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宪范:20世纪学术史的侧影
发布时间:2014-01-25
作者:孟宪范
——读《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主编的《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下册)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学问人生》(上下册)的续集。与2007年的《学问人生》一样,续集旨在继续展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思维智慧和学术贡献,给广大中青年学者治学、做人树立榜样,提供启迪。
《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全书共90多万字,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78位名家半个世纪以来治学与做人的事迹。 该书的编委会在“前言”中对这些学者的精神做了极好的概括: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他们始终坚持的治学、为人的高标准,值得我们后来人传承不辍。
与此同时,这些名家杰出的学术贡献、治学路径及其背后的道德力量,还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得窥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
让我们尊崇地想到他们
对于该书的出版,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这书会有人看吗?在这浮躁虚夸的世界,追逐功利者天下滔滔,能有几个人会沉下心来与这些“素心人”的精神结识?
转而又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被人们称为“最高学术殿堂”,是俊彦荟萃之所;书中记叙的社科院的名家,足可使人仰视。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们怀有温情的敬意,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为什么?
让我们先看这78位名家的特点。蒋寅曾经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过系统研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78位学者大略属于蒋寅所说的20世纪学者中的“第一代”,这一代人有着国学基础坚实且中西兼通的优势: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 【1】
蒋寅所论甚是。粗略说来,这一代学者早年学养深厚,中年经过近30年的磨难,损失了学术的盛年。1977年后,他们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得以进行中断多年的学术研究,并且担负起学术传承之重任,以使文脉得以延续。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叶,健在者仍未停息。本书浓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大抵属于这一代的学者的人生和治学,因此,阅读他们,就是从一个侧面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而且,这些名家多属传统的文史哲诸学科,属于现代社会科学者较少,他们的学科结构特点也可反映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
这些“最高学术殿堂”中的俊彦,他们的人生个个精彩;可以说,《学问人生续》介绍他们的治学、人生,是一本向他们致敬的书。
再看作者的特点。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威望和动员力量,组织了七十多位高端作者撰写本书。在被介绍的78位学者中,19位学者是自述;59位学者则以他述为主,间或有辅以自述的。就他述部分而言,这五十多位作者中大多自己就是著名学者,例如写夏鼐的徐苹芳,写任继愈的杜继文和李申,写牙含章的史金波,写罗常培的道布,写郭沫若、尹达的谢保成,等等 。由于他们自己就是相应学科的专家,凭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多是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为被写学者定位,并解读他们的人生和治学。我们知道,科学知识是有结构的知识。由于作者多将所介绍的学者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来论述,所以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结构的知识,其评价的准确度和深度自非一般写者所能望其项背。退一步说,这些杰出学者的学问人生,也只能让行家来介绍,若让一个不谙学术的作者来写他们,纵有李杜般的妙笔,也是无奈的。再者,本书的许多作者如杨春学、张宪博,乃是所写学者的学生或助手,有亲炙謦咳之幸,他们不仅对长者的学术思想有真切的把握,而且还富有质感,细节描写分外感人。试想,若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专家协会,还会有谁能够组织这么多高水平的作者来撰写本书呢?
这部书学者杰出、作者出色,学术含量高,且信息密集。可以说,因了这78位杰出学者,因了这些非比平常的作者,研究中国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绕不开这本书。
所以,如果是有心人,读来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何况,总会有人关心那些世世代代被倡扬的价值,总会有人超越物质的满足,追求那些精神之光吧!
借用冯象之语:这本书让我们尊崇地想到这些名家。
以学术为生存方式
那些学术巨擘,无一不是既有超人禀赋,又肯上下求索,乃至生死以之的。 如该书“前言”所说,他们为学术而献身、为真理而献身,并且靠持之以恒、埋头苦干,在学术中求得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们是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一,他们不惮劳苦繁琐。
汉语音韵学大家罗常培(1899-1958),研究汉字读音,包括各历史时期读音、音韵的流变。他的原则是:“材料尽量网罗,使无遗漏”。“使无遗漏”虽则仅四个字,细想起来却惊心动魄:罗先生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啊!在音韵学中,要知道汉字古代的读音,通过反切来辨认比较直接。为了探讨东汉至初唐间长达六百年左右的音韵,罗先生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反切所做的卡片竟达6万张。逻辑学家汪奠基(1900-1979)的治学原则与罗先生相似。他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用第一手资料写出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经过多年艰苦的积累,他终于在去世前两个月写就了 《中国逻辑思想通史》一书的后记,而终未看到成书。
第二,他们在逆境中仍然坚持思考探究。
这一代学者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运动的磨难。而就是在这些逆境中,他们焕发出科学家精神的光辉。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一生中三次集中读《资本论》,其中两次在囹圄之中:一次在国民党的监狱,一次在文革的牛棚。他在牛棚所写了45万字的《资本论》的读书笔记,这笔记后来成为他的专著《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的基础。许先生在罹患肺癌晚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还心系学术,抱病作学术报告、约学者谈学术生态经济学会的工作。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1930-),在文革中与病中顾准的学术交往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巨大提升,他牢记顾准最后“努力学习,待机守时”的嘱托,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从迷茫到觉悟,确立了此后的学术理念和改革的方向感。改革开放后,1984年,他和马洪、周叔莲,以及高尚全、杨启先共同努力,终于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中,1992年,又和薛暮桥、刘国光等经济学家一道,为中共十四大文件中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后,他又提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凡此均与他在文革中的思考和密切相关。
第三,他们甚至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夏鼐(1910-1985), 在考古学文化、碳14断代法的应用、中华文明起源这三个考古学发展的划时代课题的研究上,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5年6月17日,在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有关稿件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病逝。国际问题学者刘思慕(1904-1985),去世前一周还在抱病写作,上午坚持完成一份文稿,下午诊断为脑血栓,不久去世。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李健吾(1906-1982),是在一篇文章刚开头的时候,倒在书桌前去世的。 宪法学家王叔文(1927-2006)去世前一天晚上,还伏案写作。
敦煌学家、中外关系史专家、东西交通史学家向达(1900-1966)曾赞扬玄奘的精神:“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禁苑”。联系到他自己的学术实践,难道他不是在以此自励?
这些杰出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真正是为学术而献身啊!
责任感:他们的研究选题和人生选择
丘吉尔曾说:“伟大的代价是责任。”(“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旨哉,斯言!一个人肩负的责任愈是和那些最深刻的价值相联系,他被激发出的人性力量愈是惊人,魅力愈是光彩夺目。无数志士仁人的感人故事都在反复阐明这一点,《学问人生续》中所记叙的学者也在证明这一点。
这些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责任是什么?它是力量的源泉,选择的依凭。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乱、 发展、崛起的巨变,其间还有一段极“左”路线之下知识分子遭受磨难的历史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具有中国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学者,人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
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种种选择,都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他们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表现了对于民族家国深深的忧患和责任感。
博学、儒雅的藏学专家柳陞祺(1908-2003),学深似海,心淡如菊。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任职时所写资料就对于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有力依据,使得后人感慨:“真应当为柳先生记一功!”他所写的一系列藏学论文,被学者誉为“志隐味深”“掷地有金石声”。最为令人感动的是,1987年,他已年近九旬,还与著名藏学家邓锐龄合写了数篇清代西藏史论文,特别是多次强调:“要快点抓,时不我待”。1998年,他以90岁高龄发表了论文《18世纪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始末》,厘清了1718-1720年西藏史上一段头绪纷繁的重要历史。2001年,年已93岁,还对邓锐龄说:“我总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国家和主权问题搞清楚”。 “要快点抓,时不我待”这句话反映出的忧患意识使人感佩。他真是一位默默作战的斗士!
欧洲学专家陈乐民(1930-2008),多年来潜心研究欧洲,最后十多年虽身染沉疴,容颜憔悴,仍然思考不辍。他研究的中心命题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他为什么做此选择? 有人恰切地概括: 陈先生“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他是为了探究欧洲何以能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素,以之为参照系,探讨“中国何以为中国”,以及中国未来发展从欧洲经验中可借鉴之处。 陈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中国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他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其次,他们的责任感还表现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
民族学家牙含章(1916-1989)以自己的民族学、宗教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为人生选择的原则,令人感动。 牙含章有一份传奇人生。他自小勤奋好学,身为汉族,为学习藏语文而到拉卜楞寺当临时喇嘛。因通藏汉两种文字,他1937年就曾进藏,在中央政府与西藏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1年冬,为落实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需要护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进藏,而由于达赖与班禅历史上不和,护送进藏任务复杂艰巨。牙含章因通藏语文,而且和藏族上层有良好的关系,于是当此重任。冬季进藏,要翻越海拔5600公尺高的唐古拉山山口,他们历经4个月方到拉萨,其艰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后来,因了他的藏语文修养、对藏文化的了解、与藏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友好关系,以及对于西藏事务的学识,又留在西藏工作了多年。至于他的藏学研究,则始终与国家对藏工作紧密相连 。这一研究开始于延安时期,在服从国家民族工作大局的原则下,长期边工作、边研究,直至1958年后,方专职进行民族学、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且颇有建树。
|
|
|