能是最真的一种东西。无论是在爱情的甜蜜中还是在爱情的痛苦中，你都能学到关于人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东西，比如说读尼采的东西，什么“上帝死了”，你未必能读出很多门道来，但是你读《少年维特的烦恼》、《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从其中的爱情里面读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记得萧瀚，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他就说，我就鼓励学生在大学里多谈几场恋爱，可能这个就比你从政治课上、从专业课上学到的东西更多，而且对你以后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我觉着就是说在爱情上，你要勇敢。我觉得现在的人在爱情上斤斤计，量入为出，就是看他对你有多好，你就应对性的，对他有多好。就是说如果你不够勇敢的话，你体验到的爱情是非常肤浅的，而且你从这种肤浅的爱情中能学到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挺鼓励大家勇敢地谈恋爱，勇敢地把自己交给自己所爱的人，然后去体验那种人生中最极端的幸福也好，痛苦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过来人，对你们的一个建议吧。

关于现实和理想，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很多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书啊， 就是你能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follow your heart，就是你去追寻你的理想。

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也是一种比较奢侈的想法，就是说，那如果你输了呢？在美国，反正你也饿不死，福利医疗都很好，大不了你到酒吧做waiter、waitress，半年或一年就去“换跑道”去了，但在中国，就像他所说的，可能“换跑道”的成本很高。

但是我建议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年轻的时间，30 岁以前尽量多的尝试多做几件事情，follow your heart。你在30 岁做几件事情其实也不晚。
还有就是说就像刚才一个学生问我的“有召唤”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心里是有召唤的，有些人没有，那对于你心里没有什么召唤，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的情况下，你就follow your head。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你心里是否热烈地想去做。就像以前我写书评的时候，就是《月亮和六便士》，里面有一个画家叫Charles， 他是到43 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非常想画画，他那个时候就抛家弃子，他那时在伦敦做一个股票交易员，他把他的工作抛弃了，把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抛弃了， 然后是先跑到巴黎，跑到太平洋的一个岛上去做一个画家，那真的是对他来说follow your heart，就是他心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就是他非要去画画， 就像掉到水里的人要挣扎、人要浮起来一样，那么强烈的一种召唤。

那么你要不要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你去问你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同时问自己：你心里是不是有强烈的召唤，你心里是不是那么地想去做，以至于要抛弃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如果你有这么一种召唤，你就去做，同时给自己一个时间的期限，比如说你给自己十年的时间去做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之后在我看来你可以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无论你做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你都要做一个负责的人，不要以理想的名义最后让别人来承担代价，比如说你到35岁的时候还让你爸妈付房租，然后你还去追求你的理想，导致你的妻子孩子过得很不好，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人生态度，这是我对理想和现实关系的一个看法吧。（鼓掌）

提问：老师对网络教育怎么看？

刘瑜：我个人觉得网络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比如说像前一段网上特别流行的桑德尔的关于正义的那门课，我自己都是从头看到尾看了两遍，我看它，一个原因是我学它那个东西另一个方面是我想看他的教育方法，看他怎么和学生互动。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觉得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很有限。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比较老化，如果现在的老师也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如果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何乐而不为？

提问：我们大学生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与其说是盲目性更多，不如说是功利性更多。老师对于盲目性和功利性有什么看法？

刘瑜：我觉得对此我不会有苛刻的判断，因为我觉得对很多学生来讲，可能就业的确是一个问题，对于他来说，读研可能逃避一段时间，然后可能高一点儿的学历，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不会批评批判什么的。当然就是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当然可能更倾向于那种真诚的学习，出于好奇心出于求知欲的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最好的一种学习动机吧。

提问：关于公益这件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狗镇》，我就很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给女主人公强加一种价值观，大家生活在那个村里，在某个酋长统治期，其实挺幸福的，面包牛奶爱情对他们来说要比民主自由可爱得多，然后这个就是很伪善的一件事？然后就是一种变相的个人私欲的膨胀吗？  

刘瑜：（笑）你以前参加的公益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是某种项目还是拉一些什么投资的？  

（答：就是自己去一些地方，没有任何目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不给他们带去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带过去一些，强迫地把他们的视野打开了。）  

刘瑜：我觉得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普通农村的老百姓是不是过得那么幸福， 过得那么浪漫田园？这是一个问题啊。其次，就算他们真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去传播一些“妖言惑众”的东西，他也不一定被说服，很可能不会被说服。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过得幸福，那我们去“吹吹风”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像立人图书馆这种项目吧，主要不是一种物质上的帮助，更多是一种价值上的传播，我觉得这种价值上的传播并不是一种强加， 强加必须借助于一种公权力。我觉得是一种分享而已。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包括像接下来几天要来的一些老师，他就是来分享他的一些观点而已，就像你们在座的学生，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至少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经历过，可能有一些经历比我们更多的人他是这样想的。在某种意义上他见过的更多，经历的更多，他是那样想问题的，那你在以后想问题的时候你多了一个参照系而已。我觉得这个离“强加”还很遥远。至少我不担心我给你们讲这些会给你们带来多么大的危害。而且你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和自己的价值观。

我访谈的时候也提到过，“启蒙”就是出走，启蒙其实并不是强加或者灌输一种观念，他其实是引领你看到其他可能性而已，它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这种生存方式，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其他的价值观念，也许我的更好， 至少让我知道了那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反过来说，美国人来到中国旅行，这也是一种启蒙，也是一种教育，他也获得了其他的知识可能性的一种了解。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不会夸大其他可能性对你造成的危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提问：一个同学说，他和他的大学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碰到“存在即合理”，所有辩论几乎无法进行了。另外，在青年人里面中有一个普遍的“相对主义”的东西。就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吗，就你可能是对的，我也可能是对的，所以你怎么你是对的呢？你怎么知道民主就是好的？也许不民主也是好的呢？

还有一种叫做“价值多元化”的东西，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也许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需求和价值需求，所以外国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适合中国的，等等。用这个东西来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

刘瑜：我觉得这些问题都特别特别大，每一个问题都要一门课来讲，我简单说下对“存在即合理”的看法吧。

我觉得如果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进步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存在是合理的，那我们就没有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进化到我们现在用筷子用刀叉吃饭，如果存在是合理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和希特勒的军国主义作战；如果存在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摆脱这个宗教裁判。所以这个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的怎么可能就是合理的呢？你自己去改变这个社会才可能是进步的。

所以，我以前写过文章就是叫《再天真一些》，我觉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一种特别苍老的人生态度，我觉得与之对应的就是一种天真的态度，就是对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发问，不断地去问为什么，不断的去问真的是这样吗，以及为什么要是这样的。所以包括像我写的《民主的细节》，包括像《再天真一些》，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天真”，就是像孩子会问：为什么我们走路要过斑马线啊？为什么鱼睡觉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为什么就是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不许插嘴啊？他对这个世界的事情都问为什么。

我写另一篇文章，叫《牛校牛在哪？》，就是说在我看来教育的功能不是让你变得多么深邃，而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天真，就是你对这个世界你有一种好学在人间奇心、求知欲。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教育的目的。乔布斯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讲， 就是stay foolish，stay hungry。就是永远保持愚蠢，永远保持饥饿。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我觉得和那种“存在就是合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和求知的态度吧。

提问：村上春树说，成长就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磨损和消耗，不管是被体制磨损也好，其他也好，请问老师有没有感觉到在这种成长过程中的磨损和消耗？ 怎样去面对和处理？  

刘瑜：（笑）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会有ups and downs，有的时候兴趣特别高，信心特别足，有的时候就是说做什么都没意义，没劲，自己也没信心。说到受伤害呢，像我过去十年，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有段时间喜欢在网上与人吵架辩论什么的，包括现在我还知道网上还有人专心致志地骂我。但是回头去想，他说的没有价值的部分是伤害不了你的，说的有价值的部分你会悄悄地吸纳，哪怕辩论的时候在台面上你可能不认输，你可能就是不能妥协。很多东西你还是会慢慢纳入到你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的。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你也能从伤害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对这一部分特别地抗拒。

关于伤害，我想起尼采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些没有摧垮我的会使我更强大”。现在回想，其实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现在我能够辩证地看我的这种脆弱， 就是我是一个挺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我觉得我如果不这么脆弱，我可能不会这么痛苦，但是我如果不这么脆弱，我也不会那么敏感。它带来的好处坏处一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你有了这种敏感性，所以你对于别人的这种痛苦也就感同身受，所以你会变得更宽容，所以你的问题意识也比较敏感，你能吸收到很多信息，吸收到很多问题，你的直觉会变得特别发达。所以那些给你伤害的东西也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你不要去排斥那个东西。

提问：前一段日子，我们看到李庄和药家鑫案件得到了一个符合民意的审判，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民粹的胜利”，就是说通过强大的民意来对司法进行了干扰。我的问题是，坚持程序正义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程序正义还有没有它的意义？

刘瑜：我觉得药家鑫案和李庄案还有点不同，我觉得药家鑫案还是民意的作用比较大。但李庄案，的确有很多司法界的也好、媒体也好，网民也好，有很多非议吧。像当时贺卫方老师写信，恰恰是批评司法当中公检法联合办案的问题。公检法联合办案是行政和司法联合办案，这是违反司法的基本的独立原则的。我觉得这种言论干预司法恰恰是帮助这个司法系统建立它合理的司法程序原则。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原则说，这种干涉是一种好的干涉。

那么我回头来讲这个司法程序公正和民意的关系。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尽力建立那种独立公正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程序受到民意干扰几乎是不可避免。你看美国的司法史，美国种族主义的司法史，就是1894年的那个审判，他那个结果是种族隔离是合宪的，到1954年的那个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审判的结果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他都是合乎司法的审判的程序的，那为什么结果完全不一样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堕胎，最高法院对堕胎的审判，1973年堕胎合法化了，他也是因为民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死刑问题，先是撤了然后又恢复，也是因为这个最高法院受到这个民意的影响。所以，哪怕在美国，这种非常讲究司法程序的地方，司法还是受到民意的影响。这一点我想可以肯定。

同时，我想还是要坚持被告获得律师的权力、被告有和证人对质的权力，包括这种陪审团的权力。所以，这方面的程序正义尽量还是做到最好，就算这方面做得最好，司法受到民意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

提问：前段时间在“一五一十”上翻译了一本书，叫《百年非暴力抗争》，我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和丑恶的时候，如何去理性地或者说理智地与不公平作斗争，又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对政权的恐惧，以至于我们如何去破除这种恐惧？  

刘瑜：非暴力运动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印度甘地嘛，但是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甘地针对的对象——大英帝国，它本身是有一个拉回谈判桌的可能性的， 说白了，你对他非暴力，他也对你非暴力。否则说这种非暴力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放到中国具体的情境当中，我个人的判断还是说要非常谨慎地使用暴力，因为暴力具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繁殖力。所以这种革命的悲剧，包括像前两天， 我看那个书里面讲到洛杉矶1992 年暴乱，黑人为了反抗警察的暴力就进行烧杀劫掠，最后发现伤害得更多的不是白人，而是那些韩裔的店主，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我觉得暴力说白了就是“子弹不长眼睛”，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说到对社会上存在的恶如何去反抗，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讲到过几个层次，有积极作恶的人，有消极作恶的人，有积极行善的人，有消极行善的人。至少我们要做到“不积极作恶”。比如我们说到的城管打人，或者是监狱里的刑讯逼供，我觉得就是在“积极作恶”。“消极作恶”我觉得没办法，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吃饭拿去报销，纳税人的钱其实花在我们教授的身上不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一种就是“消极作恶”，要最小化。我觉得还有积极行善的人。他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去抵押，做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善事， 去履行他们心中的正义。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也许我们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险，而且我也不鼓励年轻人抛家弃子。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消极行善，尽量在自己的生活中“就地反抗”，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师，尽量做到不跟学生撒谎，不骗学生。那么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中，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加公益活动，去帮助可能帮助的人，传播一些理念。

提问：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如何判断信息真假的问题？我相信在一个言论不自由，报道很难真实的社会，每个人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观察，官方报一味地在美化社会，然后你不相信这些东西，你去“翻墙”，你去寻找其他渠道的信息的时候你又会怀疑是在恶意的颠覆某个政权造谣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很难去判断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很难有自己的立场。

刘瑜：我很很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很难做判断的话就少做判断，因为我觉得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说少做结论，少下判断吧。

提问：老师好，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就是说你们刚说自己是“反动派”，那就是在中国语境下的“右派”，自由派学者，那么你们是怎么看待大学的“左派”学者，你觉得他们是真诚的还是谄媚的？在中国政治光谱日渐清晰的情况下，你觉得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一个局面？

刘瑜：我觉得说“反动派”是戏谑，我们都是“进步派”。（笑）他们是否是真诚的，我没法做判断，虽然我的朋友聊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新左派”是“投机派”，我都尽量不做判断，我都尽量假设我的论敌和我具有一样有真诚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态度吧。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不想去质疑人家的动机。而且我觉得评论人家的观点就足以让你做出很多的判断和批驳了，没有必要去假设人家的动机。

政治光谱的清晰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现。包括像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聊到说，你们这个立人图书馆不对，好像请来的都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也分很多派，“自由派”内部像我们是属于那种比较西化一点的，像秋风是儒家自由主义，像李子旸我觉得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我那种就有点不同了。但是，就如我刚才所讲，正常社会里边一定是生态多样化的，那我觉得对普通的学生来说，你们所要做的是在观点的市场里边选择观点比较有信服力的那种观点，然后来接受、批判和消化什么的。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有中国政治、转型政治经济学、比较民主化、中国革命，著有时政专栏集《民主的细节》、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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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给社会“添乱”的知识分子
2013年12月24日
    来源：东方早报   

刘瑜

“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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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