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之图”酝酿于伟大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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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之图”酝酿于伟大心灵《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22日   16 版）

《愚公移山》草稿

    一九四〇年五月，徐悲鸿在大吉岭小住。
    在南亚次大陆，大吉岭是难得的避暑胜地。印度的夏季炎热而漫长，英国殖民当局官员和其他有钱人，总是连家带口，离开蒸笼似的城市，到这里远望群山，享受凉爽的空气。因此，大吉岭虽然偏远，别墅与客栈却不少。
    而徐悲鸿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到这个边远小镇，绝不满足于泡一杯咖啡或一壶茶，坐在客栈前观看喜马拉雅山的风景。尽管有强烈头痛的高山反应，也知道一路崎岖不平、危险丛生，他仍要登上喜马拉雅山，画出喜马拉雅山。
    一个阳光充沛的早晨，徐悲鸿和他的友人骑上骏马，奔向雄伟壮阔的世界屋脊，那是他久已向往的神圣高地。他们深入靠近喜马拉雅山的高原地区，迎着寒气逼人的阵阵冷风，盘旋在悬崖峭壁之间的蜿蜒山路，连绵起伏的峰峦、皑皑无尽的白雪和飘散在前后的云朵，还有时不时马背颠簸的惊险，给他以壮阔而瑰丽的感受。
    在喜马拉雅山的奇峰之下，一片巨大的山林豁然闪现，色泽竟然如夕阳般的通红。徐悲鸿惊叹，海拔如此之高，却有这般奇树，周围没有任何杂生树木，连杂草也没见到，似乎正是平常植物难得生存的自然环境，创造了一种低海拔罕有的美丽。他吟诗曰：
    花上九霄花愈浓，
    四周山尽白云封。
    向来惯识悠悠态，
    味其滋嘘造化功。
    徐悲鸿沐浴着阳光，站在神奇的雪峰之前，雄奇的世界第一峰金光灿烂，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也感到艰苦攀登后的喜悦。
    徐悲鸿说，登喜马拉雅山是“平生第一快事“。
    对于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叩动着徐悲鸿的心弦。当他把灵魂交给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他感受到大山传达给人的坚强性格。他所看到的喜马拉雅山奔腾起伏，直指天穹，他知道喜马拉雅山脉就在国境上，在祖国的那一端也有它傲岸的身姿。
    于是，这个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小镇，出现了一个勤奋的写生者。徐悲鸿带着纸和笔，不停地四处采风，用速写记录着高山峡谷与风土人情，他在积累着创作素材。而他不是桃花源中人，天天收听广播，了解国内的最近战况，随之或喜或忧。他在一幅《群马图》上题写：“悲鸿时客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鄂北大胜，豪气勃发。”
    穿越山峰的茫茫云海，或许来自一个游子的故乡吧。
    而喜马拉雅山，不正象征着压不垮的民族之魂吗？
    徐悲鸿激动着，忘我地工作着。他运笔挥毫，作了《喜马拉雅山之晨雾》、《喜马拉雅山之林》等国画，他还为喜马拉雅山画了“油画肖像”。一位著名的油画家说，徐悲鸿喜欢用刀作画，他不是用软尖的画刀，而是用相当硬的刮刀。《喜马拉雅山》这幅风景油画的很大部分是用刮刀画的，树枝也是用刮刀压出来的，树叶也是刮刀粘出来的。
    以刀作笔，与其说作画，不如说是宣泄。
    在风光旖旎的世界屋脊，徐悲鸿的思绪仍牵挂着战火中的祖国。一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徐悲鸿给友人王少陵函：
    印度七月起即入雨季，炎暑少刹，故弟至六月底即下山，而行止迄今未定。以工作论，印度最好，但国内催归殊急，弟拟由南洋再举行一两次展览方归国。中条山大歼灭战小鬼将死十万，最后胜利已极近，国外之人闻之均心慰也。弟之通信处暂定在港中华书局，吾侪一函往来必逾两月，故由港转可不损失时间。
    一九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回到圣地尼克坦的徐悲鸿，来到泰戈尔府邸，向泰戈尔辞行，他准备返回新加坡。大病初愈的泰戈尔靠在躺椅上，他穿着徐悲鸿熟悉的黑色宽袖大袍，白发披肩，白须垂胸，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泰戈尔语气舒缓，与徐悲鸿谈天说地，徐悲鸿感受着诗翁对人生的洞察与感悟，想到的比喻就是喜马拉雅山。
    山一样伟岸的泰戈尔，一生淡泊名利，为追求理想宁可遭人非议。当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贺喜信函和电报以及溢美之词，像一波又一波潮水似的涌来。有一个由五百位社会名流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赶来向诗圣表示敬意，泰戈尔耳朵灌满了好话，他却直率地说：“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无法接受你们如此的厚爱，就像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不需要帮助，最痛苦的时候不需要安慰一样，现在我也不需要你们的祝贺和致敬!”
    如同喜马拉雅山不为风雨所动，信念坚定的泰戈尔也不为盛名所累。徐悲鸿佩服泰戈尔依然深居简出，把喧嚣和虚伪挡在他的故乡之外。
    泰戈尔对徐悲鸿说：“请你在临行前帮着挑选我的画吧。”泰戈尔将在他的大量画作中精选一批，以便印制泰戈尔画集。徐悲鸿愉快地答应了。他知道，绘画如同作诗，是泰戈尔激情宣泄的另一种方式。泰戈尔伏案绘画时，徐悲鸿在旁边画过速写，泰戈尔似乎忘却尘世间的一切，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一气呵成，画风不俗而奇绝。
    次日，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约定，在泰戈尔客厅中开始工作。当他面对着堆成山似的泰戈尔画作，感受到了一位世纪文化巨匠的博大。泰戈尔钟情于大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奇花异卉，都曾进入他的诗，也进入他的画，并且打上了印度民族的强烈烙印。徐悲鸿与其是在选画，不如说是在领悟泰戈尔的心灵。
    泰戈尔秘书告诉他，泰戈尔二十多岁学画，到当时耄耋之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他的诗与画中，已存画作两千多幅，题材之丰富、内涵之深邃、风格之多样、数量之可观，不逊于专业画家。徐悲鸿从早到晚，用了两天时间，选出了泰戈尔画的精品三百幅，最佳之作七十幅，经泰戈尔过目同意，交给印度国际大学出版。
    泰戈尔很满意徐悲鸿的眼力。他拉着徐悲鸿的手，像对待一个即将出远门的亲人，诉说他对中国友人的思念，对中国遭受战争苦难的同情。徐悲鸿对这位老人也依依不舍，他在泰戈尔的精神中领略了许多，对于人类的关爱，对于文化的信念，对于社会的责任。超然物外的泰戈尔，在中国被侵略时不再超脱，大声说出自己的愤怒。
    泰戈尔听徐悲鸿讲述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深受感动。这位宣扬“大爱与和平”的文学泰斗，原先对日本心存好感，他访问过中国一次，去日本则已多次，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他表示痛心与失望，撰文谴责日本“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印度国际大学发起捐助中国难民，泰戈尔带头捐款五百卢比，表达他的鲜明爱憎。
    徐悲鸿从泰戈尔身上，看到了人类的良心。日本诗人野口写信给泰戈尔，说日本侵华“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纠正中国的错误观念”。泰戈尔把他的回信登在报纸上，他说：“如果你能说服中国人相信，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变成无家可归的乞丐……如果你能说服这些受难者相信，他们是享受你们的恩待而且最终能挽救他们的民族，那你就没有必要来说服我们相信贵国的高尚愿望了。”
    此时泰戈尔七十九岁了。徐悲鸿当年离开法国巴黎时，与恩师达仰先生告别，那份伤感使他久久不能释怀。说是再见，其实就是永诀。徐悲鸿与泰戈尔的分手，何尝没有同样的伤感。他把泰戈尔的友好感情珍藏在内心，带着泰戈尔送给他的诗集离去，而泰戈尔清新隽永的诗意伴着他远行：“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泰戈尔逝世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告别泰戈尔才八个月的徐悲鸿怀着巨大的悲痛，立即写就了《泰戈尔翁之绘画》和《诔泰戈尔先生》两篇纪念文章，送到《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家报馆，分别登载于九月八日两报的泰戈尔追悼特刊。当天下午17时30分，徐悲鸿赶到新加坡电台，对着麦克风宣读自己的广播稿：
    上个月的七号，亚洲落下一颗巨星，就是印度最大诗人泰戈尔仙逝。我游印度是由泰戈尔先生的盛意邀请，并在泰戈尔先生所创立的国际大学住了八个月。当然我所见到的，不过是些皮毛，但皮如虎之皮，毛如孔雀之毛，也就够美丽了。他老人家“九·一八”之前对中国日本一样，这十几年来，激动了他的正义感，堂堂正正出面申斥侵略者，指为祸首，直至其临终前所发表的意见，仍是如此同情中国坚强抗战，以爱好和平。泰戈尔先生如此激昂鼓舞我们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光明而战！
    徐悲鸿十分珍惜与泰戈尔的友谊。回国后，他把与泰戈尔相聚的合影照片，一直挂在家中的书房。他把泰戈尔看成一个伟大哲人，一个终身挚友。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那片土地上，徐悲鸿独自舔舐感情的伤口，顽强地站立起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把个人悲欢放在身后，苦苦构思一篇宏大的时代长卷。
    当徐悲鸿身处印度和平乡的时候，就怀念着并不和平的祖国。他在送印度友人的《奔马图》上题写：“孑然一身，良朋渺远，故园灰烬，祖国苦战，时兴感慨耳。”
    此时，国内的战局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为了打通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几十万中国军民用最为简陋的工具、最为坚韧的毅力、最为顽强的拼搏，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血汗横飞，凿通了一条生命线路——滇缅公路。
    这悲壮的情景，代表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生存状态，萦绕在徐悲鸿的脑海中，时时让他夜不能寐。他为一种悲壮、执著、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所着迷。
    冥冥之中，徐悲鸿感觉到，这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精神，这是一种照亮他灵魂的精神，一种足以鼓励千百万中华儿女的精神，就像他在巴黎卢浮宫里所见到的宏大战争历史画卷，能与一个伟大民族的壮举相衬的画卷。
    给他鼓舞的是德拉克洛瓦，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这是一句波澜壮阔的诗，也是德拉克洛瓦给自己的巨作起的名。这位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在艺术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用油画记述法国革命的牺牲精神，写出这样一部现实斗争的宏伟报告。
    徐悲鸿曾在巴黎卢浮宫，与这幅历史画卷久久对视。
    他看到巴黎的街垒弥漫着硝烟，在鲜血与生命的衬托之下，共和国三色旗在风中狂舞。一位美丽女性迎着枪弹，高高举着旗帜，引导着起义者去冲锋陷阵。人们说，这位面对着邪恶无所畏惧的自由女神，就象征着参加正义之战的法国。
    法国人因德拉克洛瓦而自豪，把他看成记录时代的人民画家。
    徐悲鸿要画史诗，激励中国人奋起抵御侵略的史诗，画中国的《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女神引导人民》，画一幅属于东方的伟大史诗。
    这就是后来《愚公移山》这幅历史巨作的创作起因。
    伟大创作酝酿于伟大心灵。徐悲鸿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他在西方绘画的海洋中沉浮，在中国传统的沉淀里寻找，无数张画的打磨，似乎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远离故土与亲友，徐悲鸿是孤独的，而这孤独是艺术巅峰生长的沃土。
    他似乎读懂了德拉克洛瓦的名言：“人最大的不幸之一，是永远不能被人彻底理解和领会。每当我想到这点时，总觉得这正是生活中无法医治的创伤，这种创伤注定我的心灵要遭受到无法摆脱的孤独。”在孤独中他进入了状态。
    白胡子愚公与他的强壮子孙，从洪荒远古奔来徐悲鸿笔下。他们赤裸着血肉身躯，也赤裸着坚定的信念，背负着青天挖山不止，因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愚公移山》轮廓在画家大脑中逐渐地清晰。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徐悲鸿写信给舒新城，与友人分享他的创作激情：
    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
    对别人不吝赞扬，而对自己画作一向低调的徐悲鸿，少有的用了“伟大之图“的说法，这是一个画家的自信，在艺术臻于成熟时的自信。
    了解了这些的我们，重新审视这幅我们早已熟悉的画面，我们发现，原来它所潜藏的内涵是那样的厚重而广阔无垠。我们感到了一个画家的灵魂搏动、心脏的跳跃、血脉的贲张，感到了画家在创作时的那股燃烧到了极点的情感火焰。
    徐悲鸿对于别人不吝赞扬，对自己却少有自诩。油画《愚公移山》却是一个例外，他给友人写信就悄悄说过“伟大之图“的评语，这是一个真实预言。后来《愚公移山》在重庆展出轰动一时，而今早已是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之作。
    （本文摘自《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傅宁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二版，定价：5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